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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公司治理结构
《董事会》: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两房”被强行“国有化”，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相继破产，美林易主美国银行，投行被迫转型，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被收购，照你的观察，目前是否已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或者是否还会更加恶化？
金晓斌:这个问题比较难说，美国经济现在瞬息万变，前些天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等，都在讨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所以现在有些人说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是不对的。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基本上都是盲人摸象，实际上很难说。次贷危机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爆发期，很难說不会再扩大，因为现在还仅仅涉及在虚拟经济，以后还会慢慢波及到实体经济当中。
《董事会》:你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金晓斌: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就是因次贷而起，实质看，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这些宏观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在这样的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创新过度，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导致了内部人控制，内部人追求高额的回报，追求短期利益，导致了过度的风险。
《董事会》: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出现了问题？
金晓斌:对，美国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公司治理模式，委托代理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现代公司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股东本位，即所有权经营权都是股东自己的。但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了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分开了，就出现了CEO，这就是CEO本位，经营权就从股东那里让出去了，但让出去以后发现不行，因为经理层的目标函数和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股东是要求股东的最大回报，经理层是要求自己的最大回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股权激励，给经理层巨额的花红，让经理层持有股票。我觉得这又退回到原来的股东本位，是变相、部分的倒退。正是这样，就导致安然、世通集团，也包括现在的雷曼等公司都出现了问题。内部人控制导致短期行为的出现，经理层把风险转移给股东、转移给投资者、转移给其他的金融机构，然后自己借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正因如此，上世纪80年代发起了公司治理变革，那么现在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董事会本位，进行集体决策。但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金融危机是对公司治理的挑战？我们中国是照搬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不能完全说对或者不对，但我觉得确实不太妥当。美国是单层的委托代理，其代理链条很简单。我们中国的企业多是股权高度集中的，它有个双重委托代理的问题。就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国有控股的大股东，是要委托人的，然后实际上好多中小投资者也还有个委托问题，这就涉及到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损害。
《董事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很突出的。
金晓斌:我觉得之所以说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就是应该反思。现在最明显的就是监事会在我们这里作用完全失效，就完全是一个花瓶，不管你怎么说，事实就是这样，监事会应该是监事董事会、监视经营层的，但是它在整个公司治理体系里是最弱的。
美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不变
《董事会》:美国政府目前在推动规模空前的救市计划，美联储公布将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瑞士央行联合向金融机构提供无限额美元资金供应，这些举措对缓解金融危机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金晓斌:这个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规模我觉得还是可能远远不够，窟窿太大。也就是刚才提及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是最坏的时候？对这个前提有了判断，我们才能对这个救市计划有个大致的概念。现在如果说金融危机已经传染到实体经济的话，我觉得7000亿是不够的。
《董事会》:有的学者认为通过美国政府的7000亿救市计划，并美联储的美元资金供应，半年内应该可稳定住金融市场，但美国经济衰退则是难以避免的，并要经历很长时间。
金晓斌:衰退是肯定的，一般来讲，起码要三四年。
《董事会》: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在反思美国的金融模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晓斌:我觉得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肯定会延续，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的还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彻底的质的改变。所谓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着很多内容，包括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一直都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模式我觉得不会改变。而且这种模式也不是美国专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同地采用了这种模式，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内，现在也在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所以我说这种增长模式不会改变，还会持续，关键是怎么控制风险。我觉得中国可能不会出现美国那样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是从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那肯定是正确的，关键是掌握度。消费观念是要有变化的，中国肯定要拉动内需，原来是靠美国的消费来带动我国GDP的增长，现在呢是要靠国内的消费。
对中国影响很大
《董事会》:近期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转型，你认为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着多大的损失？
金晓斌:这次危机实际上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是比较大的，现在报纸上很多的文章都说影响不大，我觉得这也是盲人摸象、掩耳盗铃的思路。危机已经来了，你还说影响不大，我觉得更是在误导决策层。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我们的出口面临着挑战;我们的美元资产严重缩水，外汇储备面临重估的风险;全球信贷紧缩和信贷危机的蔓延，肯定会波及到我们中国市场;同时，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最后就是我们的银行。目前国内的证券公司还没有走出去，像“两房”债券、雷曼的债券，都没有投过，受到影响的就是银行，当然现在各家银行都说影响不大，但到底影响多大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董事会》:中国要办好自己的事，要如何来办？曾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参与美国救市，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有限度地参与美国救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晓斌:中国要不要参与美国救市，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出了问题，美国要不要来救中国的市呢？我们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以后，或者我们银行有了呆坏账，他是不是来注资，或者来买我们的债券呢？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解决了吗？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明明白白的，从我个人的判断，我们的宏调，从“两防”到“一保一控”，那么现在基本上不提那个“控”字了，就是要保增长了。
实际上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被美国金融危机给打断了，所以我们今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因为原来那种靠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环境、能源都不能够持续地支持这种增长模式，原来的增长模式其实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非常对。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就是宏调，而宏调被美国金融危机所打断，这样我们的整个经济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
