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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日本第23届参议院选举已经落下帷幕，其对日本国家战略取向的影响日渐显露。由于东亚地缘政治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在目前中日关系处于战后以来极少见的严峻局面下，深入研判这次参议院选举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政权”预期及其效应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1955年体制”于1993年寿终正寝。在战后这一日本政坛“超稳定”的38年之后，日本政界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重新分化组合的剧烈变动期。而所谓“十年十相”，已在近年的日本政坛“常态化”。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于，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日本都难以形成一以贯之、内外协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这也必然投射在具体的政策策略上。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率领该党于2012年年底赢得大选，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其本人也梅开二度，重登首相宝座，今年再下一城，又赢得参议院大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其本人信心大增，以为得到国民普遍认可，遂作打破“十年十相”魔咒、长期执政的打算。另一方面，按照日本众议院议员任期四年，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半数的法律规定，今后三年内，将无决定现政权命运的所谓“国政选举”。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崩盘，没有其他极端政治、社会危机发生，以及他本人身体不像上次那样出状况的话，一般认为安倍长期执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样一种对安倍政权将长期执政的社会预期，必然会产生种种效应，撮其大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感将得到强化。本来日本内阁（包括安倍本人）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所谓超量化宽松举措背后隐藏的极大风险，是非常担心的，并无胜算的把握和信心，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姑且一试的无奈之举。对于“安倍经济学”重中之重的所谓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人们普遍认为缺乏新意，并不看好。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参议院选举结果表明，“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还是唤起了日本国民的期待感。正是这种期待感，使安倍赢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后政权基础得以巩固，并增大了成为长期政权的可能性。而安倍内阁一旦长期执政，则必然会进一步稳固地推行和展开其经济发展计划，在条件和环境方面，增添了“安倍经济学”成功的要素。所以，这样一种预期，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强化日本国民的期待感。
这种期待感，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所以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安倍把进一步推行其经济政策视为与自身政权生死攸关的首要课题。在长期政权的预期下，为了把“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变为长效机制，安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进行了相关规划，包括着手制定明年预算时向医疗、农业、科技等部门倾斜，为寻求新的支柱性增长点、第三支箭以及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所需结构改革的具体目标等都已提上日程。虽然安倍把与重建财政密切相关的消费税增税问题留待2013年秋季做决断，但也已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的增税效应进行测算和评估。以上种种，意味着着眼于长期政权预期下的经济发展蓝图已经展开。
虽然日本经济问题如山，“安倍经济学”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也没有排除，日本经济能否真正走出长期以来的“通缩”还是个问号，但这次参议院选举对“安倍经济学”的进一步展开所产生的助推作用——即由“推高股价”、“日元贬值”等以金融为抓手的第一阶段向推动经济实际增长的第二阶段延伸创造了重要条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增添了“安倍经学”成功的可能性，而对这一可能性，中国需在做出及时、准确之研判的基础上，加以应对。
其次，在安全保障领域，安倍本人及其自民党团队出于长期政权的预期，势必有若干重大调整及变化。基于保守理念，一直以来，安倍认为战后自民党立党理念的两大目标只实现了一半，即在经济繁荣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领域，即领导日本真正走出战后方面毋庸说是失败的。其所谓真正走出战后，即以废除外国“强加”给日本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战后宪法为标志，实现日本的真正独立。现在，安倍认为这一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所以，以修宪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首先充分体现在他第一次登上首相宝座之时。安倍为此可谓殚精竭虑，终于在短短一年任期内，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国民投票法案”。由于他过度专注于修宪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诉求，在经济上了无建树、乏善可陈，最终不得不以身体不适为由黯然下台。
