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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前，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主要是祖籍国认同，即对中国的认同;“二战”后，受制于国际形势和中国侨务政策的变化，新马华人逐渐由过去的祖籍国认同转向了对居住地的认同。南洋大学即在这一背景下创办，其创办宗旨一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二是发展马来亚文化。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和为居住地服务，南洋大学推进相应的课程改革，并且在新加坡的自治和建国运动中积极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虽然南洋大学于1980年被合并了，但它培养的大批人才在学界、教育界、政界和商界等领域成为各自行业的佼佼者，深深地影响着新加坡的发展。
关键词：南洋大学;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K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024-03
南洋大学由著名华侨陈六使于1953年创办，是“二战”后新马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下同）的第一所以华人为主体的大学。尽管南洋大学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背后折射出来的大时代和大背景却引人深思。国内对南洋大学的研究主要有胡兴荣先生的《记忆南洋大学》，该书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我国台湾学者如古鸿廷主要从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建构视角来审视南洋大学[1]。国外对南洋大学及华人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来自新加坡和南洋大学本身。如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理事王如明不仅详细整理了南洋大学的历史，还总结了南洋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在不同领域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利亮时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一书中不仅对南洋大学的办学意义予以支持[2]，更指出南洋大学在教学理念和学校管理方面的诸多不足，这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
可见学术界对南洋大学的研究颇丰，但不足之处是，鲜有学者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的角度看南洋大学的变迁史。南洋大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其从创办到不断地发展以至最后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其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转向。南洋大学成立后的活动是在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并推动着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一、战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
（一）“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
在新马的华人主要由土生的华人与移民两部分组成。随着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新马经济遭到重创。英国殖民政府通过颁布《移民限制法令》来控制移民入境，这一时期来新马“闯南洋”的华人移民大为减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东南亚。由于英国对日军的战斗力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新加坡迅速失陷，被日军占领。在新加坡被占期间，日本对当地华人进行了有预谋的种族清洗和屠杀，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也几乎绝迹。日军在新加坡的暴行和奴役，直接促进了“二战”后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3]。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推动护侨政策。1860年，清政府转变了对海外侨民的倾向，承认对海外侨民应予以保护。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新马设立领事，扶植教育，施行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维系新马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因此在“二战”以前，新马华人群体中普遍弥漫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们将自己视为中国人在海外的延续，并倾心认同于中华文化，维系这一向心力的重要纽带就是办华文教育。南洋大学就是华人社会办教育的典型产物，南洋大学筹委会的人选大都来自生于中国的华人帮派团体。
（二）“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
虽然在“二战”前新马华人对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但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人的国家认同也随之发生巨变。
1946年12月，新加坡当局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新宪制建议书，该文件对华人申请公民权进行了限制。这使得当地华人群情激愤，并掀起了普遍的罢工、罢学、罢市浪潮。在这一事件中，新马华人的政治意识和凝聚力得到了巩固，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个祖国之外的地方拥有了特殊的利益，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维护。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布了限制移民回国的规定，于是新马华人在分析利弊后，普遍做出了留在本地的决定。此时成立的旨在推进在马华人对本地认同感的马华公会也大大加深了当地华人对马来亚的归属感和信任感。
