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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显著的地域性特征。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在外来强势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要素结构、主体角色及认知建构的传承过程，反思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面临的困境，认为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割裂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固有联系，原有的经验基础受到干扰导致传承秩序被打乱，而新的认知结构未能及时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是在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之间协调和促进的过程，其实现还必须依赖于有效的传承环境的构建。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建构主义；认知建构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1-0018-04
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对于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和扩张，正悄然改变着少数民族群众的价值理念与生活方式。民族传统体育赖以传承和发展的原生态性和自然性也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蚀，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目前学界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传承困境的原因分析，大多集中在交通、经济、社交、休闲娱乐等生活方式的改变；参与群体萎缩、传承后继无人；族群观念淡薄、组织管理松散；西方竞技体育对民族体育的文化冲击；工业文明对村落、山林地貌的破坏导致生态基础丧失、生存空间的缩小等方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理论研究多停留在静态化、概念化的现状解读及表层问题分析，缺乏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置于其产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体系进行系统性分析。实践中，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许多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深度挖掘和抢救保护，另一方面在那些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地（如少数民族村寨），本族青少年却对本民族文化传承漠然以对，热衷于外出务工，青睐流行文化，不愿或不屑学习本族语言、歌舞、技艺的现象比比皆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涵盖了知识技艺、生产生活经验以及民族文化的代际延续，这种文化的延续需要通过个体的有效学习才能实现。本研究将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要素结构、主体角色与传承过程，反思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面临困境表象背后蕴藏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进的思路。
1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要素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可被视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主体即各民族群众创造开展的、存在于特殊的文化空间和特定的民俗语境中，彰显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体育活动，其发展、演化和传承反映不同时期各民族群众追求身心发展和民族文化延续的需要。
人类主体的传承以及空间环境的传承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应有之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分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者。各民族群众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的生产者、创造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各种现代形式的民俗乡村旅游和体育旅游，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到多民族地区和跨地域范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品牌集聚效应和民族特色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各级地方政府已成为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空间环境要素包括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首先，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因其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要求和血缘传承的人文约束，决定了民族体育活动开展必须依托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如龙舟、水上漂等活动对于水资源的需求；赛马骑射活动对于草原或平原的需求；打冰橇活动对于冰雪的需求。自然环境要素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以及传承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反映各民族群众与其世代居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相处的共生法则。
其次，社会经济要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和传承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往往也更加丰富，传承人口和传承规模也越广。对于地处偏远、社会经济低下的我国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在加速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渗透中，民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向东部及其他发达地区迁移流动的趋势愈加明显。脱离了传统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缺少宗族文化的氛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和传承在城市新移民中渐渐被淡化，逐渐为现代竞技体育活动和现代休闲娱乐方式所替代。
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相关的各种知识经验，及民族文化底蕴是传承的重要条件。这些知识经验的形成、获取以及传递和演变，都取决于物的秩序、社会关系、价值判断3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传统体育中“物的秩序”传承突出表现为器物的传承。器物层面通常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存在，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最表层。包括历史古迹、技术、器皿、岩画、壁画、图腾等。如记录新石器时代人们狩猎、战争、歌舞隋景的云南沧源沿江岩画，记载射箭、相扑、游泳等活动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历代体育史志，以及依赖于器具（包括动物）、服饰、行为举止，通过身体语言加以固化的活动方式，如瑶族的打铜鼓、仡佬族的打竹球、苗族的斗马、佤族的剽牛。
