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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城，武训纪念馆。主题是武训身背褡裢、手拿铜勺的乞讨石像和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主席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图／CFP、人民图片
2012年3月的一天，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三层音像区。随着“武训传”三个字的键入，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了一连串的0。“没有。”营业员用陌生的语气说。
在她身后，是一个标有“DVD中国故事片——老电影”的货架。密致地排列于其上的音像光盘，暗示着这个年代怀旧之风的盛行。不过，对于任何普通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寻找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武训传》，将注定十分艰难。事实上，该片在1951年遭遇批判后，一直被禁止出版发行。
这一切很快也将成为历史，3月15日，一条消息出现在微博、豆瓣网上——由孙瑜执导、赵丹主演，号称“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开始正式发行DVD。当天，《武训传》的网络下载也随之出现。
或许，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从当年的荧幕上留下这样的回忆：一阵风沙吹过，远方隐约出现了一位老年的行者，他肩背布褡，手提锅瓢，缓缓地行走在北方的原野上。
走了六十年，武训的轮廓终于越来越清晰了。
反复修改的剧本
武训，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冠县）人。自幼行乞，用讨来的钱兴办义学，一生办了三所学校。其义举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备受推崇。梁启超曾亲自为他写了一篇小传，并在结尾称赞他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
在众多宣扬武训精神的名人里，陶行知对后来电影《武训传》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孙瑜的回忆，1944年，正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他，被厂长引见给了陶行知，并被后者赠与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交谈中，这位著名教育家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而孙瑜在认真翻看了这本书后，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个蹒跚行走的乞丐形象，“他讨饭、做短工、唱小曲、变戏法、拾破布断线缠‘线蛋’玩具出售。为了积钱修‘义学’，他甚至趴在地上做马让孩子们骑着玩……这真是一个感人肺腑、使我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孙瑜参加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期间的一次晚宴上，他见到了一位当年的南开校友，两人不亦乐乎地聊起了当年上学时主演话剧的往事，此人正是已经身为共产党领袖的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孙瑜问起了他对武训的态度。周恩来在略加思索后说道，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显然，他在暗示武训兴学努力的失败。
此时，影片《武训传》正在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周恩来的这句话相当于在政治上为这部作品定了一个调子，作为一名经历过国民党电影审查制度，了解电影与政治的关系的导演，孙瑜马上意识到，忍辱负重的武训在“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尴尬。
“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呢？”他多少有些彷徨。
回到上海后，孙瑜立即与昆仑公司要员们商量修改剧本。最大的修改，便是把“正剧”改为了“悲剧”。原本，影片的结尾处，武训会如愿以偿地听到身边的朗朗读书声。而新的剧本里，武训发现，自己辛勤培育的学子，最大的理想竟是做官，充当新的“剥削阶级”。
此外，新剧本里还着重描写了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周大。当武训兴学失败，痛苦地徘徊在荒野中时，周大的义军飞驰而过，暗示着武装斗争才能胜利。
经过上海电影管理处的再一次审查后，孙瑜等人又按照指示，在剧本开头结尾处特意加上了一位人民女教师的形象，用极为直白的说教点明主题：“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这样，这部根据政治意图反复修改的影片，在1950年底全部拍摄完成，提交审查，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看后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这似乎意味着这部影片在政治上已经过关了。
1951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新拍摄的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公映，引发轰动。上海一些影院甚至印刷了四五层楼的海报宣传该片，报纸上则连篇累牍地刊发评论，称赞该片让人体会到了“真正的人类间的爱与温暖”，作为全国最有号召力的《大众电影》杂志，也将该片评为1950年全国十部最佳电影之一。导演孙瑜激动不已，多年以后他还回忆道：“几位文艺界的男同志都说，他们为这部电影感动得流泪。”
颇为讽刺的是，在为数不多的质疑声中，来自《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反倒瞄准了孙瑜等人刻意修改的“兴学失败”情节，“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历史上称得起伟大的人和事……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做否定的结论。”
“不足为训的武训”
然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感受不到《武训传》曾经的热度。2012年3月，当记者致电以出版老电影为主要业务之一的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时，相关工作人员答复，并不清楚这部影片。
时光回溯到六十年前，就在《武训传》引起轰动之时，阴霾也随之降临。
1951年 2月21日晚7时，由赵丹主演的武训，跃动在中南海内某大厅里的银幕上。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百余位领导人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影片结束后，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
