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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没有世界一流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要找到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路径，有必要理清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考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与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的生长史发现，虽然二者学科属性不同、生长土壤和文化背景有异，但都内隐着世界一流学科生成逻辑的共性，那就是以“知识生产”为逻辑起点，以“人才培养”为逻辑主线，以“组织创新”为逻辑支点，以“社会服务”为逻辑归宿。反思当下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科组织异化、软实力建设缺位、开放化程度不高、社会关切不够等问题。为此，从“他组织”转向“自组织”、从“硬投入”转向“软培育”、从“半封闭”转向“全开放”、从“象牙塔”转向“社会场”不失为当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一流学科;学科组织;生成逻辑;建设路径;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4-0047-06
收稿日期：2019-03-20
作者简介：白强（1969-），男，重庆酉阳人，教育学博士，铜仁学院教育学院教授，重庆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铜仁，554300。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梦的重大战略抉择。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皆因先拥有世界一流学科，而后才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学科是大学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是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的前提，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为近年高教领域的研究热点，学界就学科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认识日益深化，强调学科“是大学的基石”[1]、“是大學的细胞”[2]、“是大学发展的核心”[3]，等等，这些认识无不强调学科建设对于大学建设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是什么？显然，只有在理清世界一流学科生成逻辑的基础上，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找到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有效路径，进而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学科，成就世界一流大学。
逻辑是事物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中外不同学科的发展演进历史证明，任何一门学科，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都有共同的生成逻辑。深入洞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清华大学生物学一文一理两个学科的发展演进历史，可以发现，虽然二者学科属性不同，生长土壤和文化背景有异，但都内隐着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以“知识生产”为逻辑起点，以“人才培养”为逻辑主线，以“组织创新”为逻辑支点，以“社会服务”为逻辑归宿。
（一） 知识生产：学科生成的逻辑起点
蔡元培曾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也认为“高深学问”是大学合法存在的基础和理由。而学科是大学发展的基石，因此，“办大学就是办学科”[5]。高深学问以知识的形态表现为学科，因而学科就是知识形态的存在。既然学科是知识形态的存在，那么它就必须遵循“知识生产”的逻辑。这个逻辑主要表现为学术共同体聚集在一起探究“高深学问”，通过发现未知、创造新知，推动人类认识进步。学术共同体越能增长知识学问，学科就越有生机与活力，就越能赢得发展的先机。相反，当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不能发现和创造新知识时，学科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在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成长为一棵世界一流学科大树的。面对19世纪下半期芝加哥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社会新问题，其1892年应运而生的社会学系的学者们聚焦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田野实证研究，产出了“符号互动论”、《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城市》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生产了新知识，表现出卓越的知识生产能力，进而形成了“芝加哥学派”，其社会学学科也随之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一流学科。相反，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其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却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大学的新兴社会学学科强劲的知识生产能力面前相形见绌了，知识生产能力的显著下降宣告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独领风骚时代的终结。考察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生长史，我们也发现，1926年成立的生物系成立之初就已成为近代我国首批生物学科研的基地之一，其后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长达32年的停办期，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异军突起，在国际科研前沿产出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可见，学科因“知识生产需要”而建，也因卓越的“知识生产能力”而兴。这表明，知识生产能力是衡量学科水平的第一标准，只有具备世界一流的知识生产能力，才能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学科。显然，追求新知、生产知识是世界一流学科生成的逻辑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原初使命。
（二）人才培养：学科生成的逻辑主线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6]。学科正是通过学问的探究和知识的生产培养出一代代探索真理、传播文明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的生成过程也是“人的再生产”过程。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学科功能随着大学功能的日益拓展而多元化，但培养人才始终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人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实践因人的创造而精彩，离开了人才培养，探究学问、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就不可持续，人类社会就不能永续发展。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因为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才而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据有关统计，1895～1915年间，美国大学授予的社会学博士学位总共只有98人，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占了36人（见表1），数量显著领先于同期其他著名大学，表现出卓越的人才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大批杰出博士研究生，有的成长为社会学学术大师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文森特、托马斯、伯吉斯等，有多名博士后来担任了美国其他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有的还担任了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这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宝贵的社会资本[7]，充分展示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卓越的人才培养成就。
