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减产养猪业大受影响，城市中由原来的凭证供应到随后停止了供应。政府于是号召机关、工厂等单位自己养猪，自养自吃，多养多吃，吃不完还可卖给商业部门。于是各单位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养起猪来，甚至连弄堂工厂也养起猪，这当然也影响了同一弄堂里居民住户的环境卫生，反映强烈。从1963年起粮食供应明显好转，农村养猪业也逐渐恢复，作为救急措施的城市养猪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这时城市养猪是为解决吃猪肉的问题。而我家养猪却是在上海解放前的20世纪40年代，我的兄姐们借养猪来尝试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当时我家在上海是有名的官宦之家，祖父是晚清遗老陈夔龙，在上海孟德兰路157号（今江阴路157号）买了两幢联结在一起的中西合璧花园洋房，过着寓公的生活。家里住有三十多位家人，还有二十几位帮佣、厨师、花匠、管家等。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我的六个兄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有的加入中共地下党，有的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听说苏联是首先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然后再实现工业社会主义，我的这些兄姐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热情和向往促使他们自己实验起农业社会主义，就是在自己家养猪种蔬菜。
　　我们房子的过道里有一间七八平米的储藏室，兄姐们把它清出来铺上稻草改成一猪圈，再请管家到浦东集市上买了一个约有20多斤的白皮小猪仔养在猪圈里。原先家里每天都有几十口人吃剩要倒掉的泔脚水，等晚上收泔脚水的人来收走，现在家里养了猪这些泔脚水就不给收走了，正好用来喂猪仔。平时喂猪除猪粪的事本来应该都是兄姐们干的，但他们这些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少爷小姐从来没干过这个，不会干呀，于是就由保姆们指导干、帮着干。过了一个多月，二十多斤的小猪仔养得又肥又大，有近三百斤重。但是问题也来了，住在过道旁边正房里的我的四嫂不免受到猪圈臭味的影响，喂猪的动静也干扰了她的生活。四嫂很不满意，就对四哥发泄不满，四哥多次劝她要忍耐，不要伤了和气。
　　除了养猪，兄姐们还种菜。他们在后花园的草地上铲掉七八平米的草皮，刨松了土，种上了西红柿、黄瓜、鸡毛菜、毛豆，在花匠的指导下用竹子搭起了架子，用旁边的井水浇灌。兄姐们每晚轮值浇水。逐渐架子上的果实累累，有红的黄的非常喜人，果实摘下来如黄瓜、西红柿，兄姐们都自己尝鲜，剩下的再送到厨房做菜吃。
　　小猪仔养到这么肥，兄姐们请管家到屠宰场雇来一个屠夫上门来宰猪，我跟着兄姐们不敢上前去看，只趴在过道的窗户上看。杀完猪，兄姐们不忍吃也不敢吃肉，当时家里二十多个帮工平时没什么肉吃，这下可打了牙祭。厨师把剩下的猪肉腌制起来挂在那里晾干制成咸肉。屠夫拿宰猪的钱和一大袋猪下水离开了我们家。
　　宰猪动静极大，四嫂事后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从屋里跑出来对兄姐们说：“你们不看我这僧面，也得看看老太爷的佛面吧！你们难道不知道老太爷的长孙、长曾孙是什么属相，竟在我窗底下大动干戈。”这时兄姐们才意识到原来四嫂的独子“方宝”，也是我们的侄子是属猪的，知道犯了晦气事，但也不能说破，只能心照不宣地道歉，这怎么能消四嫂的气呢？四嫂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好在此后不久，大概是1946年6月以后，我的兄姐们先后到苏北解放区去了。这段经历让我的兄姐们初步体会到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在“大公馆”里养猪也成了我家的一段佳话。
　　（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