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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理由：他的身上有农民的纯朴，有学者的风范，又有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以冷峻的笔触深耕沉默的土地，他以幽默的腔调解读人性的思考，他用“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的如椽大笔撑起了“乡土之国”的人文高度。
自从他将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授权女儿拍摄之后，整个媒体的热闹就一直随着他的出现随时出现，一年过去了，丝毫未减。然而他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淡然。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自2009年出版以来，有过不下10位国内著名导演希望购买版权拍成电影，但最终都因为他们难以解决小说中人物众多、时间跨度过大的问题而作罢。
2014年女儿刘雨霖从纽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想拍《一句顶一万句》。刘雨霖说将一百多个人物放进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从中间找两个人物来拍这部電影，就姐俩，一个在离婚，一个在结婚。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可以拍十部电影，我从第一部开始拍起。”刘震云很高兴女儿找对了方向。
11月3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点映现场，刘震云前后接受了十多家媒体的采访，整个采访都是围绕着大概一致的问题，他一遍遍的重复回答着这种提问，时不时的有人进来找他录制视频、签名、合影，他都一一应允，然后继续回到采访状态。
无论台上演讲、台下寒暄、与记者见面还是面对观众，他有问必答，沉着应对。
11月经刘震云编剧的有两部电影上映，这在整个影视圈并不多见，有人说11月的电影成为了“刘震云月”。
《一句顶一万句》是父女首度搭档，之前影片定于11月11日上映。因无意中与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撞车”，于是将其提前至11月4日上映。而同时11月份上演的还有他的另一部编剧作品、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流转千万里就为了寻找能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探讨了人内心的孤独感在无神社会和有神社会的不同表现：一个可能倾诉之后，感到很孤独；一个是“没处说”，问题出在“找谁说”，强调一个“找”。
而《我不是潘金莲》围绕一个“告”字：一句不得体的气话“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引发了从县级法院官员到县长、市长和省长的撤职风波和政治风云的变幻。
和冯小刚多年合作的默契让他感觉很放心，所以《我不是潘金莲》都是配合剧组的宣传，他自己几乎不大操什么心，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他就有点儿不“省心”，电影的各种宣传活动，父女俩都一起出席，刘震云也在各种场合极力为女儿吆喝，“中国有两个人得过奥斯卡，一个是李安，那是大导演的奥斯卡；一个是雨霖，是学生的奥斯卡。”
成为刘震云
农民、军人、中学教师、高考状元、报社编辑、富豪作家、知名编剧、大学教授……刘震云的人生经历应了那句“山窝窝里飞出金凤凰”的话。
1958年，刘震云出生在河南新乡延津县，8个月的时候，由姥姥带回王楼乡老庄村抚养。假如没有13岁时，舅舅和他说的那句话——“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不上不下的人在世界上很麻烦，以后的前途就是和我一样赶马车，娶媳妇也只能娶个小寡妇。”刘震云就不会想到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那样，今天的他，可能和村里的人一样，成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里敲梆子的、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
1974年，16岁的刘震云抱着能解决肚子饱的单纯想法，参军入伍。火车一下子就把他从河南延津拉到了甘肃一个大戈壁滩上。第一次见到火车，他觉得那场面特壮观，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呜——”真好。排长是老兵，问刘震云想家吗，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撒尿，他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排长让他排最后，结果一转身，他对着排长撒出来了，尿了排长一裤子。