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观影，而是在几天之后调阅了这部影片。根据江青1974年接受维特克采访时的回忆，当时她与毛泽东一起观看了这部影片，“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在另一个版本的回忆中，江青说道，毛泽东看完影片后当场指出，“这部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并要求将影片重放一遍。
紧接着，这一年4月份，刊登在《文艺报》上的一篇名为《不足为训的武训》评论，颇具代表性地点出了《武训传》“改良”之处何在。例如，《武训传》中，武训对义军领袖周大的武装行动，表示了不同意，甚至出面阻止，说：“杀人，行吗？”评论指出，这说明武训对于“伟大革命行动”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再比如，武训左一次、右一次乞求地方士绅办学，在杨进士家门口阶石上虔诚地跪了三天三夜，终于得到了杨进士的帮助。“看，要不是某某老爷来恩典，穷孩子一辈子也识不了字呀！”评论嘲讽道。耐人寻味的是，这篇评论，很快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主管文艺的周扬后来曾说：“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导致《武训传》后来命运的，除了内容上的问题，还有这部影片公映的时机。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即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武训传》正是在这个月和全国观众见面的。
在1951年5月20日，在沉寂了三个月后，毛泽东终于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为《武训传》彻底定了性：“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在这篇评论中，毛泽东逐条罗列了近期歌颂《武训传》的评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此文一出，《武训传》的赞誉就此告终。
如今，《武训传》的电影拷贝，今天依旧躺在某个库房的角落里，等待着重见天日。
迟到的回归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分量极重的批判文章同时，《武训传》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据统计，仅5月20日至月底的11天里，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武训传》的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4倍，仅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多篇。
那些曾经以“武训”命名的地方纷纷改弦更张。例如原先的山东省武训师范学校，在这次风波里改名为省立堂邑师范学校，至于纪念武训的石刻、塑像、柱、碑、画像等，一概去除。
为了给这场运动再加一把火，1951年6月, 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武训历史联合调查团”，赶赴山东冠县武训家乡，主要找65岁以上老人回忆当年对武训本人的印象。其中，来自中央文化部的“李进”，正是江青本人。她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也证实，调查组事先就通过当地有关领导提醒被访者，对武训“就拣坏的说”。
当这个调查组抵达山东时，后来担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正在当地上中学。在他的印象里，武训无非“就是个要饭的”。事实上，当地人对于武训本来没有多少恶感，反倒颇多敬重。调查组走访了一个名叫李汉邦的老人，希望听到一些负面评价，没想到老人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当地干部示意：“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调查组再问，老人立即改口：“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上，武训被描述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传》被列为禁片。
此前，孙瑜和赵丹已经分别登报做出检讨。耐人寻味的是，一些看似和这次事件没有关系的人也被牵涉其中。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后来就说，当时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找他面谈了一次，要他也写个检讨，夏衍很委屈，认为自己和这部影片没有关系，周扬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夏衍明白了，自己在工作中不穿军装穿西装，努力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曾被人说成是“只讲团结不讲改造”。他不得不答应做检讨。
很多年之后，批判《武训传》被视为政治干预文化的先声。大规模的口诛笔伐消退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有了惨痛教训的孙瑜，在1952年的又一次检讨中，诚恳地表示，自己要“坚决地从头学起, 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以求获得理论的武装, 彻底批判和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句话的背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自觉地按照新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了。夏衍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
武训的评价回归正面，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了。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承认，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指出关于武训恢复名誉问题，“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不管怎样，从这一时期开始，那个肩背布褡、手提锅瓢的老者，迈着蹒跚的脚步，开始缓缓恢复本来面目了。
2005年，上海影城举办赵丹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武训传》的拷贝由广电总局电影局特批，专门从北京调到上海放映一场。据报道，影片原先准备在影城四百多人的二厅放映，后来发现人数太多，于是临时改在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一厅进行。有位老影迷是专程从大连坐飞机到上海看这部片子的。
