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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大幅减速，GDP增长率已连续3年低于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罕见现象。中国经济的这次减速，或许不是周期性的波谷，而是进入“新常态”的开端。“新常态”的意义不亚于反腐，反腐是打破旧格局，而“新常态”是开创新局面。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的经济数据，全年GDP增长率为7.4%。目前来看（GDP数值今后还会有调整），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大幅减速，GDP增长率已连续3年低于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罕见现象。中国经济的这次减速，或许不是周期性的波谷，而是进入“新常态”的开端。
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过10%的超高增长，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现过4次共10年。
中国经济此前经历了3次“波谷”，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遇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与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这次GDP增长减速主要是由经济自身调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时间不长，而且很快就恢复到10%以上。这一次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滑。
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推动了住的发展;前几年，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又促进了行的发展。与居住和汽车相关的投资和消费是前几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汽车、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额增长率都曾超过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这反映了一个趋势：与住房、汽车相关的一次性支出较大的消费已过了快速增长期，10%左右的增长将是常态。
可以说，我们正在从“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从有到优”的阶段。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各种消费形态逐渐发展，消费增长快;同时，投资先于消费发展起来，增长得更快。这使GDP增长的空间很大。而在“从有到优”的阶段，会有很多创新，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但难有普遍而且规模很大的新题材，因此，经济增长潜力会大大低于“从无到有”阶段。
“从有到优”就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一个概念。
“新常态”带来的突出改变，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形态的变化。中国经济将从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减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未来很难再现10%以上的增长率。透过2014年GDP增长率继续下滑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旧常态”分配倾向于资本
既然有“新常态”，当然就有相对应的“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状况，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长。与这种状态相关，“旧常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在需求端是消费和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在供给端是“人口红利”不断释放。这样的现实条件是“旧常态”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未必就会导致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人们有追求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充分甚至过度利用现实条件。这样的观念和行动普遍存在，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观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在越快越好观念的指导下，便有过度利用现实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主要办法是刺激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每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资发动。例如，从1996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GDP增长率低于1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蹿升到26.7%，此后一直维持在20%以上，GDP增长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14.2%的高点。在经济可能减速时，投资又成为强行拉升经济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刺激计划很快出台，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0%。
要促进投资，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需要得到资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又导致了向资本倾斜的行为。
向资本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资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者与消费。“人口红利”本应属于“人口”，实际上却被资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这是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从2002年到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还有一个后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与环境负担过重。现在大城市房价上涨快、交通拥堵严重、空气质量差，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
“新常态”意义不亚于反腐
“旧常态”—包括现实的经济条件、普遍的观念和行动—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认识到“旧常态”也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也是对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追求。
从现实条件来说，“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将要逐渐耗尽。近年来，老年抚养比上升较快，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会使勞动力供给增长减慢，今后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将大大放缓。而且，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还将受限于环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纪吃的大发展中，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自然环境不支持人们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费增长;近年来很多大城市限车牌，城市环境已难以支持行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而使政府部门有精力和资源去开创一些与“旧常态”相反的“新常态”特征，摒弃越快越好的观念、刺激投资高增长的政策、向资本倾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促进发展观念转变，实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
这样去看，我们就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的重大意义。其意义不亚于反腐，反腐是打破旧格局，而“新常态”是开创新局面。
（《南风窗》2015年03期 欧阳觅剑/文）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的经济数据，全年GDP增长率为7.4%。目前来看（GDP数值今后还会有调整），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大幅减速，GDP增长率已连续3年低于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罕见现象。中国经济的这次减速，或许不是周期性的波谷，而是进入“新常态”的开端。
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过10%的超高增长，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现过4次共10年。
中国经济此前经历了3次“波谷”，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遇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与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这次GDP增长减速主要是由经济自身调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时间不长，而且很快就恢复到10%以上。这一次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滑。
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推动了住的发展;前几年，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又促进了行的发展。与居住和汽车相关的投资和消费是前几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汽车、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额增长率都曾超过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这反映了一个趋势：与住房、汽车相关的一次性支出较大的消费已过了快速增长期，10%左右的增长将是常态。
可以说，我们正在从“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从有到优”的阶段。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各种消费形态逐渐发展，消费增长快;同时，投资先于消费发展起来，增长得更快。这使GDP增长的空间很大。而在“从有到优”的阶段，会有很多创新，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但难有普遍而且规模很大的新题材，因此，经济增长潜力会大大低于“从无到有”阶段。
“从有到优”就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一个概念。
“新常态”带来的突出改变，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形态的变化。中国经济将从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减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未来很难再现10%以上的增长率。透过2014年GDP增长率继续下滑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旧常态”分配倾向于资本
既然有“新常态”，当然就有相对应的“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状况，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长。与这种状态相关，“旧常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在需求端是消费和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在供给端是“人口红利”不断释放。这样的现实条件是“旧常态”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未必就会导致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人们有追求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充分甚至过度利用现实条件。这样的观念和行动普遍存在，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观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在越快越好观念的指导下，便有过度利用现实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主要办法是刺激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每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资发动。例如，从1996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GDP增长率低于1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蹿升到26.7%，此后一直维持在20%以上，GDP增长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14.2%的高点。在经济可能减速时，投资又成为强行拉升经济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刺激计划很快出台，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0%。
要促进投资，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需要得到资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又导致了向资本倾斜的行为。
向资本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资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者与消费。“人口红利”本应属于“人口”，实际上却被资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这是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从2002年到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还有一个后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与环境负担过重。现在大城市房价上涨快、交通拥堵严重、空气质量差，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
“新常态”意义不亚于反腐
“旧常态”—包括现实的经济条件、普遍的观念和行动—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认识到“旧常态”也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也是对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追求。
从现实条件来说，“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将要逐渐耗尽。近年来，老年抚养比上升较快，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会使勞动力供给增长减慢，今后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将大大放缓。而且，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还将受限于环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纪吃的大发展中，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自然环境不支持人们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费增长;近年来很多大城市限车牌，城市环境已难以支持行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而使政府部门有精力和资源去开创一些与“旧常态”相反的“新常态”特征，摒弃越快越好的观念、刺激投资高增长的政策、向资本倾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促进发展观念转变，实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
这样去看，我们就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的重大意义。其意义不亚于反腐，反腐是打破旧格局，而“新常态”是开创新局面。
（《南风窗》2015年03期 欧阳觅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