同样，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也是因为卓越的人才培养成就闻名于世。从1926年建系，到1952年撤系，再到1984年恢复建系至今，尽管经历了抗战期间西迁的大流亡和因院系大调整32年停办期的空白（1952～1984年），却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生物学学科领域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其为新中国培养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活跃在世界生物学学科领域的一支有生力量。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其中一批卓越人才还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科研成就，成为国际瞩目的著名生物学家（见表2）。
（三）组织创新：学科生成的逻辑支点
学科既是“知识形态”的存在，也是“组织形态”的存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不但要有世界一流的成果产出（包括知识、人才等），还要以世界一流的学科组织为依托。学科组织是知识生产的创造者、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执行者。一个学科组织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要想在同类学科组织中脱颖而出，需要通过组织变革使之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才能建成具有创造活力与发展潜力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为整个学科大厦的建设提供坚实的逻辑支点。
1935年前，芝加哥大学正是通过构建学科交叉师资队伍、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等途径，实现了学术组织创新，形成了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共同体，支撑其社会学学科走向世界一流。首先，芝加哥大学创建了全美第一个有志于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社会学系，顺应了当时美国民众对城市社会问题关注的需求，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化”的动力保障，成为其社会学学科生成的动力性逻辑支点。其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突破了学科的限制，以“去学科化”的思维招募具有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哲学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使社会学系成为一个学科交叉的学术共同体，为学科的生成奠定了发展性逻辑支点。再次，这个学术共同体没有“科层组织”的行政束缚，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形成了自由宽松的学术生态，为学科的生成提供了自由保障。相反，1935年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却因研究范式的保守、学科队伍的“近亲繁殖”以及人才队伍的青黄不接而失去了组织创新的逻辑支点，与同期的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强劲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之势相比显得相对陈旧老化，失去往日的辉煌也就在所难免了。
回顾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组织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无论30年代建立的生物系，还是后来恢复建立的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再到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也堪称一个学科组织不断创新的典范。以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生物物理研究室的成立为例，时任系主任赵南明教授认为，要在强手如云（如早在1958年科学院就已建立了强大的生物生理研究所，复旦、北大等重点大学也已有生物物理研究室）的生物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自身特色。为此，他从近代物理学、近代工程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与渗透入手，从这三个学科领域选择专家组建了不到10人的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并基于学科未来发展，结合自身理工科优势和国家重大现实需求，确定了“膜生物物理及膜生物工程”为重点攻关方向。在这个由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组成的学术团队里，他们围绕“膜生物”前沿问题不断进行着学术碰撞和交流，其研究成果迅速步入国内国际领先行列。这充分表明，作为学术组织的共同体，只要给予其碰撞的空间和自由的氛围，就能凝聚团队成员力量，为其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而这正是一个学科走向卓越的逻辑支点。
（四）社会服务：学科生成的逻辑归宿
学科因社会需要而产生，因社会需要而存在，因社会发展而发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学科就與社会环境互动，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和发展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从而获得生存发展和延续壮大的合法性。因此，关照现实、服务社会既是学科诞生的初衷，也是学科发展的归宿。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顺应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解决城市问题的社会需求，并通过学术组织的创建、学科大师的汇集、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及杰出人才的培养，对芝加哥城市的人口、种族、犯罪、健康等社会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诞生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与实证上及时回应了社会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推动了芝加哥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成就了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它的社会服务能力显著下降，无论是在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还是在人才培养及学术贡献上已大不如前，致使其社会学学科一枝独秀的局面一去不返，存在的合法性大大降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兴衰史表明，学科的社会服务质量决定着学科的生存发展状态，失去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必将失去一流的学科地位。
