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构建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同于已有的将“亲缘”和“地缘”作为切入点的研究，本文从“趣缘”切入，以一支完全由农村留守妇女组成的腰鼓队为例，探究这种趣缘网络的构建方式，分析其社会功能，以期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些许启示。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趣缘网络；腰鼓队
中图分类号：D42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5-0073-06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农村大规模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妇女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子女教育问题和其自身综合素质不如丈夫等原因留守在农村，承担起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等责任，同时也担负起家中各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担（李旭、崔永军，2011）。看似平淡的一方迁移，一方留守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削弱了农村妇女以丈夫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的中断使妇女们在组织社会资源、寻求社会支持时遇到困难，无法应对丈夫缺席的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她们的生活面临着“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三座大山，其家庭关系，自我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构建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研究分析得出，农村妇女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可以通过一些资源交换行为重建以娘家人为中心的亲缘关系网和以邻居为中心的地缘关系网，为自己获取必要的社会支持（吴惠芳、饶静，2010）。另有研究指出除了亲属和邻居外，朋友也是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重要构成部分（吕芳，2012）；但“朋友”该如何界定？留守妇女们又该如何交朋友？本文特从“趣缘”这个不同于亲缘和地缘的角度，研究留守妇女如何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来交朋友，构建自己的社会网，寻求社会支持和自我发展。
结合各类趣缘团体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兴起的背景，本文以湖南某镇一支完全由农村留守妇女组成的腰鼓队为例，探究这种趣缘网络的构建方式，分析其社会功能，以期为改善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提供些许启示。
二、基于腰鼓的趣缘网络构建
（一）腰鼓队概况
明碧吉祥腰鼓队成立于2011年，正式成员为10名留守妇女，年龄均为30-45岁，且她们来自同一乡镇的不同村落。腰鼓队现有的商演场合包括红白喜事、婚嫁、寿庆、开张、乔迁等活动，年均演出场次约为50次，每位成员通过打腰鼓挣得的人均年收入为10000元。腰鼓队主要商演节目有音乐鼓、广场舞、花鼓戏、表演唱、集体舞和单人舞等不同种类。表演前，按照事前制定的排练地点轮流表，每周所有成员聚集在不同的成员家里学习、练习新节目。腰鼓队通过贴小广告、发宣传单和名片、树口碑等途径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她们也会和镇上的舞龙队、大豉队、电声乐队、围鼓队积极配合，扩大业务范围。
（二）影响趣缘网络构建的因素
留守妇女趣缘团体的形成，趣缘网络的构建和特征取决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因素。
一是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包括居住地的地理条件，农村地区的日常行为规范，农村地区既有的各类组织的数量和形态，利于网络关系建立和发挥作用的各种文化变量等（王国华，2014）。影响吉祥腰鼓队成立的社会因素主要有：（1）农闲时间相对增多。经济转型和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当地农村的农作方式、人群结构和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农业主要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平提高， 所需劳动力减少。虽然家里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农忙时节，部分人会回家帮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的压力，使她们从繁重的农作活动中解放出来。农闲时间的增多使她们参与趣缘组织和团体成为可能。（2）乡村民俗演变。事实上，除了吉祥腰鼓队外，近年来，全镇兴起了20队左右类似的趣缘团体。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民俗习惯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有白喜事才会请龙队、鼓队来表演，帮助超度亡灵；但近年来，嫁妻娶女、乔迁、祝寿等场合，人们也喜欢请腰鼓队、龙狮队来热闹庆贺。乡俗的演变使趣缘活动不仅仅是留守妇女的休闲娱乐，还是她们获得经济收入的可能途径，平台的拓宽和功能的延伸激发了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构建热潮。（3）外来媳妇增加。很多当地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结识了四川、江西、安徽等其他地区和省份的女生，并与之结为夫妻，导致本地的外来媳妇数目增加。对于外来媳妇们来说，丈夫长时间外出，她们还未来得及建立以丈夫为中心的新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而过去依赖娘家人建立的亲缘网络也因为距离远而难以再起作用，她们比本地媳妇更渴求通过结交新朋友来建立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更好地融入本地的关系网；加上相同年龄段的外来媳妇们容易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组建趣缘团体变成她们共同认可的新途径。