一进部队，刘震云就和一位战友学习写作。刘震云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战友，比我大两岁，但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个思想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写诗，第一次文学离我这么近，我过去不知道诗是什么，他说你应该写作，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跟你说得着，因为你的看法跟我见过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一上火车那位战友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那位战友对刘震云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刘震云说，跟你学写诗啊，成啊。就这么着，他开始写诗。
这段军旅生涯对他以后的创作到底有多大作用，刘震云的回答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巧合的是，在那个年代同样当过兵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何建民、谭谈、高洪波等人，以及没担任作协领导的作家王朔、阎连科、二月河、海岩、郑渊洁、毕淑敏他们正和刘震云一起，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走向和新时期文学的版图。
2011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几年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2011年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掀起一股“莫言热”。有人说，诺奖之后，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刘震云不置可否。
还好人生没有假如，刘震云终于成为了今天的刘震云。
他的身上有着农民的纯朴，有着学者的风范，又有着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以冷峻的笔触深耕沉默的土地，他以幽默的腔调，解读人性的思考，他用“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的如椽大笔撑起了“乡土之国”的人文高度。
他的作品不断被搬上荧屏，他成了目前中国最具有票房保证的金牌编剧之一，他也在作家、编剧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身份，对这种转换他乐见其成，从文字到影像，不过是“换了一种阅读方式”。
刘震云的国
从《一地鸡毛》开始，《手机》《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改编电影、获得各大奖项，刘震云用了30年的时间将自己打造成了影视圈的香饽饽，不仅让50后、60后、70后觉得好，也让80后、90后甘心当粉丝，同样他也在用心构建着自己“精神的国”。 二十多年前，刘震云在北大中文系时，中国正处在文学热的时代，写作是件时尚的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和他一块儿写作的人几乎都已经放弃写作了，他却已经自成一派。
“孤独”的烙印带给他作品庞大的容量。他透过对“遥远饥饿”的各种感知，成为了一个被“饥饿和孤独”打通生命五感的“魔幻”活体：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幻觉——这些感觉在他的内心交融并以绚丽又残酷的形态在其作品中释放。那是世人皆知又无比陌生的河南盐津，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刘震云用“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共同构成了这个“乡土之国”的天空色彩，它们稠密、宽广，如氤氲般弥漫。
刘震云曾说过，“我故乡的人们”则是他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人物的职业也经常是钉鞋的、杀猪的、贩驴的、剃头的一类的乡村手艺人。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三十多年里，他从未中断过与故乡的联系。直到现在，他每年都会回延津县城或西老庄村住一段时间，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在接受当地媒体的一次采访中说，“回到村里，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
从小被外祖母养大的刘震云，记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姥姥”。和外祖母的深厚感情，对刘震云的生活态度和写作风格有很大影响，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朴实——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老人，外祖母让他明白，朴实是最舒服、最真诚、最有用的状态；朴实的话语才是最有力量的话语。“如果一件事情，能不用形容词表达清楚的就尽量不用。”
河南农村是刘震云文学致胜的法宝和开掘文学矿藏的钥匙，幽默、孤独又是他文学作品特有的风格和标签。
如今已经“名满天下”的刘震云对于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更愿意孤独和独处，他的幽默是翻译之后的幽默，很“绕”的幽默，但又无可挑剔。所以，作为“国王”的刘震云能够自力更生还不断地开疆拓土，能够很有技巧地开展多边“外交”又能获得多方“援助”，所以刘震云很孤独，也很满足。