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同样因社会需要而建立，因社会需要而存在，因服务社会而发展。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生成发展的曲折历史，渗透着对社会期盼生物学发展的回应，折射出老一辈专家教授振兴生物学学科的担当。自1926年生物系建立以来，尽管其间经历了重创和曲折，但却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奉献了一流科研成果，为新中国生物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自身发展的机遇，铸就了生物学学科的辉煌。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不难发现，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紧密相联，从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重点学科”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11工程”“985工程”建设，再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骄人成绩”[8]，诞生了一批重要成果，特别是有些关键科学技术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一些学科已经进入全球排名1‰，整体水平大幅提升[9]，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与反思的问题。 （一）学科组织异化
近年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在国家“择优扶强”、“重点资助”的政策牵引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学科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异化”，偏离了学科组织的使命本真。为了跻身“一流学科”行列、争取更多经费支持而采取“临时拼凑”“嫁接组合”等方式组建“碎片化”的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学科团队的高校并不是个案。这种学科团队即使获得国家“重点支持”，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仅仅是为了完成考核“硬性指标”，甚至会因此带来一定程度的“学术浮躁”，背离学科组织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原初使命和国家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造成国家科研资源的浪费。因此，“学科组织化建设已经成为双一流建设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工作”[10]。围绕学科组织的原初使命，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学科组织的建构模式，通过科学有效的配套制度安排，汇聚起真正有共同价值追求和学术使命担当的学术共同体，是教育改革设计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二）软实力建设缺位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实践，一个普遍的倾向是“重学科硬实力发展，轻学科软实力培育”[11]。特别是最近20年，在国家“高密度”“高强度”“高投入”的高等教育改革重大战略举措的支持下，不少高校在“211工程”“985工程”建设过程中，关注得更多的是“硬环境”的改善，而不是“软实力”的打造，很大部分建设经费投向了资源设备的购置、高层次人才的引进等有形的建设，而学科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文化创新等“精神建设”却显得相对乏力，甚至流于形式。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硬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物质条件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外世界一流大学，但学科的内在精神品质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因此，如何在硬件条件改善的基础上有效加强学科内涵建设特别是学科制度、文化品质的建设应是当下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开放化程度不高
20年来，在“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引领下，我国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开放意识日益增强，开放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与世界一流学科相比，总体上仍处于“半封闭”状态。从学科运行模式看，无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还是社会服务，“自我循环”的封闭式发展现象并不是个案。从学科间关系看，学科“壁垒”难以打破，跨学科交叉较为困难，很难形成“集群效应”和“共振效应”的学科生态[12]。从学科国际化程度上看，趋势明显，但形式交流多，实质合作、深度协作少;被动“走出去”多，主动“走出去”少。另外，有的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较为迟钝保守，适应环境变化、跟踪学科前沿的灵活性不强。因此，建设能够顺应学科发展趋势的更加开放包容的学科生态，也是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社会关切不够
学科因社会需要而生，因服务社会而兴。一个学科要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赢得机遇、形成优势，从组织建构、目标设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确定都必须对社会的现实需要保持高度的关切。有学者研究了香港大学教育学学科的组织要素后发现，其学科平台的建立和研究中心的划分都是基于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对社会领域产生影响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原因[13]。反思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从学科的设置、运行到考核、评价，“知识逻辑”似乎过多地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学科建设发展战略目标与环境变化脱节，显得陈旧过时，不能迅速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此外，学科建设的关注点过于追求“形式”一流，有的高校在各种“大学排行版”的压力下，关注得更多的是论文的数量、学科的排名、项目的级别以及经费的多少，而对学科与社会需求的适切度、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学科生成的逻辑旨归。因此，如何做到学科建设的“知识生产”逻辑与“服务社会”逻辑的有机统一，也是当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当考虑的重点问题。
通过对世界一流学科生成逻辑的分析，结合当下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实际，笔者认为，我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关键是要遵循学科生成逻辑，从学科组织建设、学科文化培育、学科生态打造、服务社会提质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突出创新驱动，回归学科使命本真。
（一）從“他组织”转向“自组织”：建设追求 真理的学科团队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和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发展演进史均表明，“只有卓越的学术才有一流的学科”[14]。学科是一个有着高度使命指向的“自组织”，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来源于学术共同体一致的知识目标和学术使命。这种探求知识、发展学术、追求真理的目标和使命决定了学科组织形态的特殊性——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自组织”。实际上，学科组织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基于对某一知识领域的探求而自发汇集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因此，作为学科组织存在和运行载体的学科团队应该是高度自觉的“自组织”，而不是被动盲从的“他组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非常有必要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首先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学科组织的建构模式，围绕学科组织的使命，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学科组织创新，汇聚一支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学术队伍，才能回归学科组织追求真理的使命本真，进而增强学科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学科的知识生产创造力，焕发持续发展活力，助推学科走向世界一流。