二是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包括年龄、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价值意识和不同生命阶段的家庭环境等（王国华，2014）。影响当地留守妇女积极参与腰鼓队，构建新网络的个人因素主要有：（1）性格和心态。经采访了解到，腰鼓队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性格开朗，表现力强的妇女，虽然生理年龄为30-45岁不等，但其心理年龄普遍比较年轻，乐观善谈，容易接受网购、视频教学这些新潮的事物。另外，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是腰鼓队成员外还有其他的角色和身份，如医生、厨娘、教师等，趣味相投，性情合拍，再加上多样的人生阅历和开放、前卫、不相左的价值观，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个人自主性。不同于大多数的传统妇女，她们不再将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而是拥有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想凭借自己独立自强的身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幸福。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在行动中就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和爱好，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基础上参与合适的组织，构建新的关系网络，为自己的个人需求提供各种支持，而趣缘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3）家庭成员的支持。农村中几代人、几个家庭同住在一起或住的距离比较近，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仍旧比较普遍，纵向和横向的家族成员关系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妇女的行动自由，故公婆的理解，丈夫和孩子的支持能有效鼓励她们走出去，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吉祥腰鼓队的成员们因为家庭风气比较开放，家人对她们打腰鼓取得的收入和成绩都持认可和赞赏态度，家人的支持态度鼓励其向自由活动方向转变，也使她们更进一步走向社会。 （三）趣缘网络构建的方式
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因素也影响了留守妇女构建趣缘网络的途径和方式，具体如下：
一是多元活动空间和场所内构建基本趣缘关系网。趣缘关系的特殊性要求有一定的场所、空间和平台来保证活动的开展和成员间的互动。无论是排练练习的场所还是各类商演的表演平台都是趣缘团体吸引新成员加入，实现成员互动，扩大团队整体影响力的关键要素。吉祥腰鼓队轮流在每位成员家里排练新节目，彩排商演流程；“轮流串门式”的演练解决了场地问题的同时也拉近了成员间的距离，深入家庭的了解便于拉近彼此间的关系。同时，商演机会多是通过多元的宣传方式和相熟的老主顾介绍获得，口碑宣传更是扩大了腰鼓队本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除了日常训练和商演外，成员们还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社交网站上成立讨论群组聊天，分享商演信息，商讨队伍的未来发展方向等。她们也会时常相约在固定的茶馆、小商店聚会娱乐。多元的活动空间和场所为成员构建趣缘网络提供了平台和可能性。
二是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网络。趣缘关系最初是因为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在多种活动场所和空间中慢慢建立，但单纯以兴趣爱好建立起的网络关系在网络结构密度上趋向弱质；而随着团体内沟通、交流和互动的增加，各类信息汇集，成员间的熟悉感也增加，彼此性格和价值观趋向同质，小群体范围内的熟悉简化了复杂的外部环境，人们潜意识中“怕被骗”的思维因为复杂性被熟悉感取代而增强了守信的动机，最终推动了强关系的建立。吉祥腰鼓队成员开始时与其他大部分成员皆不认识，最初因为朋友介绍而加入这个趣缘团体，彼此间唯一的共同点和联系就是对腰鼓的共同喜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交流，集体训练，一起参与商演和平常的娱乐聚会，彼此间的熟悉感增加，甚至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较高的亲密度和对团队的集体归属感衍生出所有成员在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感，最终成员间的强关系建立。
三是各类规制维护趣缘网络的强关系。任何一个需要内部成员共同合作以促进集体共同发展的团体都要预防或克服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团体内部的成员最初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但随着趣缘团队影响力的扩大，商演机会增加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可能导致成员在决定是否完全合作时选择搭便车。腰鼓队内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制有效保证了成员间的合作，一方面，基于成员互动建立起的情感型信任成为以腰鼓为媒介的趣缘网络的一种重要文化规范，是成员间联接的纽带和润滑剂，也是队伍最重要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腰鼓队举手表决通过了关于利润分成、公共物资购买的成本分担等规章制度，后期也完善了关于迟到早退、排练不合作等行为的处罚机制。非正式的规范和正式的规章双重保障了留守妇女强趣缘关系网络的维持。
（四）趣缘网络的基本特征
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相互叠加影响下的趣缘关系网络具有不同于传统地缘关系网和亲缘关系网的特点。
