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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我国乳制品标杆企业三鹿集团又遭遇“9·11”，而且事态迅速扩大，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乳制品行业信任危机。虽然相关的问责和处理工作正在持续而严肃地推进，但是我们不能把目光聚焦在三聚氰胺，仅仅满足做事后的消防队员。实际上，以“三鹿”事件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跟“三农”问题紧密关联。如果这场危机背后隐藏的问题没有解决，也许我们刚刚扑灭奶粉市场的火灾，又会听见大米市场拉响警报。
信心崩溃：劣币驱逐良币
三聚氰胺俗称蛋白精，根本不能充当食品添加剂，为什么会加进奶粉里面?为了蒙蔽检验仪器。只要添加一点点，立刻大幅度提高检验数据中的蛋白质含量。为什么要造假?为了降低成本。当养殖成本增加时，原料奶和奶粉的价格却无法水涨船高，因为我国乳制品产业从2003年起就已经进入相对过剩时代，个别省份产能过剩40％～50％很普遍。
于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生产商及其供应商不造假就无法生存。辛辛苦苦生产的高成本正常产品，不但卖不出好价格，检测结果反而不如造假的低成本劣质产品，本来诚信的企业也将变得不诚信。结果市场上将遍布劣质产品，造假成为行业普遍的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乳制品产业链的上游是奶农，低端奶粉的主要消费者也是农民。此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受害者，部分是城镇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的则是农村家庭婴幼儿。由于农民家庭收入低，导致廉价奶粉消费需求旺盛，流通企业只好向生产商压价，生产企业向奶农压低鲜奶收购价，奶农收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三鹿”事件曝光以后，奶源大量过剩，原料奶没人收，很多奶农不得不选择“倒奶”、“杀牛”。据媒体报道，驻马店市某奶站每天就要倒掉4吨鲜牛奶。
怎样让乳制品行业良币驱逐劣币?首先要为高涨的养殖成本寻找出口，其次是要严格监管，将劣币与良币区隔开来。
价格难题：优质能否优价
解决成本问题不外乎两个方法：一个是内部节流，降低成本，一个是外部开源，提高售价。
降低成本当然不能靠“造假”，要整合乳制品产业链条，鼓励加工企业通过订单收购、买卖货权、返还利润甚至参股入股等多种形式，与奶农、奶站结成稳定的产销关系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提高终端售价的确是有困难的，会严重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粮价远低于国际粮价。解决的办法是子币化补贴。直接补给需要补贴的人，补贴货物不如补贴货币，补贴货币不如补贴货权。单纯限价则是穷人补贴富人。
问题还没有结束。当低端奶粉出现丑闻，高端奶粉也卖不出去了。消费者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因为他无法确切地知道，高端产品比低端产品质量安全多少。也就是说，食品乃至农产品的价格体系扁平，优质不优价。结果想买优质农产品的人买不到，而那些对价格敏感的、想买普通农产品的人，要和想买优质的人承受一样扁平的价格。
价格体系扁平的原因是质量检验标准体系扁平。去超市买奶粉的时候，也只能凭品牌、包装、口感之类来判断。即使生产厂家检测奶源质量，也只是检几项常规项目：如冰点(看有没有加水)、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干物质含量、总细菌数含量、抗生素残留检测等。其中蛋白含量检测常使用“凯氏定氮法”，通过检测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结果只测出蛋白含量可能有多高，并不能查出其具体成分属类，这就让一些人有空子可钻。在奶中加水很容易看出来，如果加一些含氮量高的尿素、蛋白精等成分，就可以蒙混过关，获得好看的检验数据。
所以，只有建立实施内在的、全面的、系列的检验标准(分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并进一步打造金字塔式的多层次价格体系，实现优质优价的产品分级，才能够促进奶农提高奶源质量、企业提高奶粉质量的积极性，从而打造产业链条的合理利润空间，重建消费者信心。当然低价的低标准绝对不等于劣质，要达到国家最低标准要求才行。
信用标识：消费者雇保安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链、运输链过长，我们无法对生产进行有效的监控，只能在进入到流通市场末端的时候，严格检验。问题的核心是怎样进行检验，由谁来进行检验。
生产者是理性的经济人，面对竞争对手的负向激励，很难把持得住。但是消费者不可能变成奶粉等行业检验技术专家，何况消费者付钱购买的产品本来就应该是安全的。于是质量监管的工作统统加在了国家之间机构身上，它们也不是不作为，只是限于人力物力，无法面面俱到，效率往往不高。