（二）从“硬投入”转向“软培育”：建设自由宽松的学科文化
如果说“大学是社会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15]，那么，学科就是学者的精神文化激扬之地。如果说大学是有“灵性”的[16]，那么学科也是有“灵性”的，学科的“灵性”在于其内隐的“文化”。因此，学科不仅是组织形态的存在，从深层次讲，更是文化的存在和精神的彰显。学科文化是一个学科组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维系学科持续发展的深层基因，是学科的灵魂所在，是维系学科组织、凝聚团队力量、激发学科生命活力的深层动力，它表现为坚持真理的秉性、学术自由的精神、宽松和谐的氛围、求真务实的作风以及严谨治学的态度，学科文化正是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学科组织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与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的发展演进史告诉我们，文化兴则学科兴，文化衰则学科衰。针对我国当前学科建设“硬建设”有余、“软培育”不足的现状，学科建设应当从单一的资源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内在文化建设驱动，通过学科发展理念的凝炼、学科使命的明晰、学科特色的打造以及优秀传统的传承等路径提升学科的“内在品质”[17]，这才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根本所在。 （三）从“半封闭”转向“全开放”：打造开放包容的學科生态
从生态学意义上讲，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环境要素时刻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共生存在。因此，学科不是故步自封的，而应当是开放包容的。同时，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全球性共同问题的解决呼唤学科有新担当、新作为，那就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胸怀，通过不同学科组织的深度合作以及不同学科的交叉共生，凝聚学科力量，发扬协作精神，攻克复杂问题，造福人类社会。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因其开放包容而走向兴盛，也正是因其故步自封而走向衰弱。我国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也是因开放办学而成就一流。在这里，不仅有国内国际高校本科生合作培养项目，还有国外知名学者、首席教授讲座，诺贝尔奖得主与本科生当面交流不是新鲜事。因此，针对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半封闭”现状，突破学科壁垒、开展深度跨界合作、国际协作，不失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有效路径选择。
（四）从“象牙塔”转向“社会场”：弘扬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
服务社会是学科生成的逻辑旨归。学科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主动回应国家的战略需求，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关键问题和前沿问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助推学科走向世界一流。在高等教育日益走进社会中心的现代社会，学科与大学一样“必须对各种机会做出迅速反应，并随时准备适应变化的情况”[18]。学科发展史的无数事例反复证明，学科建设只有承接时运、深度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构建“国家战略服务的大科学、大成果研究模式”[19]才能推动学科走向世界一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因其积极关切和主动回应城市社会现实问题而成长为世界一流学科。同样，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也是因为关切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需求并做出突出贡献而走向卓越。因此，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也应当在遵循学科“知识生产”逻辑的同时，牢固树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关切社会现实需求，履行社会服务使命，进一步从“象牙塔”转向“社会场”，在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中敢担当、善作为，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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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流学科;学科组织;生成逻辑;建设路径;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4-0047-06
收稿日期：2019-03-20
作者简介：白强（1969-），男，重庆酉阳人，教育学博士，铜仁学院教育学院教授，重庆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铜仁，554300。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梦的重大战略抉择。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皆因先拥有世界一流学科，而后才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学科是大学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是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的前提，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为近年高教领域的研究热点，学界就学科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认识日益深化，强调学科“是大学的基石”[1]、“是大學的细胞”[2]、“是大学发展的核心”[3]，等等，这些认识无不强调学科建设对于大学建设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是什么？显然，只有在理清世界一流学科生成逻辑的基础上，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找到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有效路径，进而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学科，成就世界一流大学。
一、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
逻辑是事物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中外不同学科的发展演进历史证明，任何一门学科，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都有共同的生成逻辑。深入洞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清华大学生物学一文一理两个学科的发展演进历史，可以发现，虽然二者学科属性不同，生长土壤和文化背景有异，但都内隐着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以“知识生产”为逻辑起点，以“人才培养”为逻辑主线，以“组织创新”为逻辑支点，以“社会服务”为逻辑归宿。
（一） 知识生产：学科生成的逻辑起点