民族传统体育中“社会关系”传承表现为各种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传承，如语言、宗教、艺术、家庭、社会组织等。这一传承模式通常建立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依据形成的村寨宗族聚居制度基础上，相对保守稳定的社会格局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的孕育和传递提供可能性。各具特色的吉庆节日是这种地域制度传承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白族纳西族的火把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等。这些节庆仪式已经超出了体育活动本身的娱乐表演功能，其背后蕴藏的宗族基因特征，代表民族身份认证的符号，承担着延续社会组织结构和祖先宗族遗产的使命，规范本民族民众道德行为、维护宗族共同体秩序的同时，也赋予了个体的民族认同在社会结构中更高层面的权利和义务。 民族传统体育中“价值判断”传承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传承，包括民族性格、价值观、伦理道德等。如苗族的“跳鼓”模仿犁田、插秧、割谷、挑担等动作；东乡族的“耍火把”表达了对农业生产的尊重，预示来年的五谷丰登；土家族的“茅谷斯”舞模拟围山打猎、乔装隐蔽捕捉野兽；撒拉族的“羊皮筏渡河”都显示了族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和智慧。不同于农耕文明体育活动偏重于技巧竞赛，推崇优雅、柔美，具有纤巧轻盈的风格。游牧民族的体育活动更多表现出竞争、对抗、张扬个性，偏重于体力竞赛，推崇坚毅强壮，具有粗犷、豪爽的风格。如塔吉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塔吉克人将对“鹰”的崇拜物化为对英雄的赞美和歌颂，并通过传统体育项目“鹰舞”予以展现。其他类型的传统体育项目包括马球、跑马射箭、赛牦牛、角力、牦牛叼羊、骑马叼羊、速度赛马等，也都反映了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和激昂淳朴的民族精神。
上述器物、制度与意识形态3个文化要素传承维度，是人类主体与空间环境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主体是各环境要素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重要媒介。自然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并形成初步感官投射的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人类在持续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交互过程中，对这些知识整理、积累和完善。最终具有价值的、符合民族价值观的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以各种有形无形、正规非正规的形式被固定并世代传承，这些价值判断在人类主体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中又进一步影响和改造了外部环境。
2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过程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认知过程需要建立在个体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族群成员在幼年时期通过父母及其他亲朋日常生活、劳动作业、起居饮食等，耳濡目染，实现民族文化信息的被动接收与间接获取，是行为习惯性内化的第一步。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开始着手为他们准备相应的乐器、器具、服装、配饰等，个体开始有机会目睹并参与族群中重要节日庆典或宗教祭祀仪式的全过程，这是社会关系体验的重要步骤。通过对真实情境的观察和经历，个体逐渐萌发族群归属意识，形成对族群结构、地位与组织规则、文化的初步认知。在归属意识和宗法制度的推动下，个体成员通过主动学习和模仿正式获取大量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如学习器具的使用、舞蹈以及仪式规程等。知识和经验的主动获取及日渐丰富，有助于加深个体与族群之间的联系，使成员对于本土社会关系的融入更加紧密。紧密的社会关系将进一步增强个体的族群归属意识，规范个体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完成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和经验的认知建构，奠定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基础。
结合第2章的要素体系分析可知，上述认知建构过程，最初往往发生在族群内部一个相对封闭、人数有限的空间，其要素循环体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融合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强，外部环境变化等干扰因素的出现，原有的民族传承认知建构秩序被打破。如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带来新的生活体验，个体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反思，总结出超越原有族群归属意识的新认知，新的认知带来的新鲜感，推动着个体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现代媒介主动学习新知识、新生活方式，并加以内化，与原有的经验基础相互融合，最终完成新的认知建构。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过程同样遵循建构→解构→重构的发展规律。
3现实传承的困境
1）要素结构的割裂。
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外部要素的变化，打破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外部循环，割裂了人类主体与外部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使原有的关联要素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工业文明通过造桥修路、资源开发利用等手段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活环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赖以产生发展的土壤；现代科技和社交媒介的广泛应用，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人们的社交网络，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婚恋嫁娶、感情交流维系提供了新的途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极大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现代价值观和法治观的传播，与民族传统价值观和宗族制共同发挥着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在这些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下，原有知识经验产生和传承的经济社会条件悄然改变，传承体系也随之更替。
2）认知秩序的解构。
来自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学习方式等干扰因素的介入，原有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认知秩序解构。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人们越来越依靠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和制度处理日常生活。现代教育的普及，让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有机会走出村落，融入现代城市，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现代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活动存在的差别，国外的球星们正伴随着媒体的宣传成为新时期孩子们崇拜的偶像。如果说外部干扰因素通过循序渐进的影响，可以实现在原有经验基础上的选择性接受并逐渐融合，最终完成新的认知建构，那么在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较短时期内大量干扰因素（即外部新信息）的不间断介入，使得原有知识经验基础尚未完成新的认知建构过程就被碎片化，知识经验的传承周期和传承过程出现迟滞。