他认为，世界上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有趣的，一类是没趣的。没趣的占生活的90%，有趣的人中也有几类，一类是一说话就笑，一类是当时你没笑，但出门笑了，晚上回去洗洗睡了，你又笑了，前者笑的是细节，后者是整体。还有一种是他把你说哭了，哭着哭着你又笑了。这是三种境界。他诚恳地说：“我希望你看了我的书能会心一笑。前几种笑的是词语和事件，后面一种笑的是背后的理儿。这种幽默如同被雪山覆盖了，保质期特别长。”
刘震云认为：“真正的幽默不产生于喜剧，不产生在小品，真正的幽默产生在悲剧中。当一个民族遇到的苦难特别多的时候，他们对待苦难，就会有一个幽默的态度。”他还说，“当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它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籍。认识到这个秘籍的人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我。”
如果要把幽默这枚标签贴到他的作品上，他显得不大乐意领受：“我没有刻意去幽默，我只是用特别平淡的口气在讲这个事，无非事情本身就可笑，可笑之中是悲剧，但大家看得倍儿乐了。”
文坛有一种说法，和王朔北京式的调侃比起来，貌似敦厚的刘氏幽默后劲更大，听的人过老半天回过味儿来，还能乐上一回。他却一再申明：“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他形容“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浅薄，如同秋风扫落叶，来势汹汹却不留痕迹。河南人的幽默则像一座雪山，外表不动声色，精华深埋其中。”
刘震云被誉为中国的马尔克斯，《一句顶一万句》被评价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至今为止刘震云最好的小说，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刘震云说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了。可能为了好卖书，非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儿。不过，他自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他成熟的作品。评论家们认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中国作家。知名出版人安波舜说，刘震云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其他中国作家。《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的英文版翻译是著名翻译家葛浩文（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有人断言，刘震云大有诺贝尔文学奖之相。
2011年5月，刘震云正式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但是刘震云依然是所有茅奖作家中没有在中国作协担任副主席的作家之一。和刘震云同龄的作家差不多都已经到了瓶颈期或者已经达到了创作的高峰，但是刘震云说，“现在正是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形而之上
冯小刚调侃他：“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
他大约是保留了某种未被教化污染的洞察力，在蹲街头竖个“泥工”牌子找活干的农民工身上，也能体会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同样强烈高级的精神活动。他从不认为，孤独、自我、死亡这些深刻的命题，是知识分子的专属。
他的故事里没有传奇，全是凡人生活，年龄越大他越发现，社会、历史、政治这些大家伙，其实是依附在个人生活之上，“世界有边儿有沿儿，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是漫无边际的。”
与琐屑相匹配的，是他几乎要被指为简陋的极简主义语言，他用最简单的汉语写着最复杂的人心。他的故事和他的幽默质地相同，再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到他笔下都可以转化成“两个朋友追一只狗”这样一类的表达。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出来的时候，就有评论家说，这像是材料的堆砌，有损作品的艺术性。到了电影，也有评论者觉得是不是也会存在这样的遗憾：艺术性不足，更多的是事实的震撼？
刘震云辩解，事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把几个事实块状地堆积在一起是艺术最有力的体现。
你被认为是中国少数具有时尚气质的作家之一，说说你对时尚的看法？刘震云：你觉得我时尚吗？我觉得时尚有两种，一种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做派，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时尚是认识，對所有问题的认识，是不是特别独特，独特也是一种时尚。我觉得后一种时尚可能更根本，不在乎人穿什么。 “你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吗？”记者问。
“激情这个词有点过，一个人如果对这些都失去了热情，我觉得做别的行，做一个作家肯定不行。当一个作家的人除了热情，这个人还得要有趣。比如一个人从事核物理研究，从事航天研究，研究月球，不爱跟人接触，人特别枯燥，说话都跟砖头似的它没问题。但一个作家特别没趣，味同嚼蜡，肯定干不了这行，不如干别的去。”刘震云说。