蔡元培曾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也认为“高深学问”是大学合法存在的基础和理由。而学科是大学发展的基石，因此，“办大学就是办学科”[5]。高深学问以知识的形态表现为学科，因而学科就是知识形态的存在。既然学科是知识形态的存在，那么它就必须遵循“知识生产”的逻辑。这个逻辑主要表现为学术共同体聚集在一起探究“高深学问”，通过发现未知、创造新知，推动人类认识进步。学术共同体越能增长知识学问，学科就越有生机与活力，就越能赢得发展的先机。相反，当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不能发现和创造新知识时，学科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在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成长为一棵世界一流学科大树的。面对19世纪下半期芝加哥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社会新问题，其1892年应运而生的社会学系的学者们聚焦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田野实证研究，产出了“符号互动论”、《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城市》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生产了新知识，表现出卓越的知识生产能力，进而形成了“芝加哥学派”，其社会学学科也随之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一流学科。相反，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其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却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大学的新兴社会学学科强劲的知识生产能力面前相形见绌了，知识生产能力的显著下降宣告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独领风骚时代的终结。考察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生长史，我们也发现，1926年成立的生物系成立之初就已成为近代我国首批生物学科研的基地之一，其后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长达32年的停办期，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异军突起，在国际科研前沿产出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可见，学科因“知识生产需要”而建，也因卓越的“知识生产能力”而兴。这表明，知识生产能力是衡量学科水平的第一标准，只有具备世界一流的知识生产能力，才能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学科。显然，追求新知、生产知识是世界一流学科生成的逻辑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原初使命。
（二）人才培养：学科生成的逻辑主线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6]。学科正是通过学问的探究和知识的生产培养出一代代探索真理、传播文明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的生成过程也是“人的再生产”过程。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学科功能随着大学功能的日益拓展而多元化，但培养人才始终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人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实践因人的创造而精彩，离开了人才培养，探究学问、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就不可持续，人类社会就不能永续发展。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因为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才而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据有关统计，1895～1915年间，美国大学授予的社会学博士学位总共只有98人，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占了36人（见表1），数量显著领先于同期其他著名大学，表现出卓越的人才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大批杰出博士研究生，有的成长为社会学学术大师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文森特、托马斯、伯吉斯等，有多名博士后来担任了美国其他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有的还担任了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这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宝贵的社会资本[7]，充分展示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卓越的人才培养成就。
同样，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也是因为卓越的人才培养成就闻名于世。从1926年建系，到1952年撤系，再到1984年恢复建系至今，尽管经历了抗战期间西迁的大流亡和因院系大调整32年停办期的空白（1952～1984年），却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生物学学科领域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其为新中国培养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活跃在世界生物学学科领域的一支有生力量。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其中一批卓越人才还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科研成就，成为国际瞩目的著名生物学家（见表2）。
（三）组织创新：学科生成的逻辑支点
学科既是“知识形态”的存在，也是“组织形态”的存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不但要有世界一流的成果产出（包括知识、人才等），还要以世界一流的学科组织为依托。学科组织是知识生产的创造者、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执行者。一个学科组织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要想在同类学科组织中脱颖而出，需要通过组织变革使之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才能建成具有创造活力与发展潜力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为整个学科大厦的建设提供坚实的逻辑支点。
1935年前，芝加哥大学正是通过构建学科交叉师资队伍、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等途径，实现了学术组织创新，形成了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共同体，支撑其社会学学科走向世界一流。首先，芝加哥大学创建了全美第一个有志于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社会学系，顺应了当时美国民众对城市社会问题关注的需求，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化”的动力保障，成为其社会学学科生成的动力性逻辑支点。其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突破了学科的限制，以“去学科化”的思维招募具有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哲学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使社会学系成为一个学科交叉的学术共同体，为学科的生成奠定了发展性逻辑支点。再次，这个学术共同体没有“科层组织”的行政束缚，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形成了自由宽松的学术生态，为学科的生成提供了自由保障。相反，1935年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却因研究范式的保守、学科队伍的“近亲繁殖”以及人才队伍的青黄不接而失去了组织创新的逻辑支点，与同期的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强劲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之势相比显得相对陈旧老化，失去往日的辉煌也就在所难免了。