3）主体角色的错位。
实践中，各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然而实施的效果却并不乐观。如文字、图片和录音录像等手段虽然有助于记录和保留部分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信息，但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不会专门查阅和学习这些现代媒体工具所记录的信息，他们仍然依赖口传身授的方法进行世代传承，这些影像资料最终大多进入当地的档案馆或博物馆供学者们研究使用，甚少在社会上宣传推广。
部分地区推出民俗风情旅游产品或利用当地的节庆活动开展民族体育旅游以吸引游客，虽然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传承而言却日渐形式化和功利化。对于本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娱乐项目成为宗族的文化遗产，每一次活动或仪式的开展都是对族群个体民族意识和认同的强化，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影响下的传承，是基于本族群的生存和繁衍所做出的本能选择，因而本民族民众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主角，担负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再生产与创新职责。除此之外的其他民族民众和政府虽然基于兴趣、责任感或公共利益，能够承担横向的传播者、保护者和组织者职责，但缺乏民族精神内化，更多是扮演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配角。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环境变动和自我适应性调节的双重威胁。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迫使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相应的改变，如功能的替代和形式的变迁，即社会建构；另一方面是源于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自发的改进，如器材、场地、规则、技术，即自我建构。为了在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不断的互相协调和促进，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演化，还必须依赖于有效的传承环境的构建，包括情境还原、民间协作与交流、民族传统体育意义重构。
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文化景观尤其是村落的物质文化形态，构成重要的民俗信息记录载体和传承情境。有学者调查显示，位于我国江河流域的具有历史民族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正在以每天1.6个的速度消亡。因此，保护传统村寨原有的生态、景观、环境与建筑，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情境还原与保护的重要途径。
民族传统体育的世代传承，得益于本族群个体孜孜不倦的传承信仰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民间交流与协作强化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坚守，应当成为贯穿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全过程的重要举措。鉴于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和发展的地缘与族群特征，对歌师、戏师、艺师等民间传承人的鼓励和支持，推动和鼓励当地民间社团或组织参与和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可以成为民间传承的可行途径。在现代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也需要与时代背景相匹配，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需求相适应，才能获得自我传承的动力。因此，寻求赋予这些体育活动以新时代的价值内涵，激发年轻人学习并传承的兴趣和热情，探索建立民族传统体育自我保护发展和传承的机制就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建构主义；认知建构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1-0018-04
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对于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和扩张，正悄然改变着少数民族群众的价值理念与生活方式。民族传统体育赖以传承和发展的原生态性和自然性也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蚀，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目前学界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传承困境的原因分析，大多集中在交通、经济、社交、休闲娱乐等生活方式的改变；参与群体萎缩、传承后继无人；族群观念淡薄、组织管理松散；西方竞技体育对民族体育的文化冲击；工业文明对村落、山林地貌的破坏导致生态基础丧失、生存空间的缩小等方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理论研究多停留在静态化、概念化的现状解读及表层问题分析，缺乏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置于其产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体系进行系统性分析。实践中，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许多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深度挖掘和抢救保护，另一方面在那些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地（如少数民族村寨），本族青少年却对本民族文化传承漠然以对，热衷于外出务工，青睐流行文化，不愿或不屑学习本族语言、歌舞、技艺的现象比比皆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涵盖了知识技艺、生产生活经验以及民族文化的代际延续，这种文化的延续需要通过个体的有效学习才能实现。本研究将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要素结构、主体角色与传承过程，反思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面临困境表象背后蕴藏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进的思路。
1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要素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可被视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主体即各民族群众创造开展的、存在于特殊的文化空间和特定的民俗语境中，彰显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体育活动，其发展、演化和传承反映不同时期各民族群众追求身心发展和民族文化延续的需要。