重登首相宝座的安倍以上一任期为镜鉴，把经济作为政权存续的首要课题。但修宪毕竟是其梦寐以求的夙愿，因而安倍也未曾须臾忘之。从这一意义上，此次参议院选举对安倍来说可谓忧喜参半。一方面虽然与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席位超过半数，但公明党在修宪问题上与安倍并不同调。因而，扣除公明党席位的话，即便与赞成修宪的维新会、大家之党等联手，席位还是达不到修宪法定要求的三分之二。为此，安倍积极推动首先修改宪法第96条，以便降低修宪门槛。但这样做一是涉及立宪的法理，二是深受战后和平宪法恩惠的广大国民的抵制，其进展并不顺利。但另一方面，此次参议院选举，毕竟巩固了安倍政权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的长期执政预期，为其稳固地、分步骤地实现修宪提供了空间和余地。
具体而言，安倍以执政六年为预期，将原来设想的一气呵成调整为分两步走。第一步可称之为“啄壳战术”，即首先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使和平宪法成为徒具理念形式的空壳；第二步伺机将其啄破、彻底打碎。而时间的节点则控制在六年的任期内，也即安倍要亲手完成修宪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日本彻彻底底地走出战后体制，其本人也因此而能够“名标青史”。其实，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已经加速推进第一个步骤。如在其第一任期内成立的首相个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再构筑恳谈会”重新启动，将于今年秋季就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相关法律解释提出报告书，其成果将反映在今年年底制订的新防卫大纲中，进而在明年秋季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时就深化日美同盟发挥作用。与此相关，考虑到在国会就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解释等进行答辩时起重要作用的、被称为“法律的看门人”的内阁法制局长官这一关键岗位时，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后的半个月，即把坚持历代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但与宪法第九条的关系而不能行使”之解释的山本庸幸内阁法制局长官解任，而以对此持积极态度的驻法大使小松一郎取而代之。这种由外务省官僚充任内阁法制局长官的“异例”举措，反映了安倍在修宪问题上“顺昌逆亡”的决绝态度。另外，安倍还将于2014年撤销基于对战争的反省、标志文官统治而设立的防卫省“运用企划局”，因为这有碍于职业军人（所谓自卫官）的一元化统治，也不符合自民党在“宪法修正草案”中明记的“设置国防军”的目的和要求。 以上种种说明，以参议院胜选为基础，安倍政权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抓手，或启动相关组织做法律上的准备，或运用职权铲除修宪的障碍，或蚕食依据和平宪法理念设置的机构等。他正一步一步地实施和切切实实地推进修宪的举措与步伐。
“拧劲国会”的消解及其后果
所谓“拧劲国会”或者“扭曲国会”，是指执政党与在野党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据主导权的情形。从“1955年体制”于1993年解体至今恰好20年，其间，政界几经分化组合，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其表现形式，一是自民党虽然多数时期居主导地位，但已经不仅不能单独执政，而且作为执政联盟往往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二是与选举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党化趋势。
由于众、参两院在制度设计时众议院具有优越地位，其中包括参议院选举不能直接决定首相的去留和政权的更迭，所以在参议院选举时，选民的心态相对放松，加之政党政治的相互制衡原理，以及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往往会出现选票的流向与众议院选举呈逆向方式，其结果就会形成所谓“钟摆”现象。即或为了制约执政党使其不至于“暴走”，或为了表达对执政党政策的不满等，使执政党包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沦为少数派。加之冷战后政界重组的不稳定状态，所以近年日本政坛的“拧劲国会”现象已经“常态化”，由此带来两个显著的后果。一是作为执政联盟的主导政党党首、也即首相往往为参议院选举失败承担责任，以辞职的方式“以谢天下”。其实2007年安倍的下台，与当年参议院选举失利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二是国会运营的困难。政府的很多法案在参议院搁浅，即便是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可以再次审议通过，但次数多了的话，也会遭到“暴走”、“无能”等非议。“拧劲国会”无疑使政权运营难以顺畅，而这势必影响政权的支持率，待到“危险水域”，就离下台不远了。无论是自民党的福田康夫、麻生太郎，还是民主党的菅直人等前首相，都为此吃尽苦头，这也成为他们下台的重要原因。
对于“拧劲国会”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由此引发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博弈，并不是正常的政策论争，而只是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故意“拧劲”，毒化了政坛。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是议会民主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参议院由此发挥了真正的制衡作用。虽然见智见仁，但不论怎么说，其实际效果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否认的。
第23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的议席，加上非改选部分，共计135席，远超过半数的121席。多年来令执政党十分头痛的“拧劲国会”得以消解。其所带来的效应和后果，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增强了安倍执政的基础，使其成为长期政权有了可能；二是以此为前提，使日本的内政和外交有了制定长期战略并付诸实施的基本条件；三是今后安倍内阁提交国会审议的相关法律法案，特别是与“安倍经济学”相关的法案在国会的通过，可以说基本上畅通无阻；四是因为在野党在众、参两院皆居少数，缺少对安倍内阁的制度性框架制约的手段，所以安倍政权容易过度“暴走”，独断专行。