伴随着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新马地区华人逐渐改变了对祖籍国的认同，逐步向居住地认同靠拢。这种变化在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提议中也得以体现：“廿余年前，吾人出洋。今日见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①1956年，新马地区的自治运动蓬勃发展，独立与自治使新加坡放宽了各种权利限制，由于其个人权利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逐渐得到承认，因此这一时期华人对居住地的身份认同感与日俱增。之后，在新加坡的华人取得公民权的条件逐渐被放宽，汉语成为一种官方语言，这都标志着新马华人对当地认同开始有了坚实和可靠的保障
二、南洋大学的创办与国家意识
（一）南洋大学的创办
南洋大学的创办是为了扩大新马华人的教育机会，提升华侨的社会地位，故这一创举赢得了新马华人的广泛响应。尽管陈六使强调创办南洋大学并无政治目的的特点，且在给这一筹办中的大学起名时竭力避免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字眼，但南洋大学的创立在非华人群体中却依然引起了不少的阻挠和批评声音。来自各方的争论和支持间接推动了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意识转向，华语族群开始为建設新马而努力奉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是来自马来亚大学和马来群体的反对。马来亚大学是当时新马地区唯一一所大学，所以对另一所大学的出现势必抱有一种不支持的态度。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在答记者问时就强调，南洋大学没有创立的必要[4]15。马来亚大学所代表的马来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对南洋大学的创立持有怀疑和否定态度。如1953年《海峡时报》就撰文抨击了南洋大学为种族服务的种族主义倾向。
其次是来自英殖民政府的反对。“二战”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衰退，民族自决风潮盛行，故英国当局不能以殖民主义视角反对南洋大学的筹办，但其对学校的创办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如薛尼肯就表示马来亚地区种族成分复杂，设立南洋大学可能会造成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增加，不利于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国家的建立。 第三则是来自美国的反对。处于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有着强烈的警惕，美政府担心华人学生回国会加强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联系②。
面对批评和指责的声音，陈六使想尽办法打消对方的顾虑，反复申明南洋大学无意挑动种族对立和矛盾的立场，他说道：“马华大学招生决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盖吾人创办马华大学之目的，乃在创办一国际性之马华大学。”与此同时，陈六使还做出了在聘请教职工上不会带有政治性，也不准教学活动涉及政治的承诺。
此外媒体界也纷纷发声，支持华人自己办大学。在短短几十天里，新马地区中文报刊就发表了数十篇为华人大学辩护的文章。《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就发布评论：“马来亚同侨社会，无论欲谋中华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抑为子弟前途或为个人工商事业现实打算，都应该成立一间专门高等学府，众志成城，望大家共起而力图之。”③同时还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对南洋大学表示支持。中正中学庄竹林校长说：“战后侨校的高中毕业生，因时局关系，不能回国（中国）升学，赴英美澳等地升学，非每个学生都能做到，投考马大，似乎难乎其难，因此创立马华大学，是非常切要的。”④除商业、教育领域外的其余华人阶层纷纷献言献策，慷慨解囊。南洋大学的最终成立，与他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1953年4月7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强调因历史背景和特殊环境，除去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南洋大学尚有两大特质：一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二是发展马来亚文化[4]91。也就是说，南洋大学创立的目标中就带有为新马建设而努力的美好愿望。
（二）课程设置的“马来亚化”
建校后，南洋大学就开始逐步地履行实现“马来亚化”的承诺。
1956年3月，南洋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建校伊始，南洋大学开设了文、理、商三个学院十个系，第一届共招收五百多名学生。同年，南洋大学学生会开办马来文班，表示要更好地为新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获得了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次年，南洋大学成立了南洋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的目的是针对马来亚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1958年3月，南洋大学设立了马来文选修课[5]。
除此之外，南洋大学还出版多种刊物，开展马来文化研究以及举办马来民族的文化娱乐活动。1958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与另外几家大学的学生会举办了义演活动等。在活动中，南洋大学学生会充分结合马来亚的文化特点和思想传统，培养大众的马来亚文化意识，并传播马来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都体现了南洋大学立足新马、服务新马的办学宗旨和社会责任感。
三、南洋大学的贡献