人类主体的传承以及空间环境的传承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应有之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分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者。各民族群众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的生产者、创造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各种现代形式的民俗乡村旅游和体育旅游，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到多民族地区和跨地域范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品牌集聚效应和民族特色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各级地方政府已成为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空间环境要素包括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首先，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因其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要求和血缘传承的人文约束，决定了民族体育活动开展必须依托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如龙舟、水上漂等活动对于水资源的需求；赛马骑射活动对于草原或平原的需求；打冰橇活动对于冰雪的需求。自然环境要素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以及传承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反映各民族群众与其世代居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相处的共生法则。
其次，社会经济要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和传承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往往也更加丰富，传承人口和传承规模也越广。对于地处偏远、社会经济低下的我国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在加速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渗透中，民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向东部及其他发达地区迁移流动的趋势愈加明显。脱离了传统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缺少宗族文化的氛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和传承在城市新移民中渐渐被淡化，逐渐为现代竞技体育活动和现代休闲娱乐方式所替代。
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相关的各种知识经验，及民族文化底蕴是传承的重要条件。这些知识经验的形成、获取以及传递和演变，都取决于物的秩序、社会关系、价值判断3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传统体育中“物的秩序”传承突出表现为器物的传承。器物层面通常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存在，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最表层。包括历史古迹、技术、器皿、岩画、壁画、图腾等。如记录新石器时代人们狩猎、战争、歌舞隋景的云南沧源沿江岩画，记载射箭、相扑、游泳等活动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历代体育史志，以及依赖于器具（包括动物）、服饰、行为举止，通过身体语言加以固化的活动方式，如瑶族的打铜鼓、仡佬族的打竹球、苗族的斗马、佤族的剽牛。
民族传统体育中“社会关系”传承表现为各种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传承，如语言、宗教、艺术、家庭、社会组织等。这一传承模式通常建立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依据形成的村寨宗族聚居制度基础上，相对保守稳定的社会格局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的孕育和传递提供可能性。各具特色的吉庆节日是这种地域制度传承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白族纳西族的火把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等。这些节庆仪式已经超出了体育活动本身的娱乐表演功能，其背后蕴藏的宗族基因特征，代表民族身份认证的符号，承担着延续社会组织结构和祖先宗族遗产的使命，规范本民族民众道德行为、维护宗族共同体秩序的同时，也赋予了个体的民族认同在社会结构中更高层面的权利和义务。 民族传统体育中“价值判断”传承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传承，包括民族性格、价值观、伦理道德等。如苗族的“跳鼓”模仿犁田、插秧、割谷、挑担等动作；东乡族的“耍火把”表达了对农业生产的尊重，预示来年的五谷丰登；土家族的“茅谷斯”舞模拟围山打猎、乔装隐蔽捕捉野兽；撒拉族的“羊皮筏渡河”都显示了族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和智慧。不同于农耕文明体育活动偏重于技巧竞赛，推崇优雅、柔美，具有纤巧轻盈的风格。游牧民族的体育活动更多表现出竞争、对抗、张扬个性，偏重于体力竞赛，推崇坚毅强壮，具有粗犷、豪爽的风格。如塔吉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塔吉克人将对“鹰”的崇拜物化为对英雄的赞美和歌颂，并通过传统体育项目“鹰舞”予以展现。其他类型的传统体育项目包括马球、跑马射箭、赛牦牛、角力、牦牛叼羊、骑马叼羊、速度赛马等，也都反映了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和激昂淳朴的民族精神。
上述器物、制度与意识形态3个文化要素传承维度，是人类主体与空间环境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主体是各环境要素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重要媒介。自然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并形成初步感官投射的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人类在持续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交互过程中，对这些知识整理、积累和完善。最终具有价值的、符合民族价值观的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以各种有形无形、正规非正规的形式被固定并世代传承，这些价值判断在人类主体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中又进一步影响和改造了外部环境。
2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过程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认知过程需要建立在个体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族群成员在幼年时期通过父母及其他亲朋日常生活、劳动作业、起居饮食等，耳濡目染，实现民族文化信息的被动接收与间接获取，是行为习惯性内化的第一步。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开始着手为他们准备相应的乐器、器具、服装、配饰等，个体开始有机会目睹并参与族群中重要节日庆典或宗教祭祀仪式的全过程，这是社会关系体验的重要步骤。通过对真实情境的观察和经历，个体逐渐萌发族群归属意识，形成对族群结构、地位与组织规则、文化的初步认知。在归属意识和宗法制度的推动下，个体成员通过主动学习和模仿正式获取大量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如学习器具的使用、舞蹈以及仪式规程等。知识和经验的主动获取及日渐丰富，有助于加深个体与族群之间的联系，使成员对于本土社会关系的融入更加紧密。紧密的社会关系将进一步增强个体的族群归属意识，规范个体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完成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和经验的认知建构，奠定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基础。