一是网络规模大，密度高。趣缘关系网的节点主体不再以某个单一固定的个人和村落为中心，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将之前毫无关系，互不相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两个人联系起来，故趣缘网络结构比其他类型的网络结构规模更大。同时，农村嫁娶传统的“就近原则”特点使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重合，加上农村中以互联网交友的方式普及度还不够高，基于别人兴趣爱好的了解多是通过朋友和亲戚介绍，或以朋友介绍朋友、亲戚介绍亲戚的形式得知。吉祥腰鼓队的成员招募就是通过“我介绍朋友，朋友介绍她的朋友和亲戚”这种动态机制来实现的。所以，在地缘和亲缘基础上建立的趣缘关系网络，除了规模更大外，其成员关系也更密切，网络紧密度也更高。
二是典型的卫星型关系网。不同于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中心型”关系网，也不同于以地缘为基础的“村落中心型”关系网，以趣缘为基础建立的关系网是新型的“卫星型”网络，网络成员居住地不一定在一个村落内，但彼此间交通便利，车程不远，且成员普遍比较年轻。吉祥腰鼓队的成员都是30-45岁的中青年妇女，她们居住在同一镇内彼此相邻的红烈、长荆、明镜、砖桥和白洋5个不同的自然村，除了平均每天有6至8班班车外，很多成员都有自己的摩托车，车程都在半个小时之内，相对靠近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也方便了平常的排练、商演和聚会等互动。
三是直接性和间接性交互的网络关系。直接性的网络关系是指行动者之间直接发生关系，而间接性则指必须通过第三者才能发生的网络关系。趣缘团体本身的特性要求其联结的对象必须是具有相同或类似兴趣爱好的行动者，但农村有限、落后的交流结交平台和新型爱好的不均衡分布决定了完全直接性的趣缘网络关系不能直接建立，而需要中间人和关键团体来扮演网络构建的中介角色，以构建间接性的网络来完善整个趣缘关系网。吉祥腰鼓队的组织者刘女士、黎女士和钟女士是队伍的关键行动者，她们彼此间是直接联系，且每个人与她们各自拉拢的成员也是直接联系，因为她们三个是队伍的最初创立者，与组织联系最紧密，成员与她们直接联系可以获取更多的组织信息，更大程度上地增加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情感归属。但所有其他成员间的关系都是因为她们三个的引荐而建立的间接性关系，密度虽不如直接性关系那么高，但关系规模的扩大为组织后期的人际互动，提高趣缘关系的密度奠定了基础。
三、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社会功能
留守妇女通过加入腰鼓队，共同构建了一个由“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组成的社会关系网。团体中频繁的互动给她们提供了各种支持，也帮助她们找到了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
（一）提供社会支持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一个由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他们从这相互关联的网络中获取各种社会支持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和问题，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尤其是对于承担着“精神压力大、安全感低、劳力负担重”这三座大山的多数农村留守妇女们，其本身的社会关系网规模小，紧密度不高，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很难完全提供她们所需的社会资源，而新型的、规模大的、密度高的趣缘关系网成为留守妇女们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1）情感性支持：农村妇女最重要的情感倾诉者和决策支持者是丈夫，但大多数丈夫的外出使留守妇女的情感性支持获取困难。当被问到“心情不好、受到委屈找人倾述时，您会找谁？”，腰鼓队的大多成员表示“有时候会找娘家人，但娘家人住的远，怕他们过于担心自己的处境，不好经常向她们表达负面情绪，更多的是找队里的这些姊妹们，有时候找她们聊天，有时候一起跳舞或打鼓来发泄情绪”。（2）工具性支持：留守妇女承担着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责任，另外还要承包家里所有的大小农活，丈夫不在家，人手不够，平常家中遇到农业生产困难或经济困难时，都需要有人来帮扶一把；除了亲人和邻居的支持外，腰鼓队的成员还形成了一种默契，农忙时节互相帮工，因为她们来自不同的村，主要农作物分别有水稻、棉花和油菜，错开的农忙时节也有助于这种工具性支持的实现。（3）信息支持：趣缘团体除了能提供基本的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外，频繁的互动也给留守妇女们提供了获取各类信息的便捷途径。一起排练演出时的空闲时间，她们都会谈论些家常里短；一方面，这些信息提升了她们在家中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也给她们自己或其家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二）建立身份、行为认同
当地大多数留守妇女因为自身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不高，承担的也多是收益不高的劳动，对家庭的贡献相对较小，身份和人际网络都归在丈夫之下，没有独立的身份和社会定位。但几个妇女加入吉祥腰鼓队后，新型的角色扮演和新型社会活动的参与使她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规范的言表和提升的素质逐渐帮助其赢得了尊重，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一方面，腰鼓队有统一的服装、口号和标志性的舞蹈动作，无论在排练时还是在正式演出时，她们都高喊口号，凝聚和激励大家的意志，此种仪式性的表达增强了成员间的认同，对演出活动的共同记忆也增加了队伍的粘合性，从而构建了共同情感，形成对团队的认同。另一方面，成员因为舞蹈、腰鼓结交了新的朋友，形成了新的交际圈，人际交往不再单以丈夫为中心。同时，各种演出帮助她们在经济上独立，不再坐等丈夫寄钱回来，买东西时也不再需要过多顾及丈夫和长辈的意见；新型夫妻关系、新型婆媳关系的建立帮助她们形成了社会性的自我。
（三）掌握技能，获取权能