（一）南洋大学学生会积极参与新加坡自治和建国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中，学生会的活动是引人注目的。“二战”后，民族自治代替殖民主义已成为世界趋势。在《南洋大学学生会成立宣言》中，学生们表示：“南大学生会将协助南大发展成为新马各族青年研究学术的高等学府，并将引导南大学生为新马人民忠诚服务。”[6]16南洋大学对新加坡追求独立和自治的巨大热情，与华人学生的思想和经历有密切联系。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华人学生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客观上提升了新加坡的政治成熟度，为谋求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真正独立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8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与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以委员会的名义参与国际会议。之后，南洋大学学生会与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成立了“半岛巫人学生联合会——南大学生会联络委员会”[6]53。这些举措，表明了南洋大学积极为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黏合而做的努力。从长远角度看，它促进了新加坡内部不同族群、不同组织之间误会的消解，提高了新加坡的凝聚力和独立性。
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创办的《燎原报》中，南大学子一再提醒华人群体不要采取给新加坡国内族群造成分裂的行动，同时也倡导南大毕业生要为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的多元种族国家而努力，这体现了南洋大学在新加坡自治和建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南洋大学学子为国效力的成就
南洋大学除了积极谋求新加坡自治和独立，还站在新加坡国家整合的角度，配合政府的建国方略。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有限、地狭人稠的小国，新加坡统治者制定了以转口外贸为本的方略，因此英文教育对于新加坡来说是至关重要。李光耀曾说：“如何谋生？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明白单靠母语是没办法谋生的。”[7]对此，南洋大学积极进行改革，不断强调英语对于学生适应社会环境的意义。1965年，南洋大学理事会规定了本校毕业生应该会除了华语之外的其他一门语言，以便更好地适应新加坡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现实。为了提升入学考生的英文水平，南洋大学在入学时规定，凡是英文科目不及格的新生，在录取后必须参加英文补习班。这些做法符合新加坡以教育和外贸立国，以化解种族分歧、构建统一的国家形态为目标的建国方略。
除了配合新加坡政府的建国方略，南洋大学培养了不少学界、商界和政界的人才。该校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的总人数为3324位，但却有414位毕业生从国外大学取得高級学位，占比12.6%，这说明学校的学术水平从一开始就很高。在这414位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中，有超过80%在世界各大学被聘请为教学人员或担任研究人员[8]，有33名获得最高学术成就[9]。从1960年到1980年，这二十年里南洋大学共培养了一万两千多名毕业生，他们在新马以及世界各地落户、生根并做贡献。
在政界，有蔡崇语、何振春、庄日昆等人担任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另有林焕文、梁关飞等加入马来西亚政党联盟社会主义阵线。南洋大学学生在政坛有良好的表现，他们中有人曾担任雪兰莪州安邦区议员、国会上议员、工艺及环境部部长等。在新加坡，被选为执政党议员的19个南洋大学毕业生中有人担任文化部高级部长、内务部政务次长、外交部政务次长等要职[10]122。 在教育界方面，自1959年第一届毕业生离校，南洋大学就成为新马华校师资的主要来源。仅新加坡就有上千的南洋大學毕业生任校长和老师，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华侨中学、立化中学、南洋女中、德明中学、中正中学等校校长都是南大毕业生。在马来亚华文中学，前后有两千多名南大毕业生任教，其中担任校长的有40多名[10]121。
在商界，南洋大学毕业生同样也有不凡的成就。如在新加坡的公众挂牌公司、跨国公司等多位创始人与领导人皆是南大校友，许多南大校友曾任或现任新加坡金融局局长、大华银行、华侨银行等集团董事，如王发祥等人，在新加坡商业成就斐然。在金融界、外资、大企业、房产业、电子厂业、棕油木材等领域，南大校友皆具有领先的地位。
可以说，南洋大学学生不论是学术水准还是个人素质都是非常优秀的。《1980年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调查报告书》指出，在私营部门方面，南洋大学毕业生与新加坡大学不相上下。南大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成为新加坡各行业的优秀骨干，为建设新加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结语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这所存在了27年的华人学校结束了它的历程，悠然留于天地间的只有昔日情怀和南大精神。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南洋大学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二战”之前，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主要是祖籍国认同。“二战”之后，民族自决的潮流替代了殖民主义，新马地区从英国殖民当局中独立出来后，就一直谋求构建新的国家认同，新马地区的华人作为客居者面临着双重选择。随着大陆的华侨政策和大的冷战格局的变化，新马地区华人逐渐从祖籍国认同转向居住地认同。
南洋大学正是在这种国家认同转向之中诞生，并且在办学中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国家认同的转向，一以贯之服务新马的办学理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在新加坡的自治运动中和建国后，南洋大学学子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对建设新加坡功不可没。
注释：
①《南洋商报》，1950年9月10日。
②NSC5l.US.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July 1，1949.NLE Date：7/4/1973.DNSA.
③《星洲日报》，1953年1月19日。
④《星洲日报》，1953年1月20日。
参考文献：
[1]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西亚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 利亮时.陈六使与南洋大学[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2：235.
