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华阴人杨椿在孝文帝太和初年,和哥哥杨播、弟弟杨津一起,都被选调到皇宫中任职,其中哥哥杨播成了孝文帝的近臣,杨椿和弟弟则跟在冯太后身边。一家兄弟三人同时成了皇宫里的红人,别人羡慕得眼睛都红了,但身处高墙大院里的哥仨个高兴劲儿还没过,就陷入到了深深的麻烦之中,对他们来说,这事处理不好,不要说什么荣华富贵,脑袋还能不能在脖子上长着都是问题。
　　在北魏历史上,冯太后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聪明果决,长于权术,在献文帝时实际上执掌着朝政大权。后来又将年仅5岁的儿子拓跋宏扶上皇位,心里想的就是能够更长久地把持权力。不想这个儿子十分提气,聪明睿智,志向远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收回权力、亲自执政的想法,母子之间由此产生了矛盾。
　　为了随时掌握少年天子的一举一动,冯太后亲自下达密令,要求所有的宫内官员,每隔十天就要秘密侦探孝文帝一件事,否则就是不忠,轻则要受到训斥,重则性命难保。这件事不仅设定了硬性指标,还上升到了忠诚与否的高度,谁都体会出了它的分量。而谈到忠诚,自然就有了一个对象的问题,即忠诚于谁。这在职场上,就是一个关于站队的问题了。俗话说,女怕嫁错郞,男怕站错队。而在官场混,最有风险的事,莫过于跟错人、站错队。
　　宫内的官员们在经过仔细权衡、认真掂量之后,觉得还是太后这头儿的炕热一些。想明白之后,这些人便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一边兼职做起了情报工作,钻窟窿盗洞地搜集孝文帝的动静,一言一行都及时向冯太后汇报。更有甚者,一面把孝文帝的情况向太后禀报,同时也偶尔在文帝面前说几句太后的不是,力求谁也不得罪,两边都落好。
　　杨椿兄弟三人对这些行为极为不耻,打心眼里不愿干,但眼前冯太后的帽子也够压人的,也不是很容易过关。晚上哥仨个聚在一起,几杯水酒下肚,杨椿开口说:“大哥、四弟,我有一句话说,不知对不对。咱们有幸做了太后和皇帝的近臣,应当格外慎重。让咱们刺探皇帝的隐私,谈何容易!而且这对他们母子关系非常不利。咱们宁可受到怒斥和责怪,不做这个差使了,也不能轻易乱讲。”兄弟两人都赞同,于是商定好以此作为处世的依据和准则,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就以一定之规,用不变应万变了。
　　话虽好说,日子却的确不好过。作为太后身边有分量的大臣,没听到杨椿一次关于皇帝行踪、言语动态的汇报,也不曾揭发过一个皇帝的短处,太后自然很不满意,有时火气也很大,申斥他不要打错了算盘、站错了队。每一次,杨椿都不急不躁,态度平和地回答说:“我不是没有听到过流言闲语,只是恐怕不真实,我自己也鉴定不出真假,深怕扰乱您的视听,因此不敢乱说。”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杨椿从济州任上赴京朝拜,孝文帝在清徽堂举行盛大的宴会。酒酣耳热之际,孝文帝站起身,走到杨椿身前,高举酒杯,对在场的亲王、贵人、文武官员大声说道:“当年在平城的时候,太后严察,每当我任命一个人,或决定做一件什么事时,左右侍宦们往往议论是非,报告太后。使我们母子能够和睦相处的,只有杨椿兄弟。这杯酒敬给他们!”说罢一饮而尽。此时,大家都把满是敬意的目光投向了杨椿兄弟,这杯酒的褒奖,胜过了封侯的荣耀。
　　杨椿仕途顺利,没经过大的坎坷,在75岁高龄,在他屡次三番的请求之下,才得以告老还乡。临行前,他对杨氏子孙说:“我听说你们效仿当今庸人,或是替权贵之家奔走效力,或是议论别人的过失,看到尊贵的人就敬重,看到贫贱的人就轻慢,这迟早会引火烧身。回想我一生的经历,我的文武才能、出身门第和各方面的声望都远远比不上别人,何以能把官做到侍中、尚书,四次担任九卿,十次出任刺史,官至光禄大夫、司徒、太保,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忠诚坚贞,小心谨慎,不曾议论别人的过失,无论是高贵或卑贱的人,都能以礼相待,这才有今天。”
　　坚守内心的准则,端正站直,不偏不倚,才能不倒。这样看来,杨椿兄弟当初的选择,实在是一种大智大慧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