刘震云的思考方式永远是用一种近乎平铺直叙的语言逻辑构建着自己形而上的精神迷思，这几乎贯穿了他成名之后的所有语言逻辑。他觉得最好的朋友是和书中的人物对话，现实中的朋友“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写自己的家乡，你问他，你怀念农村吗？喜欢做农民吗？他的回答又是“谁喜欢农村那就去农村生活啊，为啥非要待在城市？”他觉得最好的写作是跟着故事中的人物走，这在很多非作家人士看来近乎有点“装”的回答，还是将自己的逻辑固囿在形而上之中。但同时他又很自信和自豪。“作家是靠天赋写作吗？”记者问。“写作从来不是靠天赋，是靠积累”，刘震云答。
他喜欢把话题牵扯到形而上层面，有强烈意愿展示他的精神与思想。
“菜市场”、“俺们村”是他回答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他能把所有问题的答案放在这两个场所。对于文学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觉得小人物中没小事，就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认为他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的多。当问起他是不是影视圈的人，他立马反驳：“只和两个导演合作过，一个是小刚，一个是雨霖，如果这样也算电影圈的人的话那么我经常去菜市场，也算作是菜市场圈的人。”
曾有某杂志记者采访他，这位记者在采访札记中写道，“刘震云是一个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家，如果不是新片《一句顶一万句》的契机，或许不会有这次的封面专访。”接着又写道：“第二次采访安排在风山渐的某间小会客厅里，刘震云穿着大裤衩坐在我对面，我从他的童年开始，一点点地往下问。他对这种在各种往事和细节上纠缠的采访方式表达了不满。‘我觉得这种采访方式啊，我要是在《农民日报》，我都不会同意，太老套，太家常，读者不会感兴趣的’。”
对《时代人物》记者，他展现的态度大致是友善且开放的。九月初本刊记者通过刘雨霖加了刘震云的微信，刘震云通过后立刻给记者发来了一段语音，“首先是我不大会使用微信，然后呢这段时间在忙宣传的事，根本顾不过来……还请海涵”，他的河南口音，真诚纯朴。
刘震云用一种简单的模式处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有关于作品的提问都显得深沉幽默。他时刻保持坦率而又理性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看似刻板而又富有哲理，貌似简单而又发人深省，固执但不迂腐，刻板但不呆板，圆润不圆滑，刻意不做作。
魔力之外
刘震云参与编剧的每部电影都是导演拿奖的一大保证。不管是签售，颁奖还是讲座，刘震云在自己制造的“魔力”之中如影随形，很自然，很习惯，貌似被裹挟，其实很享受。没有不自然，从不说“习惯”。
尚未天亮，刘震云雷打不动的六点多就起床了。他每天会为晨跑而早起，他跑步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你们跑你们的，别管我”，他从来不和家人一起跑步，刘雨霖说。
刘雨霖觉得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讨厌别人说废话，“一件事如果三句话说不清楚就不要说了”。
经过这次拍摄，父女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艺术追求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都是用敏感和柔软的心去观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无非他用文学，我用电影。”
他从来都不在乎自己的穿着，他的衣服总是好像大了一码，看上去总有点拖泥带水。他也不讲究发型，他的头发总是随意地从中分开。在人群中，他总散发出一种“悻悻然”的气味，然而，一旦处于朋友圈中，他又变得格外积极，容易兴奋，爱讲笑话。
他说话有一种故意的不诚恳，刻意的荒诞和非常明显的举轻若重。他这么说话似乎只有一个目的：你千万别把我说的当回事。
“刘震云那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任何时候，遇到多大事儿他都能稳得住。”刘震云爱人郭建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刘震云会说，有我呢，有家呢，“他说……如果你要真的有事儿的话，那我一定会站出来……我不管它什么什么，我就会全力地支持你。”
《一句顶一万句》杀青后从片场回家，刘震云立刻把自己关在书房，继续写他将于2017年出版的新小说。在郭建梅的描述中，“娱乐圈啊，影视圈啊，那种浮躁啊，那种飘然啊，轰轰轰轰的那种，或者说是那种嘈杂的环境，但是当他这个腿迈到这边的时候，他立即就能静下来。”
“他的定力到什么程度，那个手机在他这儿搁，从来不看，一天都不带看一眼的，他这个身份的转移，角色的转换，以及包括他的习惯的转换，思维的转换，特别地快，而且极其地到位。”郭建梅说。
他性格上是“不外露”的人，“不大喜，不大悲”。在女儿刘雨霖的观察中，假若人类的情绪值有十级，特高兴是十，特悲伤是一，刘震云的情绪永远在“四和六之间”，“永远没有极其愤怒，永远特别平稳”。
“刘老师其实是一个有大爱大善的人，他给人更多的是细节上的感动。”刘雨霖说，如果你和他出去吃饭，小姑娘端过来一杯热茶，不小心把茶弄洒了，他先会问你烫着了没有。“我越大越体会到他的那种情怀，他要是闲下来，他最愿意干的事不是花钱坐游轮或者去哪儿度假，他最愿意在角落里找一个椅子坐着。他一直在关心每一个人脸上的心理活动，他的敏感程度和柔软程度，能够迅速的扑捉到每个人的情绪。”