结合第2章的要素体系分析可知，上述认知建构过程，最初往往发生在族群内部一个相对封闭、人数有限的空间，其要素循环体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融合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强，外部环境变化等干扰因素的出现，原有的民族传承认知建构秩序被打破。如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带来新的生活体验，个体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反思，总结出超越原有族群归属意识的新认知，新的认知带来的新鲜感，推动着个体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现代媒介主动学习新知识、新生活方式，并加以内化，与原有的经验基础相互融合，最终完成新的认知建构。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过程同样遵循建构→解构→重构的发展规律。
3现实传承的困境
1）要素结构的割裂。
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外部要素的变化，打破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外部循环，割裂了人类主体与外部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使原有的关联要素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工业文明通过造桥修路、资源开发利用等手段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活环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赖以产生发展的土壤；现代科技和社交媒介的广泛应用，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人们的社交网络，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婚恋嫁娶、感情交流维系提供了新的途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极大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现代价值观和法治观的传播，与民族传统价值观和宗族制共同发挥着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在这些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下，原有知识经验产生和传承的经济社会条件悄然改变，传承体系也随之更替。
2）认知秩序的解构。
来自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学习方式等干扰因素的介入，原有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认知秩序解构。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人们越来越依靠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和制度处理日常生活。现代教育的普及，让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有机会走出村落，融入现代城市，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现代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活动存在的差别，国外的球星们正伴随着媒体的宣传成为新时期孩子们崇拜的偶像。如果说外部干扰因素通过循序渐进的影响，可以实现在原有经验基础上的选择性接受并逐渐融合，最终完成新的认知建构，那么在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较短时期内大量干扰因素（即外部新信息）的不间断介入，使得原有知识经验基础尚未完成新的认知建构过程就被碎片化，知识经验的传承周期和传承过程出现迟滞。
3）主体角色的错位。
实践中，各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然而实施的效果却并不乐观。如文字、图片和录音录像等手段虽然有助于记录和保留部分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信息，但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不会专门查阅和学习这些现代媒体工具所记录的信息，他们仍然依赖口传身授的方法进行世代传承，这些影像资料最终大多进入当地的档案馆或博物馆供学者们研究使用，甚少在社会上宣传推广。
部分地区推出民俗风情旅游产品或利用当地的节庆活动开展民族体育旅游以吸引游客，虽然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传承而言却日渐形式化和功利化。对于本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娱乐项目成为宗族的文化遗产，每一次活动或仪式的开展都是对族群个体民族意识和认同的强化，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影响下的传承，是基于本族群的生存和繁衍所做出的本能选择，因而本民族民众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主角，担负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再生产与创新职责。除此之外的其他民族民众和政府虽然基于兴趣、责任感或公共利益，能够承担横向的传播者、保护者和组织者职责，但缺乏民族精神内化，更多是扮演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配角。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环境变动和自我适应性调节的双重威胁。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迫使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相应的改变，如功能的替代和形式的变迁，即社会建构；另一方面是源于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自发的改进，如器材、场地、规则、技术，即自我建构。为了在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不断的互相协调和促进，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演化，还必须依赖于有效的传承环境的构建，包括情境还原、民间协作与交流、民族传统体育意义重构。
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文化景观尤其是村落的物质文化形态，构成重要的民俗信息记录载体和传承情境。有学者调查显示，位于我国江河流域的具有历史民族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正在以每天1.6个的速度消亡。因此，保护传统村寨原有的生态、景观、环境与建筑，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情境还原与保护的重要途径。
民族传统体育的世代传承，得益于本族群个体孜孜不倦的传承信仰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民间交流与协作强化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坚守，应当成为贯穿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全过程的重要举措。鉴于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和发展的地缘与族群特征，对歌师、戏师、艺师等民间传承人的鼓励和支持，推动和鼓励当地民间社团或组织参与和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可以成为民间传承的可行途径。在现代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也需要与时代背景相匹配，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需求相适应，才能获得自我传承的动力。因此，寻求赋予这些体育活动以新时代的价值内涵，激发年轻人学习并传承的兴趣和热情，探索建立民族传统体育自我保护发展和传承的机制就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