[3]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Ⅱ：19世纪至20世纪[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64.
[4] 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M].马来西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
[5] 李元瑾.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7：300.
[6] 丘淑玲.炽热年代铿锵声音：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2.
[7]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6.
[8] 王慷鼎.南洋大学校友与新加坡的高等教育[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9：14.
[9] 郑奋兴.郑奋兴讲南大故事[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1：4.
[10] 王如明.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M].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
作者简介：易金浩（1997—），男，汉族，江西赣州人，单位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区域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
关键词：南洋大学;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K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024-03
南洋大学由著名华侨陈六使于1953年创办，是“二战”后新马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下同）的第一所以华人为主体的大学。尽管南洋大学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背后折射出来的大时代和大背景却引人深思。国内对南洋大学的研究主要有胡兴荣先生的《记忆南洋大学》，该书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我国台湾学者如古鸿廷主要从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建构视角来审视南洋大学[1]。国外对南洋大学及华人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来自新加坡和南洋大学本身。如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理事王如明不仅详细整理了南洋大学的历史，还总结了南洋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在不同领域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利亮时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一书中不仅对南洋大学的办学意义予以支持[2]，更指出南洋大学在教学理念和学校管理方面的诸多不足，这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
可见学术界对南洋大学的研究颇丰，但不足之处是，鲜有学者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的角度看南洋大学的变迁史。南洋大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其从创办到不断地发展以至最后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其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转向。南洋大学成立后的活动是在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并推动着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一、战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
（一）“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
在新马的华人主要由土生的华人与移民两部分组成。随着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新马经济遭到重创。英国殖民政府通过颁布《移民限制法令》来控制移民入境，这一时期来新马“闯南洋”的华人移民大为减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东南亚。由于英国对日军的战斗力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新加坡迅速失陷，被日军占领。在新加坡被占期间，日本对当地华人进行了有预谋的种族清洗和屠杀，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也几乎绝迹。日军在新加坡的暴行和奴役，直接促进了“二战”后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3]。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推动护侨政策。1860年，清政府转变了对海外侨民的倾向，承认对海外侨民应予以保护。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新马设立领事，扶植教育，施行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维系新马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因此在“二战”以前，新马华人群体中普遍弥漫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们将自己视为中国人在海外的延续，并倾心认同于中华文化，维系这一向心力的重要纽带就是办华文教育。南洋大学就是华人社会办教育的典型产物，南洋大学筹委会的人选大都来自生于中国的华人帮派团体。
（二）“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
虽然在“二战”前新马华人对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但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人的国家认同也随之发生巨变。
1946年12月，新加坡当局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新宪制建议书，该文件对华人申请公民权进行了限制。这使得当地华人群情激愤，并掀起了普遍的罢工、罢学、罢市浪潮。在这一事件中，新马华人的政治意识和凝聚力得到了巩固，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个祖国之外的地方拥有了特殊的利益，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维护。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布了限制移民回国的规定，于是新马华人在分析利弊后，普遍做出了留在本地的决定。此时成立的旨在推进在马华人对本地认同感的马华公会也大大加深了当地华人对马来亚的归属感和信任感。
