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惠州市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镉超标女工诉超霸电池厂商的案子。这已经是女工们在两年内第三次走到法庭要说法。让人不解的是，早在2004年惠州市政府曾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与厂家已达成协议，今后不论多少年哪怕是30年，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工人权益都会得到保护。然而大部分女工却认为这只是厂方的一个骗局。
　　可以说，为了经济发展，某些地区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从环境污染到城市建设、乃至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这种以人和环境透支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就如卫生部一位官员所言：职业病危害有加大趋势、职业病危害正从低端向高端转移，即从以往的私营、个体经济组织向三资、外资企业转移，从乡镇及城乡结合部向市中心靠拢，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这类问题反而越严重。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福建泉州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沦为重灾区的危险。
　　经济越发达，工人越危险？这条看似悖论的“职业病定律”却正在现实中发挥着马太效应。健康权是人权的基本体现，是评价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于每个人来说，健康价值高于一切。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新旧体制交替的历史时期，民众的权利保护才需要获得格外的关注。职业病危害黑风之下，连我们以往认为劳动保护措施相对健全的三资企业、经济发达城市也不能幸免，正说明单单依靠个人维权和企业自觉是不可行的，它需要法律的支撑。
　　政府早在2002年5月1日就开始实施《职业病防治法》，现实往往是法律执行的最好解读，至少从现有的职业病状况报道来看，我们还看不到《职业病防治法》的作用发挥在了什么地方。如此，良性的经济发展究竟靠什么来推动？
　　经济、法律的终极目的，都是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充分行使自身权利的环境，并且让民众在未来享受到不断被改善的权利成果。法律把国家、组织（包括企业）和人的利益关系通过一定的规则纳入一定的轨道和秩序，以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谐发展；同时对于权力有制约作用，因为权力是一种不确定的手段，法律使权力行使程序化、规范化，形成权力间的相互分工和制衡关系，以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不测的侵害，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法治的完善就像助飞中国的一对翅膀，彼此不能分离。
　　我相信，所有正在遭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都希望获得政府的法律援助，而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去对抗强大的资方和不公平的工作环境。对劳动者而言，法律就是保护自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遮荫之伞，但遗憾的是，在一部分劳动者那里，这伞有时却无柄可握。而那些为了既得经济利益而变相与无良企业勾结的地方职能部门，不仅丧失了政治道义，也表现出对法律的蔑视与违抗。对企业和职能部门的所有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应当是政府面对死亡女工的良心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