据报道，近日《武训传》由广东一家民营音像出版公司公开发行，但DVD盒套封面上依然耐人寻味地标明了一行字：“供研究所用”。有人说，自己花85元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购买了《武训传》DVD，“再贵也情愿买回去研究”。
2012年3月的一天，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三层音像区。随着“武训传”三个字的键入，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了一连串的0。“没有。”营业员用陌生的语气说。
在她身后，是一个标有“DVD中国故事片——老电影”的货架。密致地排列于其上的音像光盘，暗示着这个年代怀旧之风的盛行。不过，对于任何普通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寻找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武训传》，将注定十分艰难。事实上，该片在1951年遭遇批判后，一直被禁止出版发行。
这一切很快也将成为历史，3月15日，一条消息出现在微博、豆瓣网上——由孙瑜执导、赵丹主演，号称“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开始正式发行DVD。当天，《武训传》的网络下载也随之出现。
或许，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从当年的荧幕上留下这样的回忆：一阵风沙吹过，远方隐约出现了一位老年的行者，他肩背布褡，手提锅瓢，缓缓地行走在北方的原野上。
走了六十年，武训的轮廓终于越来越清晰了。
反复修改的剧本
武训，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冠县）人。自幼行乞，用讨来的钱兴办义学，一生办了三所学校。其义举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备受推崇。梁启超曾亲自为他写了一篇小传，并在结尾称赞他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
在众多宣扬武训精神的名人里，陶行知对后来电影《武训传》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孙瑜的回忆，1944年，正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他，被厂长引见给了陶行知，并被后者赠与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交谈中，这位著名教育家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而孙瑜在认真翻看了这本书后，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个蹒跚行走的乞丐形象，“他讨饭、做短工、唱小曲、变戏法、拾破布断线缠‘线蛋’玩具出售。为了积钱修‘义学’，他甚至趴在地上做马让孩子们骑着玩……这真是一个感人肺腑、使我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孙瑜参加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期间的一次晚宴上，他见到了一位当年的南开校友，两人不亦乐乎地聊起了当年上学时主演话剧的往事，此人正是已经身为共产党领袖的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孙瑜问起了他对武训的态度。周恩来在略加思索后说道，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显然，他在暗示武训兴学努力的失败。
此时，影片《武训传》正在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周恩来的这句话相当于在政治上为这部作品定了一个调子，作为一名经历过国民党电影审查制度，了解电影与政治的关系的导演，孙瑜马上意识到，忍辱负重的武训在“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尴尬。
“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呢？”他多少有些彷徨。
回到上海后，孙瑜立即与昆仑公司要员们商量修改剧本。最大的修改，便是把“正剧”改为了“悲剧”。原本，影片的结尾处，武训会如愿以偿地听到身边的朗朗读书声。而新的剧本里，武训发现，自己辛勤培育的学子，最大的理想竟是做官，充当新的“剥削阶级”。
此外，新剧本里还着重描写了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周大。当武训兴学失败，痛苦地徘徊在荒野中时，周大的义军飞驰而过，暗示着武装斗争才能胜利。
经过上海电影管理处的再一次审查后，孙瑜等人又按照指示，在剧本开头结尾处特意加上了一位人民女教师的形象，用极为直白的说教点明主题：“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这样，这部根据政治意图反复修改的影片，在1950年底全部拍摄完成，提交审查，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看后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这似乎意味着这部影片在政治上已经过关了。
1951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新拍摄的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公映，引发轰动。上海一些影院甚至印刷了四五层楼的海报宣传该片，报纸上则连篇累牍地刊发评论，称赞该片让人体会到了“真正的人类间的爱与温暖”，作为全国最有号召力的《大众电影》杂志，也将该片评为1950年全国十部最佳电影之一。导演孙瑜激动不已，多年以后他还回忆道：“几位文艺界的男同志都说，他们为这部电影感动得流泪。”
颇为讽刺的是，在为数不多的质疑声中，来自《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反倒瞄准了孙瑜等人刻意修改的“兴学失败”情节，“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历史上称得起伟大的人和事……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做否定的结论。”
“不足为训的武训”
然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感受不到《武训传》曾经的热度。2012年3月，当记者致电以出版老电影为主要业务之一的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时，相关工作人员答复，并不清楚这部影片。
时光回溯到六十年前，就在《武训传》引起轰动之时，阴霾也随之降临。
1951年 2月21日晚7时，由赵丹主演的武训，跃动在中南海内某大厅里的银幕上。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百余位领导人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影片结束后，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