伴随着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新马地区华人逐渐改变了对祖籍国的认同，逐步向居住地认同靠拢。这种变化在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提议中也得以体现：“廿余年前，吾人出洋。今日见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①1956年，新马地区的自治运动蓬勃发展，独立与自治使新加坡放宽了各种权利限制，由于其个人权利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逐渐得到承认，因此这一时期华人对居住地的身份认同感与日俱增。之后，在新加坡的华人取得公民权的条件逐渐被放宽，汉语成为一种官方语言，这都标志着新马华人对当地认同开始有了坚实和可靠的保障
二、南洋大学的创办与国家意识
（一）南洋大学的创办
南洋大学的创办是为了扩大新马华人的教育机会，提升华侨的社会地位，故这一创举赢得了新马华人的广泛响应。尽管陈六使强调创办南洋大学并无政治目的的特点，且在给这一筹办中的大学起名时竭力避免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字眼，但南洋大学的创立在非华人群体中却依然引起了不少的阻挠和批评声音。来自各方的争论和支持间接推动了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意识转向，华语族群开始为建設新马而努力奉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是来自马来亚大学和马来群体的反对。马来亚大学是当时新马地区唯一一所大学，所以对另一所大学的出现势必抱有一种不支持的态度。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在答记者问时就强调，南洋大学没有创立的必要[4]15。马来亚大学所代表的马来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对南洋大学的创立持有怀疑和否定态度。如1953年《海峡时报》就撰文抨击了南洋大学为种族服务的种族主义倾向。
其次是来自英殖民政府的反对。“二战”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衰退，民族自决风潮盛行，故英国当局不能以殖民主义视角反对南洋大学的筹办，但其对学校的创办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如薛尼肯就表示马来亚地区种族成分复杂，设立南洋大学可能会造成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增加，不利于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国家的建立。 第三则是来自美国的反对。处于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有着强烈的警惕，美政府担心华人学生回国会加强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联系②。
面对批评和指责的声音，陈六使想尽办法打消对方的顾虑，反复申明南洋大学无意挑动种族对立和矛盾的立场，他说道：“马华大学招生决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盖吾人创办马华大学之目的，乃在创办一国际性之马华大学。”与此同时，陈六使还做出了在聘请教职工上不会带有政治性，也不准教学活动涉及政治的承诺。
此外媒体界也纷纷发声，支持华人自己办大学。在短短几十天里，新马地区中文报刊就发表了数十篇为华人大学辩护的文章。《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就发布评论：“马来亚同侨社会，无论欲谋中华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抑为子弟前途或为个人工商事业现实打算，都应该成立一间专门高等学府，众志成城，望大家共起而力图之。”③同时还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对南洋大学表示支持。中正中学庄竹林校长说：“战后侨校的高中毕业生，因时局关系，不能回国（中国）升学，赴英美澳等地升学，非每个学生都能做到，投考马大，似乎难乎其难，因此创立马华大学，是非常切要的。”④除商业、教育领域外的其余华人阶层纷纷献言献策，慷慨解囊。南洋大学的最终成立，与他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1953年4月7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强调因历史背景和特殊环境，除去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南洋大学尚有两大特质：一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二是发展马来亚文化[4]91。也就是说，南洋大学创立的目标中就带有为新马建设而努力的美好愿望。
（二）课程设置的“马来亚化”
建校后，南洋大学就开始逐步地履行实现“马来亚化”的承诺。
1956年3月，南洋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建校伊始，南洋大学开设了文、理、商三个学院十个系，第一届共招收五百多名学生。同年，南洋大学学生会开办马来文班，表示要更好地为新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获得了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次年，南洋大学成立了南洋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的目的是针对马来亚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1958年3月，南洋大学设立了马来文选修课[5]。
除此之外，南洋大学还出版多种刊物，开展马来文化研究以及举办马来民族的文化娱乐活动。1958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与另外几家大学的学生会举办了义演活动等。在活动中，南洋大学学生会充分结合马来亚的文化特点和思想传统，培养大众的马来亚文化意识，并传播马来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都体现了南洋大学立足新马、服务新马的办学宗旨和社会责任感。
三、南洋大学的贡献