笔者建议引进商业监管体系，建立站在消费者立场的信用标识。如同利乐包装、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一样，加在包装上，只不过这个信用标识主要是体现了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是技术标志或者法律标志。
信用标识是这样运作的。
首先，消费经纪组织搜集食品的规模需求。人的胃是有限的，一日不过三餐，对食品的需求完全是刚性的，所以食品是天然的规模需求，相对其他消费品来说最容易在购买之前确定和搜集。例如，你刚刚做了爸爸，未来几年都会对某种奶粉有一定量的需求，简单用货币计算的话，假设每月200元。如何确定你的需求呢?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比如20元)到专门的银行账户即可。
然后消费经纪组织会根据你的需求和标准，反向配置给企业进行生产。因为规模需求的存在，降低了生产企业的库存和营销成本，可以对冲原材料涨价带来的影响。同时消费经纪组织对生产厂家的供货进行严格检验，通过检验的加盖信用标识，交付给消费者，否则原封退回。
如果市面上的低端奶粉单价20元，那么加盖这个信用标识的奶粉，可能贵一点，单价23元，但是质量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多出来的3元钱，相当于消费者在雇佣质检公司检测企业的产品。
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同，信用标识分为若干等级，对应不同的质量标准，但都高于国家标准。比如，符合欧盟标准的23元，符合日本标准的25元，等等。同一等级的信用标识，覆盖多个厂家的多个产品，给消费者有限但足够的选择权。
当然食品并不局限于奶粉，一个家庭每个月预存100元保证金，可以拿到1000元日用品消费信用额度，等收到货物满意以后，再像信用卡一样还钱到银行账户，或者用电话费还钱，甚至可以寄张个人支票。信用体系随之建立。
信用标识是站在消费者立场的第三方，其行为逻辑是和消费者一致的，这是与现有的“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最大的区别。
所以信用标识被企业收买的可能性非常小，容易买通的信用标识，在消费者那儿就没什么信誉，企业即使购买了它们的认证，也没有好处。那些负责的诚信的信用标识并不愁没有客户，相反，企业还会以能通过它的严格检测为荣。信用标识需要相关技术、人员、检验设备的巨大投入，门槛较高，同时不同组织之间面临竞争，所以没必要拿自己的信用冒险，相反，因为利益跟消费者一致，将比现有质检机构更有责任心和服务热情。而且，不同的信用标识和组织，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比较、借鉴的机会，选择面更宽，更符合消费者利益。
多层次的信用标识对应多层次的质量标准，产品价格自然就形成优质优价的金字塔体系。随着正向激励越来越多，负向激励越来越少，“良币”就开始驱逐“劣币”了，那些诚信的农民和生产企业因此获得产业升级的动力，从而持续提高收入。实际操作上，信用标识肯定会优先支持粮食高产区和种植业、养殖业大户，这对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将有所助益。
信心崩溃：劣币驱逐良币
三聚氰胺俗称蛋白精，根本不能充当食品添加剂，为什么会加进奶粉里面?为了蒙蔽检验仪器。只要添加一点点，立刻大幅度提高检验数据中的蛋白质含量。为什么要造假?为了降低成本。当养殖成本增加时，原料奶和奶粉的价格却无法水涨船高，因为我国乳制品产业从2003年起就已经进入相对过剩时代，个别省份产能过剩40％～50％很普遍。
于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生产商及其供应商不造假就无法生存。辛辛苦苦生产的高成本正常产品，不但卖不出好价格，检测结果反而不如造假的低成本劣质产品，本来诚信的企业也将变得不诚信。结果市场上将遍布劣质产品，造假成为行业普遍的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乳制品产业链的上游是奶农，低端奶粉的主要消费者也是农民。此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受害者，部分是城镇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的则是农村家庭婴幼儿。由于农民家庭收入低，导致廉价奶粉消费需求旺盛，流通企业只好向生产商压价，生产企业向奶农压低鲜奶收购价，奶农收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三鹿”事件曝光以后，奶源大量过剩，原料奶没人收，很多奶农不得不选择“倒奶”、“杀牛”。据媒体报道，驻马店市某奶站每天就要倒掉4吨鲜牛奶。
怎样让乳制品行业良币驱逐劣币?首先要为高涨的养殖成本寻找出口，其次是要严格监管，将劣币与良币区隔开来。
价格难题：优质能否优价
解决成本问题不外乎两个方法：一个是内部节流，降低成本，一个是外部开源，提高售价。
降低成本当然不能靠“造假”，要整合乳制品产业链条，鼓励加工企业通过订单收购、买卖货权、返还利润甚至参股入股等多种形式，与奶农、奶站结成稳定的产销关系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提高终端售价的确是有困难的，会严重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粮价远低于国际粮价。解决的办法是子币化补贴。直接补给需要补贴的人，补贴货物不如补贴货币，补贴货币不如补贴货权。单纯限价则是穷人补贴富人。