留守妇女的传统职责就是从事家务劳动，养儿育女，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其活动场所单纯以家庭为中心，几乎从不参与社会活动。单一的劳动技能限制了她们在权能上的有效性和认可度，导致她们心中普遍存在一种“被剥夺感”。但各类趣缘团体的兴起，扩大了她们的交往空间，帮助其获得了新的技能，更提升了其身份和话语权。吉祥腰鼓队中只有一个成员本身有舞蹈、音乐和打鼓的特长，大多数成员单纯地因为感兴趣而加入队伍，老师指导教学，一起看视频学习新动作，通过相互鼓励和交流经验后，队员们的各项新技能从生疏到熟稔再到精湛；单一的腰鼓也在成员的创造性思维下衍生出了音乐鼓、广场舞、花鼓戏、表演唱、集体舞和单人舞等多种节目类型。腰鼓队从单纯的娱乐休闲发展到专业的商业演出，社会的认可也促进了成员们维权意识的觉醒、维权能力和话语权的提升，留守妇女的权能因为技能提升而提升，也为了技能提升而提升。
了解到当地政府对地方文艺团体组织有一定的扶持，为进一步促进腰鼓队的发展壮大，成员集体商议后，决定向政府寻求支持。队伍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多次委派代表向村委、镇政府和县政府了解获取扶持资金的方式和途径，经咨询得知相关条例规定，团体组织必须参与县里统一组织的比赛，实力突出的队伍才能获取补助。大家集体商议后决定参与比赛，争夺扶持名额；经过多次排练、比赛，吉祥腰鼓队最终凭借突出的实力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赢得了扶持名额。
（四）激发公共参与意识
虽然大多数留守妇女仍不能摆脱家务和生育的双重社会职责，但加入各种趣缘团体后，她们在自我意识上逐渐觉醒，新的角色扮演和新的关系体验使她们逐渐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发掘自己潜在的能力和智慧，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建设浪潮中，而新农村建设也赋予了她们很多可以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帮助其实现自身的价值。
吉祥腰鼓队主要成员居住的一个村庄计划修筑村道，但男劳动力大都不在家，前期的策划决议、后期的劳动投入和参与都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但腰鼓队的几个核心成员站出来，积极响应发起者，为完善方案、制定规则献计献策，同时还帮助其他处于懵懂状态的留守妇女冲破自我封闭的藩篱，鼓励其积极参与其中，并帮助她们赢得了应有的主体身份地位和决策权。另外，腰鼓队还有四五位成员竞选村妇女主任职位，她们希望凭借自己的热情、能力和责任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试图通过不一样的政治身份，创造条件，丰富留守妇女的生活，帮助当地妇女实现完全的自我发展和解放。
四、结语
人口流动使外来媳妇增加，潜在趣缘主体增多；而民俗的演变给趣缘团体的兴起提供了空间，留守妇女们在空闲时间内寻找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发掘多元的活动空间和场所，以顺利开展趣缘活动和人际互动；成员共同制定的完善的规章制度有效地规范和维持了成员间的互动；最终，间接性、规模大、密度高的卫星型趣缘关系网在留守妇女中建立、强化和维持。她们也通过趣缘网络获得了各种社会支持，找到了自我。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构建过程和功能分析也为政府部门鼓励趣缘组织发展，促进农村留守妇女社会生活改善和农村村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几点启示：
一是提供正式支持，直接减轻留守妇女的负担。吸取趣缘团体中成员通过“换工”来为彼此提供工具性支持的成功经验，政府可以鼓励建立正式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培育和搭建规范化的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平台，鼓励其相互扶持、相互照顾，减轻留守妇女的生产劳动强度。
二是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趣缘团体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出台和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为趣缘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设立趣缘团体专项扶持资金，明确团体的申请资格，简化申请流程，跟踪资金扶持效果。另一方面，为趣缘团体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为留守妇女创造更多的条件和多元的机会，如建立村部文体室，村级文艺宣传队，开办舞蹈培训班等；促进趣缘团体的良好发展，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
三是充分挖掘留守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留守妇女在参与趣缘团体，与其他成员的交往互动过程中政治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觉醒，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她们更多地走出家门，走向社区公共领域。留守妇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乡村社区的治理密切相关，故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留守妇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鼓励其积极参与村治，将其培养成为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空心村治理的主力军，也是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旭，崔永军.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对策[J].
农村经济，2011（2）：26.
[2]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重构行动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0（4）：85-86.
[3]吕芳.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构成研究基于16省66县
2414名留守妇女的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12（5）：38-41.