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观影，而是在几天之后调阅了这部影片。根据江青1974年接受维特克采访时的回忆，当时她与毛泽东一起观看了这部影片，“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在另一个版本的回忆中，江青说道，毛泽东看完影片后当场指出，“这部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并要求将影片重放一遍。
紧接着，这一年4月份，刊登在《文艺报》上的一篇名为《不足为训的武训》评论，颇具代表性地点出了《武训传》“改良”之处何在。例如，《武训传》中，武训对义军领袖周大的武装行动，表示了不同意，甚至出面阻止，说：“杀人，行吗？”评论指出，这说明武训对于“伟大革命行动”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再比如，武训左一次、右一次乞求地方士绅办学，在杨进士家门口阶石上虔诚地跪了三天三夜，终于得到了杨进士的帮助。“看，要不是某某老爷来恩典，穷孩子一辈子也识不了字呀！”评论嘲讽道。耐人寻味的是，这篇评论，很快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主管文艺的周扬后来曾说：“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导致《武训传》后来命运的，除了内容上的问题，还有这部影片公映的时机。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即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武训传》正是在这个月和全国观众见面的。
在1951年5月20日，在沉寂了三个月后，毛泽东终于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为《武训传》彻底定了性：“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在这篇评论中，毛泽东逐条罗列了近期歌颂《武训传》的评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此文一出，《武训传》的赞誉就此告终。
如今，《武训传》的电影拷贝，今天依旧躺在某个库房的角落里，等待着重见天日。
迟到的回归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分量极重的批判文章同时，《武训传》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据统计，仅5月20日至月底的11天里，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武训传》的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4倍，仅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多篇。
那些曾经以“武训”命名的地方纷纷改弦更张。例如原先的山东省武训师范学校，在这次风波里改名为省立堂邑师范学校，至于纪念武训的石刻、塑像、柱、碑、画像等，一概去除。
为了给这场运动再加一把火，1951年6月, 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武训历史联合调查团”，赶赴山东冠县武训家乡，主要找65岁以上老人回忆当年对武训本人的印象。其中，来自中央文化部的“李进”，正是江青本人。她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也证实，调查组事先就通过当地有关领导提醒被访者，对武训“就拣坏的说”。
当这个调查组抵达山东时，后来担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正在当地上中学。在他的印象里，武训无非“就是个要饭的”。事实上，当地人对于武训本来没有多少恶感，反倒颇多敬重。调查组走访了一个名叫李汉邦的老人，希望听到一些负面评价，没想到老人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当地干部示意：“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调查组再问，老人立即改口：“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上，武训被描述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传》被列为禁片。
此前，孙瑜和赵丹已经分别登报做出检讨。耐人寻味的是，一些看似和这次事件没有关系的人也被牵涉其中。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后来就说，当时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找他面谈了一次，要他也写个检讨，夏衍很委屈，认为自己和这部影片没有关系，周扬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夏衍明白了，自己在工作中不穿军装穿西装，努力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曾被人说成是“只讲团结不讲改造”。他不得不答应做检讨。
很多年之后，批判《武训传》被视为政治干预文化的先声。大规模的口诛笔伐消退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有了惨痛教训的孙瑜，在1952年的又一次检讨中，诚恳地表示，自己要“坚决地从头学起, 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以求获得理论的武装, 彻底批判和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句话的背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自觉地按照新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了。夏衍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
武训的评价回归正面，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了。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承认，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指出关于武训恢复名誉问题，“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不管怎样，从这一时期开始，那个肩背布褡、手提锅瓢的老者，迈着蹒跚的脚步，开始缓缓恢复本来面目了。
2005年，上海影城举办赵丹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武训传》的拷贝由广电总局电影局特批，专门从北京调到上海放映一场。据报道，影片原先准备在影城四百多人的二厅放映，后来发现人数太多，于是临时改在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一厅进行。有位老影迷是专程从大连坐飞机到上海看这部片子的。
据报道，近日《武训传》由广东一家民营音像出版公司公开发行，但DVD盒套封面上依然耐人寻味地标明了一行字：“供研究所用”。有人说，自己花85元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购买了《武训传》DVD，“再贵也情愿买回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