“一强多弱”的政党政治生态
原参议院第一大党民主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议席锐减，相对于自民党的115席，仅剩59席。虽然民主党现在的议席为参议院第二大党，但具体席位数仅为自民党的二分之一强。而在选举前，民主党86席居首位，自民党84席次之，可谓势均力敌，能够发挥对自民党的制约作用。但现在自民党一骑绝尘，其他党派都在20议席以下，由此形成所谓“一强多弱”的局面。
虽然选举后自民党和公明党以外的各在野党，特别是席位减少的政党尚未发生大的分裂和重组，但民主党不仅未见复兴的兆头，也还存在以民主党政权时代的核心人物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等组成的所谓“六人帮”与海江田万里代表的对立，有潜在的分裂危险；而维新会的共同代表桥下彻虽然请辞未果，但今后主要精力将向大阪转移也势在必行；大家之党党首渡边喜美与干事长江田宪司的决裂，也给该党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担任社民党党首已长达十年，在日本政坛颇有影响的福岛瑞穗为承担败选责任而黯然辞职，以社会党为前身的该党在参议院现在仅占3席。
以上这种“一强多弱”的党势分布，其效应和后果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冷战后逐渐形成的日本政坛两大政党化的趋势遭受很大阻遏，2009年以后人们所期待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日本政党政治蓝图，骤然暗淡起来；二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容易形成“独断专行”政治，这与日本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原理不相容。即便是在“1955年体制”下，“保革伯仲”的局面使当时的社会党实际上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现在这一体制消失了；三是由于各在野党之间理念和政策，包括人事的巨大差异和复杂性，彼此联手制衡安倍自民党政权的有效机制很难形成。
参议院选举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次参议院选举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增强了安倍政权的基础，产生了其长期执政的预期；二是以此为背景，安倍政权在经济、安保领域有条件制定并实施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而其战略取向不言而喻对中日关系会产生深刻影响；三是“拧劲国会”的消解和“一强多弱”的党势分布，使以议会和政党政治为依托的、对安倍自民党政权的制衡非常有限，有人将此称之为“2013年体制”。可以说，这种体制是战后在野党制衡执政党最弱的形态。
以上情形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纳为：
第一，出于内外环境的压力和长期执政的预期，参议院选举后安倍显然已经将修宪调整为中长期政治目标，而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现实首要政治和外交诉求，并为第二步进行修宪做铺垫，而将时间的节点掌控在维持六年的政权任期之内完成；同时，在优先顺序上，则以经济发展为最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安倍虽然需要借助钓鱼岛争端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和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来实现其修宪等政治目标，但综合以上经济、政治情势，特别是他对长期政权的自期与考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会谋求与中韩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缓和，而不是激化对立。以此为前提，钓鱼岛问题有可能形成“事实上搁置”的状态，即双方择时建立海上应急联络机制，中国海警钓鱼岛巡航常态化，围绕钓鱼岛问题两国不进一步采取刺激对方的举措，形成各自严格控制己方民间人士登岛等行为的默契。
第二，出于对安倍长期执政的预期，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2014年将正式访问日本，中国也应该视其为将要长期打交道的对手，并为此作必要的准备。截至目前，安倍一直声称与中国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之所以没有进展，是因为中国设置了首脑会晤的条件。安倍此举的策略性是不言自明的，即把责任推给中方。但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出于长期政权的预期，存在由策略手段向逐步主动采取一些积极举措，如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加强经贸合作等以求缓和紧张关系，为首脑会晤和改善两国关系创造条件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应一方面揭露其策略手段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应密切关注其真实意图的变化情况，做出积极的应对。根据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现在要安倍政权明确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并非易事，以一种相对灵活的方式事实上承认，也应该是我们争取的第一步目标。如果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巩固，根据需要，高层领导会晤等应逐步展开。