今年国庆，刘雨霖去纽约，刘震云回河南老家，从老家回来，刘震云用眼镜盒给女儿带了一个“礼物”，“他神秘的打开盒子让我闻一闻，里面装着太姥姥坟头桂花树的叶子，这种交流给我心里的撞击是难以言喻的，这种沟通超越了一句顶一万句。”刘雨霖说。
“越敏感、越宽怀、越善良、越有愛”，这是女儿刘雨霖心目中的父亲。
（本文选自：时代人物 2016年12期）
自从他将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授权女儿拍摄之后，整个媒体的热闹就一直随着他的出现随时出现，一年过去了，丝毫未减。然而他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淡然。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自2009年出版以来，有过不下10位国内著名导演希望购买版权拍成电影，但最终都因为他们难以解决小说中人物众多、时间跨度过大的问题而作罢。
2014年女儿刘雨霖从纽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想拍《一句顶一万句》。刘雨霖说将一百多个人物放进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从中间找两个人物来拍这部電影，就姐俩，一个在离婚，一个在结婚。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可以拍十部电影，我从第一部开始拍起。”刘震云很高兴女儿找对了方向。
11月3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点映现场，刘震云前后接受了十多家媒体的采访，整个采访都是围绕着大概一致的问题，他一遍遍的重复回答着这种提问，时不时的有人进来找他录制视频、签名、合影，他都一一应允，然后继续回到采访状态。
无论台上演讲、台下寒暄、与记者见面还是面对观众，他有问必答，沉着应对。
11月经刘震云编剧的有两部电影上映，这在整个影视圈并不多见，有人说11月的电影成为了“刘震云月”。
《一句顶一万句》是父女首度搭档，之前影片定于11月11日上映。因无意中与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撞车”，于是将其提前至11月4日上映。而同时11月份上演的还有他的另一部编剧作品、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流转千万里就为了寻找能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探讨了人内心的孤独感在无神社会和有神社会的不同表现：一个可能倾诉之后，感到很孤独；一个是“没处说”，问题出在“找谁说”，强调一个“找”。
而《我不是潘金莲》围绕一个“告”字：一句不得体的气话“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引发了从县级法院官员到县长、市长和省长的撤职风波和政治风云的变幻。
和冯小刚多年合作的默契让他感觉很放心，所以《我不是潘金莲》都是配合剧组的宣传，他自己几乎不大操什么心，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他就有点儿不“省心”，电影的各种宣传活动，父女俩都一起出席，刘震云也在各种场合极力为女儿吆喝，“中国有两个人得过奥斯卡，一个是李安，那是大导演的奥斯卡；一个是雨霖，是学生的奥斯卡。”
成为刘震云
农民、军人、中学教师、高考状元、报社编辑、富豪作家、知名编剧、大学教授……刘震云的人生经历应了那句“山窝窝里飞出金凤凰”的话。
1958年，刘震云出生在河南新乡延津县，8个月的时候，由姥姥带回王楼乡老庄村抚养。假如没有13岁时，舅舅和他说的那句话——“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不上不下的人在世界上很麻烦，以后的前途就是和我一样赶马车，娶媳妇也只能娶个小寡妇。”刘震云就不会想到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那样，今天的他，可能和村里的人一样，成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里敲梆子的、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
1974年，16岁的刘震云抱着能解决肚子饱的单纯想法，参军入伍。火车一下子就把他从河南延津拉到了甘肃一个大戈壁滩上。第一次见到火车，他觉得那场面特壮观，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呜——”真好。排长是老兵，问刘震云想家吗，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撒尿，他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排长让他排最后，结果一转身，他对着排长撒出来了，尿了排长一裤子。
一进部队，刘震云就和一位战友学习写作。刘震云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战友，比我大两岁，但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个思想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写诗，第一次文学离我这么近，我过去不知道诗是什么，他说你应该写作，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跟你说得着，因为你的看法跟我见过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一上火车那位战友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那位战友对刘震云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刘震云说，跟你学写诗啊，成啊。就这么着，他开始写诗。
