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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谁?
周海婴这样说：“我父亲是很普通的教师，很普通的文化人，是人民大众的一员。我幼时根本不会去想他是什么人，只晓得是我爸爸。”
周海婴是谁?
别人这样说：“他年届花甲，两鬓微斑，浓黑的两道眉毛，颧骨突出，依稀可见乃父鲁迅先生昔日之风采。”
几乎没有例外，世人总是把对周海婴的描述和理解与鲁迅联系在一起。可是周海婴说：“我们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
2011年4月7日凌晨，“鲁迅之子”去世，也许我们可以重温一下他的旧事，重新认识：谁是周海婴。
无线电惹的祸
周海婴一生痴迷无线电，他甚至写过一本专业书，叫做《电子爱好者的金桥——业余无线电通信》。打开时光之门，穿越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弄堂，我们或可以常常看到一个瘦弱顽童，在摆弄他的无线电收音机。
1941年12月，许广平在上海租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家中物件也被搜去不少，其中便有周海婴的无线电收音机。待许广平出狱，母子再次相见，小海婴便马上追讨他那部视若珍宝的收音机。
抗战胜利之后，周海婴还在家中搞起了收发报试验，他后来回忆说：“为了提高发射效果，我买了两支长毛竹，从自己的屋顶向北边邻居的屋顶架起一根天线，它横跨东西向弄堂，支在二十八号朋友的屋顶上。这支天线称为‘齐柏林’式，中心下降两条并行的馈线，每隔一段有小竹棍支撑着，远看像杂技高空飞人的梯子，十分耀眼”。
结果，周海婴的兴趣之举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三天两头来到周家监看，在他家附近游荡的特务更不在少数。
出于保护鲁迅后代安全考虑，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把周海婴送去香港读书，他便随许涤新夫妇赴港，就读于培侨中学，等上海局势稳定之后，才再次回沪。
或许是出于对无线电的痴迷，少年周海婴对于其他学习领域确实缺乏兴趣。他曾这样回忆在鲁迅逝世后的一段经历：“有一天母亲拿来毛笔、砚台和一些纸，嘱咐我书写父亲墓碑上的字。我从未练过毛笔字，真是惶恐之极，面对这令人畏惧的工具，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它们岂是我们小孩子所能使的?”后来许广平鼓励他：“爸爸的墓碑，谁写都会受到牵连，你是儿子，又是孩子，他们抓不到把柄的。”
人们今天可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看到曾放在万国公墓里的那块水泥旧碑，上书六个字迹颇为幼稚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周海婴说：“每当我走近它，都会感到又伤感，又惭愧。”
给毛主席写信
1949年，周海婴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在华北大学政训班学习，后来又进入辅仁大学社会系就读。后来，党和政府考虑他从小喜欢无线电，又把他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毕业之后安排留校。这一切，对于周海婴来说，可谓是一帆风顺。
然而周家终究还是难逃“文革”浪潮的冲击。在“文革”的“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也乱了起来。1968年，鲁迅大批手迹被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取去，岌岌可危。
许广平得知后，忧愤交加，不久引发心脏病去世。周海婴后来回忆母亲去世之后，江青来周家的情形：“在客厅落座之后，江青环顾沙发后面，问道：‘有没有风呀?我怕风。’接着率先发话，‘听说这事，心里很难过。我粗心了，没有照顾好她的身体。1936年鲁迅逝世时，我去送葬，走在第一排，有一张照片，可惜被偷走了。”’
事实上，根据对戚本禹的审问，鲁迅手迹恰恰就放在江青处。经过多方努力，周海婴取回了这些手迹，重新存入鲁迅博物馆。
“文革”后期，江青又派人来向周海婴索要这些鲁迅手迹，动机实在难以猜测。
周海婴曾记录自己当时的想法，“这么说江青一伙觊觎之心不死，仍欲将父亲手稿控制在他们手里?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这个小老百姓自然无从得知。现在时局动荡不定，变幻莫测，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结果。由此感到这两大箱手稿能否真正保存还是未定之事，这真让我焦急万分。”
经过思考，周海婴找到了保存手稿的最佳办法，那就是尽快将之出版，公布于世。
1975年，周海婴与胡乔木碰面。胡乔木告诉他不妨给毛泽东写信。
周海婴在信中这样写道；“敬爱的主席，您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并早在1937年10月19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特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照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着一支爝，眼中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意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我想起这情形，就情不自禁地下定决心写这封信，向您提出以上的请求。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妥之处。我多么渴望跑到您的跟前，倾诉我心中的一切感受，倾听您对我的亲切教诲!”