第三，中日关系也还不能完全排除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即如果安倍的经济举措崩盘，又或者反过来安倍经济学获得相当成功，都会刺激安倍加速实现以修宪为核心的政治诉求。这样，中日关系不言而喻将会恶化，不要说短期内、甚至数年都难以根本改变僵局状态。而在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参议院选举后由于国会和党际对安倍政权的制衡作用大幅弱化，就存在安倍政权容易一意孤行、并容易得逞的现实可能性。对此，中国一是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应对之策。譬如不仅要适时、适度地积极推动与日本在野党之间的交流，也要深化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公明党之间的交流，以期从内外最大限度地制约安倍自民党政权给中日关系施加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长期政权”预期及其效应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1955年体制”于1993年寿终正寝。在战后这一日本政坛“超稳定”的38年之后，日本政界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重新分化组合的剧烈变动期。而所谓“十年十相”，已在近年的日本政坛“常态化”。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于，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日本都难以形成一以贯之、内外协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这也必然投射在具体的政策策略上。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率领该党于2012年年底赢得大选，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其本人也梅开二度，重登首相宝座，今年再下一城，又赢得参议院大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其本人信心大增，以为得到国民普遍认可，遂作打破“十年十相”魔咒、长期执政的打算。另一方面，按照日本众议院议员任期四年，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半数的法律规定，今后三年内，将无决定现政权命运的所谓“国政选举”。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崩盘，没有其他极端政治、社会危机发生，以及他本人身体不像上次那样出状况的话，一般认为安倍长期执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样一种对安倍政权将长期执政的社会预期，必然会产生种种效应，撮其大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感将得到强化。本来日本内阁（包括安倍本人）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所谓超量化宽松举措背后隐藏的极大风险，是非常担心的，并无胜算的把握和信心，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姑且一试的无奈之举。对于“安倍经济学”重中之重的所谓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人们普遍认为缺乏新意，并不看好。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参议院选举结果表明，“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还是唤起了日本国民的期待感。正是这种期待感，使安倍赢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后政权基础得以巩固，并增大了成为长期政权的可能性。而安倍内阁一旦长期执政，则必然会进一步稳固地推行和展开其经济发展计划，在条件和环境方面，增添了“安倍经济学”成功的要素。所以，这样一种预期，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强化日本国民的期待感。
这种期待感，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所以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安倍把进一步推行其经济政策视为与自身政权生死攸关的首要课题。在长期政权的预期下，为了把“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变为长效机制，安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进行了相关规划，包括着手制定明年预算时向医疗、农业、科技等部门倾斜，为寻求新的支柱性增长点、第三支箭以及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所需结构改革的具体目标等都已提上日程。虽然安倍把与重建财政密切相关的消费税增税问题留待2013年秋季做决断，但也已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的增税效应进行测算和评估。以上种种，意味着着眼于长期政权预期下的经济发展蓝图已经展开。
虽然日本经济问题如山，“安倍经济学”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也没有排除，日本经济能否真正走出长期以来的“通缩”还是个问号，但这次参议院选举对“安倍经济学”的进一步展开所产生的助推作用——即由“推高股价”、“日元贬值”等以金融为抓手的第一阶段向推动经济实际增长的第二阶段延伸创造了重要条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增添了“安倍经学”成功的可能性，而对这一可能性，中国需在做出及时、准确之研判的基础上，加以应对。
其次，在安全保障领域，安倍本人及其自民党团队出于长期政权的预期，势必有若干重大调整及变化。基于保守理念，一直以来，安倍认为战后自民党立党理念的两大目标只实现了一半，即在经济繁荣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领域，即领导日本真正走出战后方面毋庸说是失败的。其所谓真正走出战后，即以废除外国“强加”给日本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战后宪法为标志，实现日本的真正独立。现在，安倍认为这一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所以，以修宪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首先充分体现在他第一次登上首相宝座之时。安倍为此可谓殚精竭虑，终于在短短一年任期内，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国民投票法案”。由于他过度专注于修宪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诉求，在经济上了无建树、乏善可陈，最终不得不以身体不适为由黯然下台。