（一）南洋大学学生会积极参与新加坡自治和建国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中，学生会的活动是引人注目的。“二战”后，民族自治代替殖民主义已成为世界趋势。在《南洋大学学生会成立宣言》中，学生们表示：“南大学生会将协助南大发展成为新马各族青年研究学术的高等学府，并将引导南大学生为新马人民忠诚服务。”[6]16南洋大学对新加坡追求独立和自治的巨大热情，与华人学生的思想和经历有密切联系。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华人学生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客观上提升了新加坡的政治成熟度，为谋求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真正独立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8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与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以委员会的名义参与国际会议。之后，南洋大学学生会与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成立了“半岛巫人学生联合会——南大学生会联络委员会”[6]53。这些举措，表明了南洋大学积极为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黏合而做的努力。从长远角度看，它促进了新加坡内部不同族群、不同组织之间误会的消解，提高了新加坡的凝聚力和独立性。
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创办的《燎原报》中，南大学子一再提醒华人群体不要采取给新加坡国内族群造成分裂的行动，同时也倡导南大毕业生要为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的多元种族国家而努力，这体现了南洋大学在新加坡自治和建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南洋大学学子为国效力的成就
南洋大学除了积极谋求新加坡自治和独立，还站在新加坡国家整合的角度，配合政府的建国方略。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有限、地狭人稠的小国，新加坡统治者制定了以转口外贸为本的方略，因此英文教育对于新加坡来说是至关重要。李光耀曾说：“如何谋生？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明白单靠母语是没办法谋生的。”[7]对此，南洋大学积极进行改革，不断强调英语对于学生适应社会环境的意义。1965年，南洋大学理事会规定了本校毕业生应该会除了华语之外的其他一门语言，以便更好地适应新加坡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现实。为了提升入学考生的英文水平，南洋大学在入学时规定，凡是英文科目不及格的新生，在录取后必须参加英文补习班。这些做法符合新加坡以教育和外贸立国，以化解种族分歧、构建统一的国家形态为目标的建国方略。
除了配合新加坡政府的建国方略，南洋大学培养了不少学界、商界和政界的人才。该校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的总人数为3324位，但却有414位毕业生从国外大学取得高級学位，占比12.6%，这说明学校的学术水平从一开始就很高。在这414位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中，有超过80%在世界各大学被聘请为教学人员或担任研究人员[8]，有33名获得最高学术成就[9]。从1960年到1980年，这二十年里南洋大学共培养了一万两千多名毕业生，他们在新马以及世界各地落户、生根并做贡献。
在政界，有蔡崇语、何振春、庄日昆等人担任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另有林焕文、梁关飞等加入马来西亚政党联盟社会主义阵线。南洋大学学生在政坛有良好的表现，他们中有人曾担任雪兰莪州安邦区议员、国会上议员、工艺及环境部部长等。在新加坡，被选为执政党议员的19个南洋大学毕业生中有人担任文化部高级部长、内务部政务次长、外交部政务次长等要职[10]122。 在教育界方面，自1959年第一届毕业生离校，南洋大学就成为新马华校师资的主要来源。仅新加坡就有上千的南洋大學毕业生任校长和老师，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华侨中学、立化中学、南洋女中、德明中学、中正中学等校校长都是南大毕业生。在马来亚华文中学，前后有两千多名南大毕业生任教，其中担任校长的有40多名[10]121。
在商界，南洋大学毕业生同样也有不凡的成就。如在新加坡的公众挂牌公司、跨国公司等多位创始人与领导人皆是南大校友，许多南大校友曾任或现任新加坡金融局局长、大华银行、华侨银行等集团董事，如王发祥等人，在新加坡商业成就斐然。在金融界、外资、大企业、房产业、电子厂业、棕油木材等领域，南大校友皆具有领先的地位。
可以说，南洋大学学生不论是学术水准还是个人素质都是非常优秀的。《1980年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调查报告书》指出，在私营部门方面，南洋大学毕业生与新加坡大学不相上下。南大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成为新加坡各行业的优秀骨干，为建设新加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结语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这所存在了27年的华人学校结束了它的历程，悠然留于天地间的只有昔日情怀和南大精神。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南洋大学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二战”之前，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主要是祖籍国认同。“二战”之后，民族自决的潮流替代了殖民主义，新马地区从英国殖民当局中独立出来后，就一直谋求构建新的国家认同，新马地区的华人作为客居者面临着双重选择。随着大陆的华侨政策和大的冷战格局的变化，新马地区华人逐渐从祖籍国认同转向居住地认同。
南洋大学正是在这种国家认同转向之中诞生，并且在办学中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国家认同的转向，一以贯之服务新马的办学理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在新加坡的自治运动中和建国后，南洋大学学子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对建设新加坡功不可没。
注释：
①《南洋商报》，1950年9月10日。
②NSC5l.US.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July 1，1949.NLE Date：7/4/1973.DNSA.
③《星洲日报》，1953年1月19日。
④《星洲日报》，1953年1月2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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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如明.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M].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
作者简介：易金浩（1997—），男，汉族，江西赣州人，单位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区域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