这段军旅生涯对他以后的创作到底有多大作用，刘震云的回答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巧合的是，在那个年代同样当过兵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何建民、谭谈、高洪波等人，以及没担任作协领导的作家王朔、阎连科、二月河、海岩、郑渊洁、毕淑敏他们正和刘震云一起，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走向和新时期文学的版图。
2011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几年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2011年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掀起一股“莫言热”。有人说，诺奖之后，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刘震云不置可否。
还好人生没有假如，刘震云终于成为了今天的刘震云。
他的身上有着农民的纯朴，有着学者的风范，又有着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以冷峻的笔触深耕沉默的土地，他以幽默的腔调，解读人性的思考，他用“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的如椽大笔撑起了“乡土之国”的人文高度。
他的作品不断被搬上荧屏，他成了目前中国最具有票房保证的金牌编剧之一，他也在作家、编剧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身份，对这种转换他乐见其成，从文字到影像，不过是“换了一种阅读方式”。
刘震云的国
从《一地鸡毛》开始，《手机》《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改编电影、获得各大奖项，刘震云用了30年的时间将自己打造成了影视圈的香饽饽，不仅让50后、60后、70后觉得好，也让80后、90后甘心当粉丝，同样他也在用心构建着自己“精神的国”。 二十多年前，刘震云在北大中文系时，中国正处在文学热的时代，写作是件时尚的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和他一块儿写作的人几乎都已经放弃写作了，他却已经自成一派。
“孤独”的烙印带给他作品庞大的容量。他透过对“遥远饥饿”的各种感知，成为了一个被“饥饿和孤独”打通生命五感的“魔幻”活体：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幻觉——这些感觉在他的内心交融并以绚丽又残酷的形态在其作品中释放。那是世人皆知又无比陌生的河南盐津，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刘震云用“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共同构成了这个“乡土之国”的天空色彩，它们稠密、宽广，如氤氲般弥漫。
刘震云曾说过，“我故乡的人们”则是他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人物的职业也经常是钉鞋的、杀猪的、贩驴的、剃头的一类的乡村手艺人。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三十多年里，他从未中断过与故乡的联系。直到现在，他每年都会回延津县城或西老庄村住一段时间，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在接受当地媒体的一次采访中说，“回到村里，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
从小被外祖母养大的刘震云，记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姥姥”。和外祖母的深厚感情，对刘震云的生活态度和写作风格有很大影响，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朴实——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老人，外祖母让他明白，朴实是最舒服、最真诚、最有用的状态；朴实的话语才是最有力量的话语。“如果一件事情，能不用形容词表达清楚的就尽量不用。”
河南农村是刘震云文学致胜的法宝和开掘文学矿藏的钥匙，幽默、孤独又是他文学作品特有的风格和标签。
如今已经“名满天下”的刘震云对于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更愿意孤独和独处，他的幽默是翻译之后的幽默，很“绕”的幽默，但又无可挑剔。所以，作为“国王”的刘震云能够自力更生还不断地开疆拓土，能够很有技巧地开展多边“外交”又能获得多方“援助”，所以刘震云很孤独，也很满足。
他认为，世界上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有趣的，一类是没趣的。没趣的占生活的90%，有趣的人中也有几类，一类是一说话就笑，一类是当时你没笑，但出门笑了，晚上回去洗洗睡了，你又笑了，前者笑的是细节，后者是整体。还有一种是他把你说哭了，哭着哭着你又笑了。这是三种境界。他诚恳地说：“我希望你看了我的书能会心一笑。前几种笑的是词语和事件，后面一种笑的是背后的理儿。这种幽默如同被雪山覆盖了，保质期特别长。”