重登首相宝座的安倍以上一任期为镜鉴，把经济作为政权存续的首要课题。但修宪毕竟是其梦寐以求的夙愿，因而安倍也未曾须臾忘之。从这一意义上，此次参议院选举对安倍来说可谓忧喜参半。一方面虽然与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席位超过半数，但公明党在修宪问题上与安倍并不同调。因而，扣除公明党席位的话，即便与赞成修宪的维新会、大家之党等联手，席位还是达不到修宪法定要求的三分之二。为此，安倍积极推动首先修改宪法第96条，以便降低修宪门槛。但这样做一是涉及立宪的法理，二是深受战后和平宪法恩惠的广大国民的抵制，其进展并不顺利。但另一方面，此次参议院选举，毕竟巩固了安倍政权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的长期执政预期，为其稳固地、分步骤地实现修宪提供了空间和余地。
具体而言，安倍以执政六年为预期，将原来设想的一气呵成调整为分两步走。第一步可称之为“啄壳战术”，即首先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使和平宪法成为徒具理念形式的空壳；第二步伺机将其啄破、彻底打碎。而时间的节点则控制在六年的任期内，也即安倍要亲手完成修宪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日本彻彻底底地走出战后体制，其本人也因此而能够“名标青史”。其实，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已经加速推进第一个步骤。如在其第一任期内成立的首相个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再构筑恳谈会”重新启动，将于今年秋季就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相关法律解释提出报告书，其成果将反映在今年年底制订的新防卫大纲中，进而在明年秋季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时就深化日美同盟发挥作用。与此相关，考虑到在国会就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解释等进行答辩时起重要作用的、被称为“法律的看门人”的内阁法制局长官这一关键岗位时，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后的半个月，即把坚持历代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但与宪法第九条的关系而不能行使”之解释的山本庸幸内阁法制局长官解任，而以对此持积极态度的驻法大使小松一郎取而代之。这种由外务省官僚充任内阁法制局长官的“异例”举措，反映了安倍在修宪问题上“顺昌逆亡”的决绝态度。另外，安倍还将于2014年撤销基于对战争的反省、标志文官统治而设立的防卫省“运用企划局”，因为这有碍于职业军人（所谓自卫官）的一元化统治，也不符合自民党在“宪法修正草案”中明记的“设置国防军”的目的和要求。 以上种种说明，以参议院胜选为基础，安倍政权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抓手，或启动相关组织做法律上的准备，或运用职权铲除修宪的障碍，或蚕食依据和平宪法理念设置的机构等。他正一步一步地实施和切切实实地推进修宪的举措与步伐。
“拧劲国会”的消解及其后果
所谓“拧劲国会”或者“扭曲国会”，是指执政党与在野党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据主导权的情形。从“1955年体制”于1993年解体至今恰好20年，其间，政界几经分化组合，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其表现形式，一是自民党虽然多数时期居主导地位，但已经不仅不能单独执政，而且作为执政联盟往往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二是与选举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党化趋势。
由于众、参两院在制度设计时众议院具有优越地位，其中包括参议院选举不能直接决定首相的去留和政权的更迭，所以在参议院选举时，选民的心态相对放松，加之政党政治的相互制衡原理，以及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往往会出现选票的流向与众议院选举呈逆向方式，其结果就会形成所谓“钟摆”现象。即或为了制约执政党使其不至于“暴走”，或为了表达对执政党政策的不满等，使执政党包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沦为少数派。加之冷战后政界重组的不稳定状态，所以近年日本政坛的“拧劲国会”现象已经“常态化”，由此带来两个显著的后果。一是作为执政联盟的主导政党党首、也即首相往往为参议院选举失败承担责任，以辞职的方式“以谢天下”。其实2007年安倍的下台，与当年参议院选举失利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二是国会运营的困难。政府的很多法案在参议院搁浅，即便是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可以再次审议通过，但次数多了的话，也会遭到“暴走”、“无能”等非议。“拧劲国会”无疑使政权运营难以顺畅，而这势必影响政权的支持率，待到“危险水域”，就离下台不远了。无论是自民党的福田康夫、麻生太郎，还是民主党的菅直人等前首相，都为此吃尽苦头，这也成为他们下台的重要原因。
对于“拧劲国会”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由此引发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博弈，并不是正常的政策论争，而只是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故意“拧劲”，毒化了政坛。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是议会民主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参议院由此发挥了真正的制衡作用。虽然见智见仁，但不论怎么说，其实际效果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否认的。
第23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的议席，加上非改选部分，共计135席，远超过半数的121席。多年来令执政党十分头痛的“拧劲国会”得以消解。其所带来的效应和后果，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增强了安倍执政的基础，使其成为长期政权有了可能；二是以此为前提，使日本的内政和外交有了制定长期战略并付诸实施的基本条件；三是今后安倍内阁提交国会审议的相关法律法案，特别是与“安倍经济学”相关的法案在国会的通过，可以说基本上畅通无阻；四是因为在野党在众、参两院皆居少数，缺少对安倍内阁的制度性框架制约的手段，所以安倍政权容易过度“暴走”，独断专行。
“一强多弱”的政党政治生态