《董事会》: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两房”被强行“国有化”，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相继破产，美林易主美国银行，投行被迫转型，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被收购，照你的观察，目前是否已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或者是否还会更加恶化？
金晓斌:这个问题比较难说，美国经济现在瞬息万变，前些天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等，都在讨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所以现在有些人说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是不对的。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基本上都是盲人摸象，实际上很难说。次贷危机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爆发期，很难說不会再扩大，因为现在还仅仅涉及在虚拟经济，以后还会慢慢波及到实体经济当中。
《董事会》:你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金晓斌: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就是因次贷而起，实质看，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这些宏观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在这样的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创新过度，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导致了内部人控制，内部人追求高额的回报，追求短期利益，导致了过度的风险。
《董事会》: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出现了问题？
金晓斌:对，美国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公司治理模式，委托代理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现代公司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股东本位，即所有权经营权都是股东自己的。但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了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分开了，就出现了CEO，这就是CEO本位，经营权就从股东那里让出去了，但让出去以后发现不行，因为经理层的目标函数和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股东是要求股东的最大回报，经理层是要求自己的最大回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股权激励，给经理层巨额的花红，让经理层持有股票。我觉得这又退回到原来的股东本位，是变相、部分的倒退。正是这样，就导致安然、世通集团，也包括现在的雷曼等公司都出现了问题。内部人控制导致短期行为的出现，经理层把风险转移给股东、转移给投资者、转移给其他的金融机构，然后自己借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正因如此，上世纪80年代发起了公司治理变革，那么现在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董事会本位，进行集体决策。但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金融危机是对公司治理的挑战？我们中国是照搬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不能完全说对或者不对，但我觉得确实不太妥当。美国是单层的委托代理，其代理链条很简单。我们中国的企业多是股权高度集中的，它有个双重委托代理的问题。就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国有控股的大股东，是要委托人的，然后实际上好多中小投资者也还有个委托问题，这就涉及到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损害。
《董事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很突出的。
金晓斌:我觉得之所以说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就是应该反思。现在最明显的就是监事会在我们这里作用完全失效，就完全是一个花瓶，不管你怎么说，事实就是这样，监事会应该是监事董事会、监视经营层的，但是它在整个公司治理体系里是最弱的。
美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不变
《董事会》:美国政府目前在推动规模空前的救市计划，美联储公布将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瑞士央行联合向金融机构提供无限额美元资金供应，这些举措对缓解金融危机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金晓斌:这个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规模我觉得还是可能远远不够，窟窿太大。也就是刚才提及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是最坏的时候？对这个前提有了判断，我们才能对这个救市计划有个大致的概念。现在如果说金融危机已经传染到实体经济的话，我觉得7000亿是不够的。
《董事会》:有的学者认为通过美国政府的7000亿救市计划，并美联储的美元资金供应，半年内应该可稳定住金融市场，但美国经济衰退则是难以避免的，并要经历很长时间。
金晓斌:衰退是肯定的，一般来讲，起码要三四年。
《董事会》: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在反思美国的金融模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晓斌:我觉得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肯定会延续，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的还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彻底的质的改变。所谓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着很多内容，包括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一直都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模式我觉得不会改变。而且这种模式也不是美国专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同地采用了这种模式，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内，现在也在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所以我说这种增长模式不会改变，还会持续，关键是怎么控制风险。我觉得中国可能不会出现美国那样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是从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那肯定是正确的，关键是掌握度。消费观念是要有变化的，中国肯定要拉动内需，原来是靠美国的消费来带动我国GDP的增长，现在呢是要靠国内的消费。
对中国影响很大
《董事会》:近期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转型，你认为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着多大的损失？
金晓斌:这次危机实际上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是比较大的，现在报纸上很多的文章都说影响不大，我觉得这也是盲人摸象、掩耳盗铃的思路。危机已经来了，你还说影响不大，我觉得更是在误导决策层。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我们的出口面临着挑战;我们的美元资产严重缩水，外汇储备面临重估的风险;全球信贷紧缩和信贷危机的蔓延，肯定会波及到我们中国市场;同时，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最后就是我们的银行。目前国内的证券公司还没有走出去，像“两房”债券、雷曼的债券，都没有投过，受到影响的就是银行，当然现在各家银行都说影响不大，但到底影响多大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董事会》:中国要办好自己的事，要如何来办？曾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参与美国救市，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有限度地参与美国救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晓斌:中国要不要参与美国救市，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出了问题，美国要不要来救中国的市呢？我们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以后，或者我们银行有了呆坏账，他是不是来注资，或者来买我们的债券呢？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解决了吗？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明明白白的，从我个人的判断，我们的宏调，从“两防”到“一保一控”，那么现在基本上不提那个“控”字了，就是要保增长了。
实际上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被美国金融危机给打断了，所以我们今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因为原来那种靠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环境、能源都不能够持续地支持这种增长模式，原来的增长模式其实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非常对。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就是宏调，而宏调被美国金融危机所打断，这样我们的整个经济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