回顾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组织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无论30年代建立的生物系，还是后来恢复建立的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再到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也堪称一个学科组织不断创新的典范。以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生物物理研究室的成立为例，时任系主任赵南明教授认为，要在强手如云（如早在1958年科学院就已建立了强大的生物生理研究所，复旦、北大等重点大学也已有生物物理研究室）的生物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自身特色。为此，他从近代物理学、近代工程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与渗透入手，从这三个学科领域选择专家组建了不到10人的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并基于学科未来发展，结合自身理工科优势和国家重大现实需求，确定了“膜生物物理及膜生物工程”为重点攻关方向。在这个由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组成的学术团队里，他们围绕“膜生物”前沿问题不断进行着学术碰撞和交流，其研究成果迅速步入国内国际领先行列。这充分表明，作为学术组织的共同体，只要给予其碰撞的空间和自由的氛围，就能凝聚团队成员力量，为其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而这正是一个学科走向卓越的逻辑支点。
（四）社会服务：学科生成的逻辑归宿
学科因社会需要而产生，因社会需要而存在，因社会发展而发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学科就與社会环境互动，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和发展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从而获得生存发展和延续壮大的合法性。因此，关照现实、服务社会既是学科诞生的初衷，也是学科发展的归宿。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顺应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解决城市问题的社会需求，并通过学术组织的创建、学科大师的汇集、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及杰出人才的培养，对芝加哥城市的人口、种族、犯罪、健康等社会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诞生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与实证上及时回应了社会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推动了芝加哥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成就了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它的社会服务能力显著下降，无论是在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还是在人才培养及学术贡献上已大不如前，致使其社会学学科一枝独秀的局面一去不返，存在的合法性大大降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兴衰史表明，学科的社会服务质量决定着学科的生存发展状态，失去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必将失去一流的学科地位。
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同样因社会需要而建立，因社会需要而存在，因服务社会而发展。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生成发展的曲折历史，渗透着对社会期盼生物学发展的回应，折射出老一辈专家教授振兴生物学学科的担当。自1926年生物系建立以来，尽管其间经历了重创和曲折，但却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奉献了一流科研成果，为新中国生物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自身发展的机遇，铸就了生物学学科的辉煌。
二、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问题反思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不难发现，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紧密相联，从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重点学科”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11工程”“985工程”建设，再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骄人成绩”[8]，诞生了一批重要成果，特别是有些关键科学技术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一些学科已经进入全球排名1‰，整体水平大幅提升[9]，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与反思的问题。 （一）学科组织异化
近年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在国家“择优扶强”、“重点资助”的政策牵引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学科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异化”，偏离了学科组织的使命本真。为了跻身“一流学科”行列、争取更多经费支持而采取“临时拼凑”“嫁接组合”等方式组建“碎片化”的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学科团队的高校并不是个案。这种学科团队即使获得国家“重点支持”，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仅仅是为了完成考核“硬性指标”，甚至会因此带来一定程度的“学术浮躁”，背离学科组织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原初使命和国家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造成国家科研资源的浪费。因此，“学科组织化建设已经成为双一流建设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工作”[10]。围绕学科组织的原初使命，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学科组织的建构模式，通过科学有效的配套制度安排，汇聚起真正有共同价值追求和学术使命担当的学术共同体，是教育改革设计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二）软实力建设缺位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实践，一个普遍的倾向是“重学科硬实力发展，轻学科软实力培育”[11]。特别是最近20年，在国家“高密度”“高强度”“高投入”的高等教育改革重大战略举措的支持下，不少高校在“211工程”“985工程”建设过程中，关注得更多的是“硬环境”的改善，而不是“软实力”的打造，很大部分建设经费投向了资源设备的购置、高层次人才的引进等有形的建设，而学科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文化创新等“精神建设”却显得相对乏力，甚至流于形式。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硬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物质条件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外世界一流大学，但学科的内在精神品质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因此，如何在硬件条件改善的基础上有效加强学科内涵建设特别是学科制度、文化品质的建设应是当下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开放化程度不高
20年来，在“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引领下，我国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开放意识日益增强，开放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与世界一流学科相比，总体上仍处于“半封闭”状态。从学科运行模式看，无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还是社会服务，“自我循环”的封闭式发展现象并不是个案。从学科间关系看，学科“壁垒”难以打破，跨学科交叉较为困难，很难形成“集群效应”和“共振效应”的学科生态[12]。从学科国际化程度上看，趋势明显，但形式交流多，实质合作、深度协作少;被动“走出去”多，主动“走出去”少。另外，有的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较为迟钝保守，适应环境变化、跟踪学科前沿的灵活性不强。因此，建设能够顺应学科发展趋势的更加开放包容的学科生态，也是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社会关切不够