原参议院第一大党民主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议席锐减，相对于自民党的115席，仅剩59席。虽然民主党现在的议席为参议院第二大党，但具体席位数仅为自民党的二分之一强。而在选举前，民主党86席居首位，自民党84席次之，可谓势均力敌，能够发挥对自民党的制约作用。但现在自民党一骑绝尘，其他党派都在20议席以下，由此形成所谓“一强多弱”的局面。
虽然选举后自民党和公明党以外的各在野党，特别是席位减少的政党尚未发生大的分裂和重组，但民主党不仅未见复兴的兆头，也还存在以民主党政权时代的核心人物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等组成的所谓“六人帮”与海江田万里代表的对立，有潜在的分裂危险；而维新会的共同代表桥下彻虽然请辞未果，但今后主要精力将向大阪转移也势在必行；大家之党党首渡边喜美与干事长江田宪司的决裂，也给该党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担任社民党党首已长达十年，在日本政坛颇有影响的福岛瑞穗为承担败选责任而黯然辞职，以社会党为前身的该党在参议院现在仅占3席。
以上这种“一强多弱”的党势分布，其效应和后果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冷战后逐渐形成的日本政坛两大政党化的趋势遭受很大阻遏，2009年以后人们所期待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日本政党政治蓝图，骤然暗淡起来；二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容易形成“独断专行”政治，这与日本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原理不相容。即便是在“1955年体制”下，“保革伯仲”的局面使当时的社会党实际上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现在这一体制消失了；三是由于各在野党之间理念和政策，包括人事的巨大差异和复杂性，彼此联手制衡安倍自民党政权的有效机制很难形成。
参议院选举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次参议院选举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增强了安倍政权的基础，产生了其长期执政的预期；二是以此为背景，安倍政权在经济、安保领域有条件制定并实施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而其战略取向不言而喻对中日关系会产生深刻影响；三是“拧劲国会”的消解和“一强多弱”的党势分布，使以议会和政党政治为依托的、对安倍自民党政权的制衡非常有限，有人将此称之为“2013年体制”。可以说，这种体制是战后在野党制衡执政党最弱的形态。
以上情形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纳为：
第一，出于内外环境的压力和长期执政的预期，参议院选举后安倍显然已经将修宪调整为中长期政治目标，而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现实首要政治和外交诉求，并为第二步进行修宪做铺垫，而将时间的节点掌控在维持六年的政权任期之内完成；同时，在优先顺序上，则以经济发展为最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安倍虽然需要借助钓鱼岛争端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和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来实现其修宪等政治目标，但综合以上经济、政治情势，特别是他对长期政权的自期与考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会谋求与中韩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缓和，而不是激化对立。以此为前提，钓鱼岛问题有可能形成“事实上搁置”的状态，即双方择时建立海上应急联络机制，中国海警钓鱼岛巡航常态化，围绕钓鱼岛问题两国不进一步采取刺激对方的举措，形成各自严格控制己方民间人士登岛等行为的默契。
第二，出于对安倍长期执政的预期，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2014年将正式访问日本，中国也应该视其为将要长期打交道的对手，并为此作必要的准备。截至目前，安倍一直声称与中国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之所以没有进展，是因为中国设置了首脑会晤的条件。安倍此举的策略性是不言自明的，即把责任推给中方。但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出于长期政权的预期，存在由策略手段向逐步主动采取一些积极举措，如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加强经贸合作等以求缓和紧张关系，为首脑会晤和改善两国关系创造条件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应一方面揭露其策略手段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应密切关注其真实意图的变化情况，做出积极的应对。根据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现在要安倍政权明确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并非易事，以一种相对灵活的方式事实上承认，也应该是我们争取的第一步目标。如果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巩固，根据需要，高层领导会晤等应逐步展开。
第三，中日关系也还不能完全排除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即如果安倍的经济举措崩盘，又或者反过来安倍经济学获得相当成功，都会刺激安倍加速实现以修宪为核心的政治诉求。这样，中日关系不言而喻将会恶化，不要说短期内、甚至数年都难以根本改变僵局状态。而在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参议院选举后由于国会和党际对安倍政权的制衡作用大幅弱化，就存在安倍政权容易一意孤行、并容易得逞的现实可能性。对此，中国一是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应对之策。譬如不仅要适时、适度地积极推动与日本在野党之间的交流，也要深化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公明党之间的交流，以期从内外最大限度地制约安倍自民党政权给中日关系施加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