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
鲁迅没有需要了?
进人晚年之后的周海婴，间或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先有他的儿子娶了台湾籍妻子的所谓“通敌”事件，后有他与出版社的官司事件。
周海婴无心成为世人瞩目的名人，然后总是有些无奈地成为焦点。他不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就连公开发表的言论，也可谓少之又少。
2004年2月16日，在香港的“鲁迅节”上，周海婴讲了这样一番话：“时代造就英雄，现在不可能再有第二个鲁迅出现了。那个时代需要批判，才会有鲁迅，现在就没有需要了。”
有人这样评述他的这番言论：“周海婴是鲁迅之子，鲁迅是谁?抛开文化旗手不说，就是他的批判精神，在中国文坛上，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要求鲁迅的孩子也去批判，但至少他不该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影响别人的批判。他的位置毕竟太特殊了。”
这种评述，当时也有人认为言过其辞。但在当今社会，很多人的观念却又与周海婴“相反”，谁谁谁“即将成为下一个鲁迅”的表述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标题，与之相关的争议声音响彻大众耳边。
在绍兴鲁迅中学的一次活动上，周海婴还是说了几句在他难得一说的犀利话，有些家传风格的味道。
他说：“鲁迅教育儿子不要去做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郭沫若、茅盾都不要求子女去做文学家。同样有许多文学家、科学家都不要求子女成为文学家或科学家。一个人成什么家，都不是父母或教师硬性塑造出来的。”
周海婴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忧心忡忡，他沉重地说：“应试教育再搞下去，国家是要变弱的。我作为一孔之见提出来，请大家宣传鲁迅的教育思想，作为转变应试教育的一方面的力量。”
周海婴这样说：“我父亲是很普通的教师，很普通的文化人，是人民大众的一员。我幼时根本不会去想他是什么人，只晓得是我爸爸。”
周海婴是谁?
别人这样说：“他年届花甲，两鬓微斑，浓黑的两道眉毛，颧骨突出，依稀可见乃父鲁迅先生昔日之风采。”
几乎没有例外，世人总是把对周海婴的描述和理解与鲁迅联系在一起。可是周海婴说：“我们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
2011年4月7日凌晨，“鲁迅之子”去世，也许我们可以重温一下他的旧事，重新认识：谁是周海婴。
无线电惹的祸
周海婴一生痴迷无线电，他甚至写过一本专业书，叫做《电子爱好者的金桥——业余无线电通信》。打开时光之门，穿越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弄堂，我们或可以常常看到一个瘦弱顽童，在摆弄他的无线电收音机。
1941年12月，许广平在上海租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家中物件也被搜去不少，其中便有周海婴的无线电收音机。待许广平出狱，母子再次相见，小海婴便马上追讨他那部视若珍宝的收音机。
抗战胜利之后，周海婴还在家中搞起了收发报试验，他后来回忆说：“为了提高发射效果，我买了两支长毛竹，从自己的屋顶向北边邻居的屋顶架起一根天线，它横跨东西向弄堂，支在二十八号朋友的屋顶上。这支天线称为‘齐柏林’式，中心下降两条并行的馈线，每隔一段有小竹棍支撑着，远看像杂技高空飞人的梯子，十分耀眼”。
结果，周海婴的兴趣之举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三天两头来到周家监看，在他家附近游荡的特务更不在少数。
出于保护鲁迅后代安全考虑，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把周海婴送去香港读书，他便随许涤新夫妇赴港，就读于培侨中学，等上海局势稳定之后，才再次回沪。
或许是出于对无线电的痴迷，少年周海婴对于其他学习领域确实缺乏兴趣。他曾这样回忆在鲁迅逝世后的一段经历：“有一天母亲拿来毛笔、砚台和一些纸，嘱咐我书写父亲墓碑上的字。我从未练过毛笔字，真是惶恐之极，面对这令人畏惧的工具，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它们岂是我们小孩子所能使的?”后来许广平鼓励他：“爸爸的墓碑，谁写都会受到牵连，你是儿子，又是孩子，他们抓不到把柄的。”
人们今天可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看到曾放在万国公墓里的那块水泥旧碑，上书六个字迹颇为幼稚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周海婴说：“每当我走近它，都会感到又伤感，又惭愧。”
给毛主席写信