问题还没有结束。当低端奶粉出现丑闻，高端奶粉也卖不出去了。消费者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因为他无法确切地知道，高端产品比低端产品质量安全多少。也就是说，食品乃至农产品的价格体系扁平，优质不优价。结果想买优质农产品的人买不到，而那些对价格敏感的、想买普通农产品的人，要和想买优质的人承受一样扁平的价格。
价格体系扁平的原因是质量检验标准体系扁平。去超市买奶粉的时候，也只能凭品牌、包装、口感之类来判断。即使生产厂家检测奶源质量，也只是检几项常规项目：如冰点(看有没有加水)、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干物质含量、总细菌数含量、抗生素残留检测等。其中蛋白含量检测常使用“凯氏定氮法”，通过检测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结果只测出蛋白含量可能有多高，并不能查出其具体成分属类，这就让一些人有空子可钻。在奶中加水很容易看出来，如果加一些含氮量高的尿素、蛋白精等成分，就可以蒙混过关，获得好看的检验数据。
所以，只有建立实施内在的、全面的、系列的检验标准(分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并进一步打造金字塔式的多层次价格体系，实现优质优价的产品分级，才能够促进奶农提高奶源质量、企业提高奶粉质量的积极性，从而打造产业链条的合理利润空间，重建消费者信心。当然低价的低标准绝对不等于劣质，要达到国家最低标准要求才行。
信用标识：消费者雇保安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链、运输链过长，我们无法对生产进行有效的监控，只能在进入到流通市场末端的时候，严格检验。问题的核心是怎样进行检验，由谁来进行检验。
生产者是理性的经济人，面对竞争对手的负向激励，很难把持得住。但是消费者不可能变成奶粉等行业检验技术专家，何况消费者付钱购买的产品本来就应该是安全的。于是质量监管的工作统统加在了国家之间机构身上，它们也不是不作为，只是限于人力物力，无法面面俱到，效率往往不高。
笔者建议引进商业监管体系，建立站在消费者立场的信用标识。如同利乐包装、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一样，加在包装上，只不过这个信用标识主要是体现了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是技术标志或者法律标志。
信用标识是这样运作的。
首先，消费经纪组织搜集食品的规模需求。人的胃是有限的，一日不过三餐，对食品的需求完全是刚性的，所以食品是天然的规模需求，相对其他消费品来说最容易在购买之前确定和搜集。例如，你刚刚做了爸爸，未来几年都会对某种奶粉有一定量的需求，简单用货币计算的话，假设每月200元。如何确定你的需求呢?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比如20元)到专门的银行账户即可。
然后消费经纪组织会根据你的需求和标准，反向配置给企业进行生产。因为规模需求的存在，降低了生产企业的库存和营销成本，可以对冲原材料涨价带来的影响。同时消费经纪组织对生产厂家的供货进行严格检验，通过检验的加盖信用标识，交付给消费者，否则原封退回。
如果市面上的低端奶粉单价20元，那么加盖这个信用标识的奶粉，可能贵一点，单价23元，但是质量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多出来的3元钱，相当于消费者在雇佣质检公司检测企业的产品。
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同，信用标识分为若干等级，对应不同的质量标准，但都高于国家标准。比如，符合欧盟标准的23元，符合日本标准的25元，等等。同一等级的信用标识，覆盖多个厂家的多个产品，给消费者有限但足够的选择权。
当然食品并不局限于奶粉，一个家庭每个月预存100元保证金，可以拿到1000元日用品消费信用额度，等收到货物满意以后，再像信用卡一样还钱到银行账户，或者用电话费还钱，甚至可以寄张个人支票。信用体系随之建立。
信用标识是站在消费者立场的第三方，其行为逻辑是和消费者一致的，这是与现有的“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最大的区别。
所以信用标识被企业收买的可能性非常小，容易买通的信用标识，在消费者那儿就没什么信誉，企业即使购买了它们的认证，也没有好处。那些负责的诚信的信用标识并不愁没有客户，相反，企业还会以能通过它的严格检测为荣。信用标识需要相关技术、人员、检验设备的巨大投入，门槛较高，同时不同组织之间面临竞争，所以没必要拿自己的信用冒险，相反，因为利益跟消费者一致，将比现有质检机构更有责任心和服务热情。而且，不同的信用标识和组织，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比较、借鉴的机会，选择面更宽，更符合消费者利益。
多层次的信用标识对应多层次的质量标准，产品价格自然就形成优质优价的金字塔体系。随着正向激励越来越多，负向激励越来越少，“良币”就开始驱逐“劣币”了，那些诚信的农民和生产企业因此获得产业升级的动力，从而持续提高收入。实际操作上，信用标识肯定会优先支持粮食高产区和种植业、养殖业大户，这对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