[4]王国华.日本农村妇女个人关系网络的类型与特征分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2）：84.
（责任编辑：陈 勇）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趣缘网络；腰鼓队
中图分类号：D42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5-0073-06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农村大规模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妇女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子女教育问题和其自身综合素质不如丈夫等原因留守在农村，承担起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等责任，同时也担负起家中各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担（李旭、崔永军，2011）。看似平淡的一方迁移，一方留守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削弱了农村妇女以丈夫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的中断使妇女们在组织社会资源、寻求社会支持时遇到困难，无法应对丈夫缺席的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她们的生活面临着“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三座大山，其家庭关系，自我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构建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研究分析得出，农村妇女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可以通过一些资源交换行为重建以娘家人为中心的亲缘关系网和以邻居为中心的地缘关系网，为自己获取必要的社会支持（吴惠芳、饶静，2010）。另有研究指出除了亲属和邻居外，朋友也是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重要构成部分（吕芳，2012）；但“朋友”该如何界定？留守妇女们又该如何交朋友？本文特从“趣缘”这个不同于亲缘和地缘的角度，研究留守妇女如何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来交朋友，构建自己的社会网，寻求社会支持和自我发展。
结合各类趣缘团体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兴起的背景，本文以湖南某镇一支完全由农村留守妇女组成的腰鼓队为例，探究这种趣缘网络的构建方式，分析其社会功能，以期为改善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提供些许启示。
二、基于腰鼓的趣缘网络构建
（一）腰鼓队概况
明碧吉祥腰鼓队成立于2011年，正式成员为10名留守妇女，年龄均为30-45岁，且她们来自同一乡镇的不同村落。腰鼓队现有的商演场合包括红白喜事、婚嫁、寿庆、开张、乔迁等活动，年均演出场次约为50次，每位成员通过打腰鼓挣得的人均年收入为10000元。腰鼓队主要商演节目有音乐鼓、广场舞、花鼓戏、表演唱、集体舞和单人舞等不同种类。表演前，按照事前制定的排练地点轮流表，每周所有成员聚集在不同的成员家里学习、练习新节目。腰鼓队通过贴小广告、发宣传单和名片、树口碑等途径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她们也会和镇上的舞龙队、大豉队、电声乐队、围鼓队积极配合，扩大业务范围。
（二）影响趣缘网络构建的因素
留守妇女趣缘团体的形成，趣缘网络的构建和特征取决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因素。
一是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包括居住地的地理条件，农村地区的日常行为规范，农村地区既有的各类组织的数量和形态，利于网络关系建立和发挥作用的各种文化变量等（王国华，2014）。影响吉祥腰鼓队成立的社会因素主要有：（1）农闲时间相对增多。经济转型和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当地农村的农作方式、人群结构和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农业主要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平提高， 所需劳动力减少。虽然家里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农忙时节，部分人会回家帮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的压力，使她们从繁重的农作活动中解放出来。农闲时间的增多使她们参与趣缘组织和团体成为可能。（2）乡村民俗演变。事实上，除了吉祥腰鼓队外，近年来，全镇兴起了20队左右类似的趣缘团体。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民俗习惯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有白喜事才会请龙队、鼓队来表演，帮助超度亡灵；但近年来，嫁妻娶女、乔迁、祝寿等场合，人们也喜欢请腰鼓队、龙狮队来热闹庆贺。乡俗的演变使趣缘活动不仅仅是留守妇女的休闲娱乐，还是她们获得经济收入的可能途径，平台的拓宽和功能的延伸激发了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构建热潮。（3）外来媳妇增加。很多当地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结识了四川、江西、安徽等其他地区和省份的女生，并与之结为夫妻，导致本地的外来媳妇数目增加。对于外来媳妇们来说，丈夫长时间外出，她们还未来得及建立以丈夫为中心的新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而过去依赖娘家人建立的亲缘网络也因为距离远而难以再起作用，她们比本地媳妇更渴求通过结交新朋友来建立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更好地融入本地的关系网；加上相同年龄段的外来媳妇们容易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组建趣缘团体变成她们共同认可的新途径。
