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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霍有光先生150万字的著作《钱学森年谱（初编）》（2011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全景式的钱学森一生翔实的史料文集，读后使人颇有感想，遂写出“偶记”多篇，愿与有同好的朋友分享“读书养心”的快乐。
“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近两年来，这个被称作“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众说纷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答案，但总让人觉得讨论中对此问的钱学森背景追寻探讨不足。
笔者觉得“解铃还需要系铃人”。正如有的参与讨论的人所说，对于这一问题，钱学森先生是思考多年，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答案的。因此，本文试从钱老自己的生长经历以及他的言论中寻找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以便进一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
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科院建院60周年讲话，缅怀科学家钱学森时讲道，“我作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钱老几位秘书透露，“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人民日报》2011年9月14日）
吴非文章说：“钱学森究竟说了些什么？……如果中国的钱学森只能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没有相应的思考和基本判断，不合常理常情。”是这样的：早在30多年前的1979年11月12日，钱学森在上海延安饭店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徐慰侬的采访时，实际已经回答了后来的所谓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说：“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民又肯刻苦用功的，我们完全能够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那怕他只有30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钱学森说着起身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当年10月26日《北京科技报》题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在学习工作中的苦恼”的文章，其中有三个小标题：一、信任和重视了吗？二、任人唯贤了吗？三、待遇平等了吗？钱学森说：“我可以肯定，只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就会涌现更多的杰出人才。”
30多年过去了，这里三个小标题的问题解决的如何呢？可能仍然是差强人意。而且，这里的三问还涵盖不了“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的全部。如钱学森所倡导“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愫，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所以，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教材，有什么样的教学内容等问题。
钱老晚年曾回忆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他的影响很深。当时数学老师傅钟孙特别提倡创新。第二个高潮是，他到美国师从冯·卡门教授多年、合作多年的美好时光。他与冯·卡门教授彼此相互吸引发现、成为良师益友的佳境，大大加速了钱学森成为杰出人才的速度。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以及主持开研究讨论会、学术讨论会的锻炼创造性思维的做法等，使钱学森受益一生，这大概也是钱学森晚年形成“大成智慧学”思考的起点之一。钱学森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很快就能迸发出Good idea（好点子）。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称此为钱学森受到的“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名师教育对于钱学森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钱学森一生。他9岁入北京实验小学时便受到启发式教育，14岁就借阅科普读物《相对论》。钱学森晚年回忆一生中影响他最大的人有17位，除了博士生导师冯·卡门之外，列入17位的有：小学老师1位，大学老师3位，中学老师7位。足见中学教育给予钱学森的深刻影响。
叶企孙教授是钱学森的伯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34年，钱学森考留美公费生的成绩很不理想，不知为何数学成绩不及格，其他成绩也不理想，但“航空工程”却得了87分的高分，叶教授看出钱学森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而且为钱学森聘请了以清华大学王士倬教授为首的指导小组，对钱学森加以指导，补习一年后赴美。
钱学森把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视为培养杰出人才的首要条件。记得钱学森1955年10月8日回国后不久，便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次回国感到受益最大和令我高兴的是，在国外多年探索出来的方法，在精神上是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原则相符合的。
1956年3月2日，《中国新闻》记者洛翼问钱学森：“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钱学森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钱学森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经常谆谆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不久前，有人总结分析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观缘由（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4期）得出六条经验：1.中青年时代出成果；2.师从名家、国外名牌大学；3.打破常规敢于向传统挑战；4.孜孜不倦热衷科学实验；5.思维敏捷、方法得当；6.家庭环境和长者教诲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方面的作用在钱学森成长历程中均有所体现。因此，研究、借鉴钱学森的成长经验有益而且必要。这一研究似应列为“钱学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此方能更全面准确地回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近两年来，这个被称作“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众说纷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答案，但总让人觉得讨论中对此问的钱学森背景追寻探讨不足。
笔者觉得“解铃还需要系铃人”。正如有的参与讨论的人所说，对于这一问题，钱学森先生是思考多年，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答案的。因此，本文试从钱老自己的生长经历以及他的言论中寻找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以便进一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
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科院建院60周年讲话，缅怀科学家钱学森时讲道，“我作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钱老几位秘书透露，“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人民日报》2011年9月14日）
吴非文章说：“钱学森究竟说了些什么？……如果中国的钱学森只能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没有相应的思考和基本判断，不合常理常情。”是这样的：早在30多年前的1979年11月12日，钱学森在上海延安饭店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徐慰侬的采访时，实际已经回答了后来的所谓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说：“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民又肯刻苦用功的，我们完全能够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那怕他只有30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钱学森说着起身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当年10月26日《北京科技报》题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在学习工作中的苦恼”的文章，其中有三个小标题：一、信任和重视了吗？二、任人唯贤了吗？三、待遇平等了吗？钱学森说：“我可以肯定，只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就会涌现更多的杰出人才。”
30多年过去了，这里三个小标题的问题解决的如何呢？可能仍然是差强人意。而且，这里的三问还涵盖不了“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的全部。如钱学森所倡导“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愫，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所以，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教材，有什么样的教学内容等问题。
钱老晚年曾回忆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他的影响很深。当时数学老师傅钟孙特别提倡创新。第二个高潮是，他到美国师从冯·卡门教授多年、合作多年的美好时光。他与冯·卡门教授彼此相互吸引发现、成为良师益友的佳境，大大加速了钱学森成为杰出人才的速度。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以及主持开研究讨论会、学术讨论会的锻炼创造性思维的做法等，使钱学森受益一生，这大概也是钱学森晚年形成“大成智慧学”思考的起点之一。钱学森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很快就能迸发出Good idea（好点子）。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称此为钱学森受到的“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名师教育对于钱学森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钱学森一生。他9岁入北京实验小学时便受到启发式教育，14岁就借阅科普读物《相对论》。钱学森晚年回忆一生中影响他最大的人有17位，除了博士生导师冯·卡门之外，列入17位的有：小学老师1位，大学老师3位，中学老师7位。足见中学教育给予钱学森的深刻影响。
叶企孙教授是钱学森的伯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34年，钱学森考留美公费生的成绩很不理想，不知为何数学成绩不及格，其他成绩也不理想，但“航空工程”却得了87分的高分，叶教授看出钱学森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而且为钱学森聘请了以清华大学王士倬教授为首的指导小组，对钱学森加以指导，补习一年后赴美。
钱学森把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视为培养杰出人才的首要条件。记得钱学森1955年10月8日回国后不久，便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次回国感到受益最大和令我高兴的是，在国外多年探索出来的方法，在精神上是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原则相符合的。
1956年3月2日，《中国新闻》记者洛翼问钱学森：“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钱学森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钱学森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经常谆谆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不久前，有人总结分析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观缘由（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4期）得出六条经验：1.中青年时代出成果；2.师从名家、国外名牌大学；3.打破常规敢于向传统挑战；4.孜孜不倦热衷科学实验；5.思维敏捷、方法得当；6.家庭环境和长者教诲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方面的作用在钱学森成长历程中均有所体现。因此，研究、借鉴钱学森的成长经验有益而且必要。这一研究似应列为“钱学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此方能更全面准确地回答“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