1949年，周海婴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在华北大学政训班学习，后来又进入辅仁大学社会系就读。后来，党和政府考虑他从小喜欢无线电，又把他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毕业之后安排留校。这一切，对于周海婴来说，可谓是一帆风顺。
然而周家终究还是难逃“文革”浪潮的冲击。在“文革”的“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也乱了起来。1968年，鲁迅大批手迹被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取去，岌岌可危。
许广平得知后，忧愤交加，不久引发心脏病去世。周海婴后来回忆母亲去世之后，江青来周家的情形：“在客厅落座之后，江青环顾沙发后面，问道：‘有没有风呀?我怕风。’接着率先发话，‘听说这事，心里很难过。我粗心了，没有照顾好她的身体。1936年鲁迅逝世时，我去送葬，走在第一排，有一张照片，可惜被偷走了。”’
事实上，根据对戚本禹的审问，鲁迅手迹恰恰就放在江青处。经过多方努力，周海婴取回了这些手迹，重新存入鲁迅博物馆。
“文革”后期，江青又派人来向周海婴索要这些鲁迅手迹，动机实在难以猜测。
周海婴曾记录自己当时的想法，“这么说江青一伙觊觎之心不死，仍欲将父亲手稿控制在他们手里?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这个小老百姓自然无从得知。现在时局动荡不定，变幻莫测，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结果。由此感到这两大箱手稿能否真正保存还是未定之事，这真让我焦急万分。”
经过思考，周海婴找到了保存手稿的最佳办法，那就是尽快将之出版，公布于世。
1975年，周海婴与胡乔木碰面。胡乔木告诉他不妨给毛泽东写信。
周海婴在信中这样写道；“敬爱的主席，您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并早在1937年10月19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特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照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着一支爝，眼中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意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我想起这情形，就情不自禁地下定决心写这封信，向您提出以上的请求。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妥之处。我多么渴望跑到您的跟前，倾诉我心中的一切感受，倾听您对我的亲切教诲!”
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
鲁迅没有需要了?
进人晚年之后的周海婴，间或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先有他的儿子娶了台湾籍妻子的所谓“通敌”事件，后有他与出版社的官司事件。
周海婴无心成为世人瞩目的名人，然后总是有些无奈地成为焦点。他不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就连公开发表的言论，也可谓少之又少。
2004年2月16日，在香港的“鲁迅节”上，周海婴讲了这样一番话：“时代造就英雄，现在不可能再有第二个鲁迅出现了。那个时代需要批判，才会有鲁迅，现在就没有需要了。”
有人这样评述他的这番言论：“周海婴是鲁迅之子，鲁迅是谁?抛开文化旗手不说，就是他的批判精神，在中国文坛上，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要求鲁迅的孩子也去批判，但至少他不该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影响别人的批判。他的位置毕竟太特殊了。”
这种评述，当时也有人认为言过其辞。但在当今社会，很多人的观念却又与周海婴“相反”，谁谁谁“即将成为下一个鲁迅”的表述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标题，与之相关的争议声音响彻大众耳边。
在绍兴鲁迅中学的一次活动上，周海婴还是说了几句在他难得一说的犀利话，有些家传风格的味道。
他说：“鲁迅教育儿子不要去做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郭沫若、茅盾都不要求子女去做文学家。同样有许多文学家、科学家都不要求子女成为文学家或科学家。一个人成什么家，都不是父母或教师硬性塑造出来的。”
周海婴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忧心忡忡，他沉重地说：“应试教育再搞下去，国家是要变弱的。我作为一孔之见提出来，请大家宣传鲁迅的教育思想，作为转变应试教育的一方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