二是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包括年龄、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价值意识和不同生命阶段的家庭环境等（王国华，2014）。影响当地留守妇女积极参与腰鼓队，构建新网络的个人因素主要有：（1）性格和心态。经采访了解到，腰鼓队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性格开朗，表现力强的妇女，虽然生理年龄为30-45岁不等，但其心理年龄普遍比较年轻，乐观善谈，容易接受网购、视频教学这些新潮的事物。另外，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是腰鼓队成员外还有其他的角色和身份，如医生、厨娘、教师等，趣味相投，性情合拍，再加上多样的人生阅历和开放、前卫、不相左的价值观，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个人自主性。不同于大多数的传统妇女，她们不再将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而是拥有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想凭借自己独立自强的身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幸福。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在行动中就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和爱好，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基础上参与合适的组织，构建新的关系网络，为自己的个人需求提供各种支持，而趣缘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3）家庭成员的支持。农村中几代人、几个家庭同住在一起或住的距离比较近，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仍旧比较普遍，纵向和横向的家族成员关系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妇女的行动自由，故公婆的理解，丈夫和孩子的支持能有效鼓励她们走出去，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吉祥腰鼓队的成员们因为家庭风气比较开放，家人对她们打腰鼓取得的收入和成绩都持认可和赞赏态度，家人的支持态度鼓励其向自由活动方向转变，也使她们更进一步走向社会。 （三）趣缘网络构建的方式
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因素也影响了留守妇女构建趣缘网络的途径和方式，具体如下：
一是多元活动空间和场所内构建基本趣缘关系网。趣缘关系的特殊性要求有一定的场所、空间和平台来保证活动的开展和成员间的互动。无论是排练练习的场所还是各类商演的表演平台都是趣缘团体吸引新成员加入，实现成员互动，扩大团队整体影响力的关键要素。吉祥腰鼓队轮流在每位成员家里排练新节目，彩排商演流程；“轮流串门式”的演练解决了场地问题的同时也拉近了成员间的距离，深入家庭的了解便于拉近彼此间的关系。同时，商演机会多是通过多元的宣传方式和相熟的老主顾介绍获得，口碑宣传更是扩大了腰鼓队本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除了日常训练和商演外，成员们还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社交网站上成立讨论群组聊天，分享商演信息，商讨队伍的未来发展方向等。她们也会时常相约在固定的茶馆、小商店聚会娱乐。多元的活动空间和场所为成员构建趣缘网络提供了平台和可能性。
二是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网络。趣缘关系最初是因为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在多种活动场所和空间中慢慢建立，但单纯以兴趣爱好建立起的网络关系在网络结构密度上趋向弱质；而随着团体内沟通、交流和互动的增加，各类信息汇集，成员间的熟悉感也增加，彼此性格和价值观趋向同质，小群体范围内的熟悉简化了复杂的外部环境，人们潜意识中“怕被骗”的思维因为复杂性被熟悉感取代而增强了守信的动机，最终推动了强关系的建立。吉祥腰鼓队成员开始时与其他大部分成员皆不认识，最初因为朋友介绍而加入这个趣缘团体，彼此间唯一的共同点和联系就是对腰鼓的共同喜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交流，集体训练，一起参与商演和平常的娱乐聚会，彼此间的熟悉感增加，甚至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较高的亲密度和对团队的集体归属感衍生出所有成员在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感，最终成员间的强关系建立。
三是各类规制维护趣缘网络的强关系。任何一个需要内部成员共同合作以促进集体共同发展的团体都要预防或克服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团体内部的成员最初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但随着趣缘团队影响力的扩大，商演机会增加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可能导致成员在决定是否完全合作时选择搭便车。腰鼓队内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制有效保证了成员间的合作，一方面，基于成员互动建立起的情感型信任成为以腰鼓为媒介的趣缘网络的一种重要文化规范，是成员间联接的纽带和润滑剂，也是队伍最重要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腰鼓队举手表决通过了关于利润分成、公共物资购买的成本分担等规章制度，后期也完善了关于迟到早退、排练不合作等行为的处罚机制。非正式的规范和正式的规章双重保障了留守妇女强趣缘关系网络的维持。
（四）趣缘网络的基本特征
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相互叠加影响下的趣缘关系网络具有不同于传统地缘关系网和亲缘关系网的特点。