刘震云认为：“真正的幽默不产生于喜剧，不产生在小品，真正的幽默产生在悲剧中。当一个民族遇到的苦难特别多的时候，他们对待苦难，就会有一个幽默的态度。”他还说，“当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它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籍。认识到这个秘籍的人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我。”
如果要把幽默这枚标签贴到他的作品上，他显得不大乐意领受：“我没有刻意去幽默，我只是用特别平淡的口气在讲这个事，无非事情本身就可笑，可笑之中是悲剧，但大家看得倍儿乐了。”
文坛有一种说法，和王朔北京式的调侃比起来，貌似敦厚的刘氏幽默后劲更大，听的人过老半天回过味儿来，还能乐上一回。他却一再申明：“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他形容“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浅薄，如同秋风扫落叶，来势汹汹却不留痕迹。河南人的幽默则像一座雪山，外表不动声色，精华深埋其中。”
刘震云被誉为中国的马尔克斯，《一句顶一万句》被评价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至今为止刘震云最好的小说，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刘震云说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了。可能为了好卖书，非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儿。不过，他自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他成熟的作品。评论家们认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中国作家。知名出版人安波舜说，刘震云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其他中国作家。《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的英文版翻译是著名翻译家葛浩文（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有人断言，刘震云大有诺贝尔文学奖之相。
2011年5月，刘震云正式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但是刘震云依然是所有茅奖作家中没有在中国作协担任副主席的作家之一。和刘震云同龄的作家差不多都已经到了瓶颈期或者已经达到了创作的高峰，但是刘震云说，“现在正是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形而之上
冯小刚调侃他：“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
他大约是保留了某种未被教化污染的洞察力，在蹲街头竖个“泥工”牌子找活干的农民工身上，也能体会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同样强烈高级的精神活动。他从不认为，孤独、自我、死亡这些深刻的命题，是知识分子的专属。
他的故事里没有传奇，全是凡人生活，年龄越大他越发现，社会、历史、政治这些大家伙，其实是依附在个人生活之上，“世界有边儿有沿儿，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是漫无边际的。”
与琐屑相匹配的，是他几乎要被指为简陋的极简主义语言，他用最简单的汉语写着最复杂的人心。他的故事和他的幽默质地相同，再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到他笔下都可以转化成“两个朋友追一只狗”这样一类的表达。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出来的时候，就有评论家说，这像是材料的堆砌，有损作品的艺术性。到了电影，也有评论者觉得是不是也会存在这样的遗憾：艺术性不足，更多的是事实的震撼？
刘震云辩解，事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把几个事实块状地堆积在一起是艺术最有力的体现。
你被认为是中国少数具有时尚气质的作家之一，说说你对时尚的看法？刘震云：你觉得我时尚吗？我觉得时尚有两种，一种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做派，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时尚是认识，對所有问题的认识，是不是特别独特，独特也是一种时尚。我觉得后一种时尚可能更根本，不在乎人穿什么。 “你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吗？”记者问。
“激情这个词有点过，一个人如果对这些都失去了热情，我觉得做别的行，做一个作家肯定不行。当一个作家的人除了热情，这个人还得要有趣。比如一个人从事核物理研究，从事航天研究，研究月球，不爱跟人接触，人特别枯燥，说话都跟砖头似的它没问题。但一个作家特别没趣，味同嚼蜡，肯定干不了这行，不如干别的去。”刘震云说。
刘震云的思考方式永远是用一种近乎平铺直叙的语言逻辑构建着自己形而上的精神迷思，这几乎贯穿了他成名之后的所有语言逻辑。他觉得最好的朋友是和书中的人物对话，现实中的朋友“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写自己的家乡，你问他，你怀念农村吗？喜欢做农民吗？他的回答又是“谁喜欢农村那就去农村生活啊，为啥非要待在城市？”他觉得最好的写作是跟着故事中的人物走，这在很多非作家人士看来近乎有点“装”的回答，还是将自己的逻辑固囿在形而上之中。但同时他又很自信和自豪。“作家是靠天赋写作吗？”记者问。“写作从来不是靠天赋，是靠积累”，刘震云答。
