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越增长，对童年的记忆反倒越深刻。记忆中的童年生活在一处城市边缘的乡村地带，有土坯房、泥土路、几棵爬不到顶的大树，有个被大人警告不准下水的河塘，以及一个总被大人挂在嘴上的“反面教材”——樊家小子。
　　“你看后坡的樊家大小子，小时候不听话，摔了一跤，去医院抽了脊髓，人就傻了。你要不听话，下塘游泳，也会变成那样……”大人的警告很有效。我们总对樊小子避而远之，仿佛他的傻是一种传染病，只要靠近点也会得傻病。
　　樊小子没有朋友，比我们大十多岁，却总找我们玩，什么游戏都乐意参加，什么坏角色他都扮演。无论哪个小孩，只要站在自家门口喊一声“樊傻儿”，几分钟后他便会气喘吁吁地出现。我们常取笑他，但又喜欢和他玩。
　　一起玩的伙伴渐渐长大，只有樊小子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必须把精力用在学习上，便很少去找樊小子玩了。然而，樊小子并不孤独，他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家各户的红白喜事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皆可指使他做事，他也很享受被呼来叫去。被人惦记着派得上用场，对樊小子来说是难得的高兴事儿，尽管那些招呼他做事的人，转过脸又会满脸讥讽地哼上一句：“傻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樊小子就这么热心，更不明白樊小子怎么就会因抽了脊髓变傻了。再大些，我多少知道些医疗知识，才知道“抽了脊髓就傻了”的说法不过是民间回避孩子生下来就有缺陷的托辞。
　　一次放学回家，妈妈提起樊小子，说樊小子嚷着要老婆了，他妈正四处张罗。除非脑袋被门挤了，哪家人会把女儿嫁给个傻子？妈妈说起来，满是鄙夷——傻子怎么有资格去想老婆呢？
　　于是，放学路上与樊小子狭路相逢时，虽然他仍“嘿嘿”地傻笑以示友好，我却像被吓坏的跳蚤，一蹦就离他老远，每次都惊恐无比似地逃回家。
　　后来，见到樊小子的机会更少了，他父母开始不让他出门，怕已成年的樊小子做下出格、丢脸的事，给家庭带来耻辱。傻子也有青春期，被社会视为威胁。左邻右舍也很配合樊家，大家都当他透明般地不存在，好比对一个脓包，似乎漠视、遗忘便能阻止其溃烂。樊小子难得被家长同意出门“放风”一下，他那长期关出来的苍白脸色，被阳光照得如花般绽放，到处想找人说话。可没人搭理他，樊小子的笑容霎间便遭如遇霜冻般蔫了。
　　不知又过了几年，樊小子不再嚷嚷“要老婆”了，又可到处逛悠，为人们提供些茶余饭后的笑料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樊小子，是在一个邻居家的婚礼上，他穿着旧衬衫，脸上多了皱纹，发间多了白发。他走路总弓着腰，总抢着重活去做。大家仍背后嘲笑他，他仍大声“嘿嘿”傻笑。
　　再后来，我远嫁异乡。一次回家，和妈妈聊起小时的事。妈说：“樊小子已经走了。”“走了？去哪儿？”我像关心所有朋友的动向一样，饶有兴趣地追问。“死了。去年，樊小子得了场重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不要任何人去看他，死的时候也没多少人知道。”妈妈说着说着，竟也感伤起来，说樊家小子是她从小看着长大的，多好的孩子，对人多热心……
　　妈妈还记起，樊小子还曾拿着我写的书到处吹嘘：“这个作家是我朋友。”我的心被猛然一击，不知不觉竟流泪了。
　　我从来没有真的把这个有点傻的朋友当回事，不知道他高兴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但在很多次儿时记忆中，他总出现。如果，我说如果，我曾以朋友的身份去尊重他、了解他，明白他多么渴望身边人们的认同，就不会在此刻写他时，字里行间皆是懊悔。
　　上苍让他们来到人世，同样是造物主的恩宠。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对他，或她，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