一是网络规模大，密度高。趣缘关系网的节点主体不再以某个单一固定的个人和村落为中心，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将之前毫无关系，互不相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两个人联系起来，故趣缘网络结构比其他类型的网络结构规模更大。同时，农村嫁娶传统的“就近原则”特点使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重合，加上农村中以互联网交友的方式普及度还不够高，基于别人兴趣爱好的了解多是通过朋友和亲戚介绍，或以朋友介绍朋友、亲戚介绍亲戚的形式得知。吉祥腰鼓队的成员招募就是通过“我介绍朋友，朋友介绍她的朋友和亲戚”这种动态机制来实现的。所以，在地缘和亲缘基础上建立的趣缘关系网络，除了规模更大外，其成员关系也更密切，网络紧密度也更高。
二是典型的卫星型关系网。不同于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中心型”关系网，也不同于以地缘为基础的“村落中心型”关系网，以趣缘为基础建立的关系网是新型的“卫星型”网络，网络成员居住地不一定在一个村落内，但彼此间交通便利，车程不远，且成员普遍比较年轻。吉祥腰鼓队的成员都是30-45岁的中青年妇女，她们居住在同一镇内彼此相邻的红烈、长荆、明镜、砖桥和白洋5个不同的自然村，除了平均每天有6至8班班车外，很多成员都有自己的摩托车，车程都在半个小时之内，相对靠近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也方便了平常的排练、商演和聚会等互动。
三是直接性和间接性交互的网络关系。直接性的网络关系是指行动者之间直接发生关系，而间接性则指必须通过第三者才能发生的网络关系。趣缘团体本身的特性要求其联结的对象必须是具有相同或类似兴趣爱好的行动者，但农村有限、落后的交流结交平台和新型爱好的不均衡分布决定了完全直接性的趣缘网络关系不能直接建立，而需要中间人和关键团体来扮演网络构建的中介角色，以构建间接性的网络来完善整个趣缘关系网。吉祥腰鼓队的组织者刘女士、黎女士和钟女士是队伍的关键行动者，她们彼此间是直接联系，且每个人与她们各自拉拢的成员也是直接联系，因为她们三个是队伍的最初创立者，与组织联系最紧密，成员与她们直接联系可以获取更多的组织信息，更大程度上地增加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情感归属。但所有其他成员间的关系都是因为她们三个的引荐而建立的间接性关系，密度虽不如直接性关系那么高，但关系规模的扩大为组织后期的人际互动，提高趣缘关系的密度奠定了基础。
三、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社会功能
留守妇女通过加入腰鼓队，共同构建了一个由“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组成的社会关系网。团体中频繁的互动给她们提供了各种支持，也帮助她们找到了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
（一）提供社会支持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一个由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他们从这相互关联的网络中获取各种社会支持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和问题，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尤其是对于承担着“精神压力大、安全感低、劳力负担重”这三座大山的多数农村留守妇女们，其本身的社会关系网规模小，紧密度不高，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很难完全提供她们所需的社会资源，而新型的、规模大的、密度高的趣缘关系网成为留守妇女们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1）情感性支持：农村妇女最重要的情感倾诉者和决策支持者是丈夫，但大多数丈夫的外出使留守妇女的情感性支持获取困难。当被问到“心情不好、受到委屈找人倾述时，您会找谁？”，腰鼓队的大多成员表示“有时候会找娘家人，但娘家人住的远，怕他们过于担心自己的处境，不好经常向她们表达负面情绪，更多的是找队里的这些姊妹们，有时候找她们聊天，有时候一起跳舞或打鼓来发泄情绪”。（2）工具性支持：留守妇女承担着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责任，另外还要承包家里所有的大小农活，丈夫不在家，人手不够，平常家中遇到农业生产困难或经济困难时，都需要有人来帮扶一把；除了亲人和邻居的支持外，腰鼓队的成员还形成了一种默契，农忙时节互相帮工，因为她们来自不同的村，主要农作物分别有水稻、棉花和油菜，错开的农忙时节也有助于这种工具性支持的实现。（3）信息支持：趣缘团体除了能提供基本的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外，频繁的互动也给留守妇女们提供了获取各类信息的便捷途径。一起排练演出时的空闲时间，她们都会谈论些家常里短；一方面，这些信息提升了她们在家中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也给她们自己或其家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二）建立身份、行为认同
当地大多数留守妇女因为自身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不高，承担的也多是收益不高的劳动，对家庭的贡献相对较小，身份和人际网络都归在丈夫之下，没有独立的身份和社会定位。但几个妇女加入吉祥腰鼓队后，新型的角色扮演和新型社会活动的参与使她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规范的言表和提升的素质逐渐帮助其赢得了尊重，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一方面，腰鼓队有统一的服装、口号和标志性的舞蹈动作，无论在排练时还是在正式演出时，她们都高喊口号，凝聚和激励大家的意志，此种仪式性的表达增强了成员间的认同，对演出活动的共同记忆也增加了队伍的粘合性，从而构建了共同情感，形成对团队的认同。另一方面，成员因为舞蹈、腰鼓结交了新的朋友，形成了新的交际圈，人际交往不再单以丈夫为中心。同时，各种演出帮助她们在经济上独立，不再坐等丈夫寄钱回来，买东西时也不再需要过多顾及丈夫和长辈的意见；新型夫妻关系、新型婆媳关系的建立帮助她们形成了社会性的自我。
（三）掌握技能，获取权能