他喜欢把话题牵扯到形而上层面，有强烈意愿展示他的精神与思想。
“菜市场”、“俺们村”是他回答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他能把所有问题的答案放在这两个场所。对于文学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觉得小人物中没小事，就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认为他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的多。当问起他是不是影视圈的人，他立马反驳：“只和两个导演合作过，一个是小刚，一个是雨霖，如果这样也算电影圈的人的话那么我经常去菜市场，也算作是菜市场圈的人。”
曾有某杂志记者采访他，这位记者在采访札记中写道，“刘震云是一个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家，如果不是新片《一句顶一万句》的契机，或许不会有这次的封面专访。”接着又写道：“第二次采访安排在风山渐的某间小会客厅里，刘震云穿着大裤衩坐在我对面，我从他的童年开始，一点点地往下问。他对这种在各种往事和细节上纠缠的采访方式表达了不满。‘我觉得这种采访方式啊，我要是在《农民日报》，我都不会同意，太老套，太家常，读者不会感兴趣的’。”
对《时代人物》记者，他展现的态度大致是友善且开放的。九月初本刊记者通过刘雨霖加了刘震云的微信，刘震云通过后立刻给记者发来了一段语音，“首先是我不大会使用微信，然后呢这段时间在忙宣传的事，根本顾不过来……还请海涵”，他的河南口音，真诚纯朴。
刘震云用一种简单的模式处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有关于作品的提问都显得深沉幽默。他时刻保持坦率而又理性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看似刻板而又富有哲理，貌似简单而又发人深省，固执但不迂腐，刻板但不呆板，圆润不圆滑，刻意不做作。
魔力之外
刘震云参与编剧的每部电影都是导演拿奖的一大保证。不管是签售，颁奖还是讲座，刘震云在自己制造的“魔力”之中如影随形，很自然，很习惯，貌似被裹挟，其实很享受。没有不自然，从不说“习惯”。
尚未天亮，刘震云雷打不动的六点多就起床了。他每天会为晨跑而早起，他跑步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你们跑你们的，别管我”，他从来不和家人一起跑步，刘雨霖说。
刘雨霖觉得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讨厌别人说废话，“一件事如果三句话说不清楚就不要说了”。
经过这次拍摄，父女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艺术追求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都是用敏感和柔软的心去观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无非他用文学，我用电影。”
他从来都不在乎自己的穿着，他的衣服总是好像大了一码，看上去总有点拖泥带水。他也不讲究发型，他的头发总是随意地从中分开。在人群中，他总散发出一种“悻悻然”的气味，然而，一旦处于朋友圈中，他又变得格外积极，容易兴奋，爱讲笑话。
他说话有一种故意的不诚恳，刻意的荒诞和非常明显的举轻若重。他这么说话似乎只有一个目的：你千万别把我说的当回事。
“刘震云那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任何时候，遇到多大事儿他都能稳得住。”刘震云爱人郭建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刘震云会说，有我呢，有家呢，“他说……如果你要真的有事儿的话，那我一定会站出来……我不管它什么什么，我就会全力地支持你。”
《一句顶一万句》杀青后从片场回家，刘震云立刻把自己关在书房，继续写他将于2017年出版的新小说。在郭建梅的描述中，“娱乐圈啊，影视圈啊，那种浮躁啊，那种飘然啊，轰轰轰轰的那种，或者说是那种嘈杂的环境，但是当他这个腿迈到这边的时候，他立即就能静下来。”
“他的定力到什么程度，那个手机在他这儿搁，从来不看，一天都不带看一眼的，他这个身份的转移，角色的转换，以及包括他的习惯的转换，思维的转换，特别地快，而且极其地到位。”郭建梅说。
他性格上是“不外露”的人，“不大喜，不大悲”。在女儿刘雨霖的观察中，假若人类的情绪值有十级，特高兴是十，特悲伤是一，刘震云的情绪永远在“四和六之间”，“永远没有极其愤怒，永远特别平稳”。
“刘老师其实是一个有大爱大善的人，他给人更多的是细节上的感动。”刘雨霖说，如果你和他出去吃饭，小姑娘端过来一杯热茶，不小心把茶弄洒了，他先会问你烫着了没有。“我越大越体会到他的那种情怀，他要是闲下来，他最愿意干的事不是花钱坐游轮或者去哪儿度假，他最愿意在角落里找一个椅子坐着。他一直在关心每一个人脸上的心理活动，他的敏感程度和柔软程度，能够迅速的扑捉到每个人的情绪。”
今年国庆，刘雨霖去纽约，刘震云回河南老家，从老家回来，刘震云用眼镜盒给女儿带了一个“礼物”，“他神秘的打开盒子让我闻一闻，里面装着太姥姥坟头桂花树的叶子，这种交流给我心里的撞击是难以言喻的，这种沟通超越了一句顶一万句。”刘雨霖说。
“越敏感、越宽怀、越善良、越有愛”，这是女儿刘雨霖心目中的父亲。
（本文选自：时代人物 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