学科因社会需要而生，因服务社会而兴。一个学科要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赢得机遇、形成优势，从组织建构、目标设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确定都必须对社会的现实需要保持高度的关切。有学者研究了香港大学教育学学科的组织要素后发现，其学科平台的建立和研究中心的划分都是基于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对社会领域产生影响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原因[13]。反思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从学科的设置、运行到考核、评价，“知识逻辑”似乎过多地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学科建设发展战略目标与环境变化脱节，显得陈旧过时，不能迅速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此外，学科建设的关注点过于追求“形式”一流，有的高校在各种“大学排行版”的压力下，关注得更多的是论文的数量、学科的排名、项目的级别以及经费的多少，而对学科与社会需求的适切度、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学科生成的逻辑旨归。因此，如何做到学科建设的“知识生产”逻辑与“服务社会”逻辑的有机统一，也是当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当考虑的重点问题。
三、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路径建议
通过对世界一流学科生成逻辑的分析，结合当下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实际，笔者认为，我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关键是要遵循学科生成逻辑，从学科组织建设、学科文化培育、学科生态打造、服务社会提质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突出创新驱动，回归学科使命本真。
（一）從“他组织”转向“自组织”：建设追求 真理的学科团队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和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发展演进史均表明，“只有卓越的学术才有一流的学科”[14]。学科是一个有着高度使命指向的“自组织”，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来源于学术共同体一致的知识目标和学术使命。这种探求知识、发展学术、追求真理的目标和使命决定了学科组织形态的特殊性——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自组织”。实际上，学科组织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基于对某一知识领域的探求而自发汇集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因此，作为学科组织存在和运行载体的学科团队应该是高度自觉的“自组织”，而不是被动盲从的“他组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非常有必要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首先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学科组织的建构模式，围绕学科组织的使命，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学科组织创新，汇聚一支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学术队伍，才能回归学科组织追求真理的使命本真，进而增强学科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学科的知识生产创造力，焕发持续发展活力，助推学科走向世界一流。
（二）从“硬投入”转向“软培育”：建设自由宽松的学科文化
如果说“大学是社会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15]，那么，学科就是学者的精神文化激扬之地。如果说大学是有“灵性”的[16]，那么学科也是有“灵性”的，学科的“灵性”在于其内隐的“文化”。因此，学科不仅是组织形态的存在，从深层次讲，更是文化的存在和精神的彰显。学科文化是一个学科组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维系学科持续发展的深层基因，是学科的灵魂所在，是维系学科组织、凝聚团队力量、激发学科生命活力的深层动力，它表现为坚持真理的秉性、学术自由的精神、宽松和谐的氛围、求真务实的作风以及严谨治学的态度，学科文化正是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学科组织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与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的发展演进史告诉我们，文化兴则学科兴，文化衰则学科衰。针对我国当前学科建设“硬建设”有余、“软培育”不足的现状，学科建设应当从单一的资源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内在文化建设驱动，通过学科发展理念的凝炼、学科使命的明晰、学科特色的打造以及优秀传统的传承等路径提升学科的“内在品质”[17]，这才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根本所在。 （三）从“半封闭”转向“全开放”：打造开放包容的學科生态
从生态学意义上讲，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环境要素时刻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共生存在。因此，学科不是故步自封的，而应当是开放包容的。同时，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全球性共同问题的解决呼唤学科有新担当、新作为，那就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胸怀，通过不同学科组织的深度合作以及不同学科的交叉共生，凝聚学科力量，发扬协作精神，攻克复杂问题，造福人类社会。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因其开放包容而走向兴盛，也正是因其故步自封而走向衰弱。我国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也是因开放办学而成就一流。在这里，不仅有国内国际高校本科生合作培养项目，还有国外知名学者、首席教授讲座，诺贝尔奖得主与本科生当面交流不是新鲜事。因此，针对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半封闭”现状，突破学科壁垒、开展深度跨界合作、国际协作，不失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有效路径选择。
（四）从“象牙塔”转向“社会场”：弘扬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
服务社会是学科生成的逻辑旨归。学科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主动回应国家的战略需求，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关键问题和前沿问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助推学科走向世界一流。在高等教育日益走进社会中心的现代社会，学科与大学一样“必须对各种机会做出迅速反应，并随时准备适应变化的情况”[18]。学科发展史的无数事例反复证明，学科建设只有承接时运、深度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构建“国家战略服务的大科学、大成果研究模式”[19]才能推动学科走向世界一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正是因其积极关切和主动回应城市社会现实问题而成长为世界一流学科。同样，清华大学生物学学科也是因为关切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需求并做出突出贡献而走向卓越。因此，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也应当在遵循学科“知识生产”逻辑的同时，牢固树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关切社会现实需求，履行社会服务使命，进一步从“象牙塔”转向“社会场”，在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中敢担当、善作为，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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