留守妇女的传统职责就是从事家务劳动，养儿育女，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其活动场所单纯以家庭为中心，几乎从不参与社会活动。单一的劳动技能限制了她们在权能上的有效性和认可度，导致她们心中普遍存在一种“被剥夺感”。但各类趣缘团体的兴起，扩大了她们的交往空间，帮助其获得了新的技能，更提升了其身份和话语权。吉祥腰鼓队中只有一个成员本身有舞蹈、音乐和打鼓的特长，大多数成员单纯地因为感兴趣而加入队伍，老师指导教学，一起看视频学习新动作，通过相互鼓励和交流经验后，队员们的各项新技能从生疏到熟稔再到精湛；单一的腰鼓也在成员的创造性思维下衍生出了音乐鼓、广场舞、花鼓戏、表演唱、集体舞和单人舞等多种节目类型。腰鼓队从单纯的娱乐休闲发展到专业的商业演出，社会的认可也促进了成员们维权意识的觉醒、维权能力和话语权的提升，留守妇女的权能因为技能提升而提升，也为了技能提升而提升。
了解到当地政府对地方文艺团体组织有一定的扶持，为进一步促进腰鼓队的发展壮大，成员集体商议后，决定向政府寻求支持。队伍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多次委派代表向村委、镇政府和县政府了解获取扶持资金的方式和途径，经咨询得知相关条例规定，团体组织必须参与县里统一组织的比赛，实力突出的队伍才能获取补助。大家集体商议后决定参与比赛，争夺扶持名额；经过多次排练、比赛，吉祥腰鼓队最终凭借突出的实力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赢得了扶持名额。
（四）激发公共参与意识
虽然大多数留守妇女仍不能摆脱家务和生育的双重社会职责，但加入各种趣缘团体后，她们在自我意识上逐渐觉醒，新的角色扮演和新的关系体验使她们逐渐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发掘自己潜在的能力和智慧，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建设浪潮中，而新农村建设也赋予了她们很多可以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帮助其实现自身的价值。
吉祥腰鼓队主要成员居住的一个村庄计划修筑村道，但男劳动力大都不在家，前期的策划决议、后期的劳动投入和参与都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但腰鼓队的几个核心成员站出来，积极响应发起者，为完善方案、制定规则献计献策，同时还帮助其他处于懵懂状态的留守妇女冲破自我封闭的藩篱，鼓励其积极参与其中，并帮助她们赢得了应有的主体身份地位和决策权。另外，腰鼓队还有四五位成员竞选村妇女主任职位，她们希望凭借自己的热情、能力和责任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试图通过不一样的政治身份，创造条件，丰富留守妇女的生活，帮助当地妇女实现完全的自我发展和解放。
四、结语
人口流动使外来媳妇增加，潜在趣缘主体增多；而民俗的演变给趣缘团体的兴起提供了空间，留守妇女们在空闲时间内寻找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发掘多元的活动空间和场所，以顺利开展趣缘活动和人际互动；成员共同制定的完善的规章制度有效地规范和维持了成员间的互动；最终，间接性、规模大、密度高的卫星型趣缘关系网在留守妇女中建立、强化和维持。她们也通过趣缘网络获得了各种社会支持，找到了自我。留守妇女趣缘网络的构建过程和功能分析也为政府部门鼓励趣缘组织发展，促进农村留守妇女社会生活改善和农村村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几点启示：
一是提供正式支持，直接减轻留守妇女的负担。吸取趣缘团体中成员通过“换工”来为彼此提供工具性支持的成功经验，政府可以鼓励建立正式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培育和搭建规范化的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平台，鼓励其相互扶持、相互照顾，减轻留守妇女的生产劳动强度。
二是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趣缘团体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出台和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为趣缘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设立趣缘团体专项扶持资金，明确团体的申请资格，简化申请流程，跟踪资金扶持效果。另一方面，为趣缘团体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为留守妇女创造更多的条件和多元的机会，如建立村部文体室，村级文艺宣传队，开办舞蹈培训班等；促进趣缘团体的良好发展，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
三是充分挖掘留守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留守妇女在参与趣缘团体，与其他成员的交往互动过程中政治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觉醒，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她们更多地走出家门，走向社区公共领域。留守妇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乡村社区的治理密切相关，故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留守妇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鼓励其积极参与村治，将其培养成为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空心村治理的主力军，也是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旭，崔永军.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对策[J].
农村经济，2011（2）：26.
[2]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重构行动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0（4）：85-86.
[3]吕芳.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构成研究基于16省66县
2414名留守妇女的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12（5）：38-41.
[4]王国华.日本农村妇女个人关系网络的类型与特征分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2）：84.
（责任编辑：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