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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封俄罗斯朋友的来信。自1990年起，格拉奇科夫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一直担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他战后出生，成长于苏联社会普通工人家庭，上世纪70年代上大学接受专业教育，80年代初期分别被派往中国北京和原东德德累斯顿工作。苏联解体前后，又先后回到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从事外事工作。20多年过去了，他亲历了苏联的兴衰和苏共的兴亡，将深深的懊悔以及对党和国家的真情埋在心底。
2013年12月初，格拉奇科夫陪同中国学者访俄，临别之际，格拉奇科夫特意向中国同志展示了珍藏多年的苏共党证，并与中国同志深情道别，祝愿伟大的中国繁荣昌盛，祝愿兄弟般的中俄人民友情代代相传。
不久，格拉奇科夫来信，并附上他那张党证的复印件，表示愿意将原件捐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以下是来信摘编：
我1951年出生于立陶宛。我的母亲是纯血统的立陶宛人。我的父亲是俄罗斯人，卫国战争结束后复员留在了立陶宛，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母亲。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1956年，我们全家搬到了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那里有我父亲的亲戚。父亲在扎波罗热钢厂成为一名普通的装卸工，母亲则是一名裁缝，一生都给人做衣服。我记得，我们一直生活艰难，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钱都常常不够。我在第72中上学，这是一所俄语学校，但必修课学的是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学，因此直到现在都喜欢乌克兰诗人，特别是塔拉斯·舍甫琴科（一些诗句我至今都还记得）。在学校里，我是共青团员和班里的团支书、组织委员，梦想将来从事法律工作。
1969年中学毕业后，因为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我马上就进入扎波罗热半导体厂工作了。在工厂我先成为车工学徒，半年后成为三级工。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入党（苏共）。进入工厂后，我被告知首先要通过试用期。工作6个月之后，我所在的第十八车间的党组织接受我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1970～1972年，我参军了，并成为一名苏共正式党员。退伍之后，我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后便开始了一段漫长而有趣的生活。
我对自己的记忆始终是与党（苏共）联系在一起的，并习惯了公共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准确地说是个人的规划永远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为苏联而骄傲，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为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些有益的东西而骄傲。我所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家庭，我都把它们与党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党，没有党对我的严格要求，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一无所获，更不可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便是现在，无论是对我、我的朋友，还是对俄罗斯国内外的很多学者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可以有把握地说，世上除共产党之外，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拥有并提出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构想。
1973年，我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后，组织上开始给党员们更换党证，把老式党证换了新样子。我拿到了编号为03029543的党证。当时我23岁。从那时起直到1991年2月苏共自行解散，我一直都使用这个党证。我凭党证按规定、按时缴纳党费。之后的许多岁月，由于工资收入高了，我所缴纳的党费也日积月累，达到了一个不小的数额。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缴纳党费的必要性。党的事务永远都是神圣的。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成绩得了一个3分，而没有拿到助学金。6个月，整整一个学期，我靠父母寄来的钱生活，即便是在那时，我仍然每月缴纳2戈比的党费。
对于党员来说，党证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对于一个伟大的党的有形的归属感。这个党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她维护本国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她制定并通过每一个成员来落实党的代表大会所做出的、旨在建设繁荣社会的决议。每当看到鲜红的党证，你能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伟大的、强大的、有凝聚力的组织的一分子，而这个组织能够肩负起任何重任。
党证——是一个严格考核的证件。每次缴纳党费的时候，你都要向组织出示党证，这样每个月都会认可和展示自己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证明自己与党的隶属关系。
那些毁掉苏联的苏共叛徒，首先就是要摆脱党。他们明白，有共产党的领导，是无法做出这一卑劣行径的。因此，在推行“改革”的那些年，大众传媒向苏联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单独一个政党是无法领导社会的，因为一个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们的第一步就是推行多党制。接下来，就是从所有政权机构、工厂矿山以及其他经营生产单位消除“一切”党组织。
1991年年初，苏共领导层做出了这样的决议。我于1991年2月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而3月份，我的党证和登记卡就被退还到了我自己的手中。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苏共党组织不复存在了。接着，就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抹黑，“自上而下”地瓦解了苏共和苏联。
没有了共产党，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实体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根本无法存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唯一核心。如果今天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明天伟大中国也将不复存在。
2013年12月初，格拉奇科夫陪同中国学者访俄，临别之际，格拉奇科夫特意向中国同志展示了珍藏多年的苏共党证，并与中国同志深情道别，祝愿伟大的中国繁荣昌盛，祝愿兄弟般的中俄人民友情代代相传。
不久，格拉奇科夫来信，并附上他那张党证的复印件，表示愿意将原件捐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以下是来信摘编：
我1951年出生于立陶宛。我的母亲是纯血统的立陶宛人。我的父亲是俄罗斯人，卫国战争结束后复员留在了立陶宛，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母亲。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1956年，我们全家搬到了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那里有我父亲的亲戚。父亲在扎波罗热钢厂成为一名普通的装卸工，母亲则是一名裁缝，一生都给人做衣服。我记得，我们一直生活艰难，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钱都常常不够。我在第72中上学，这是一所俄语学校，但必修课学的是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学，因此直到现在都喜欢乌克兰诗人，特别是塔拉斯·舍甫琴科（一些诗句我至今都还记得）。在学校里，我是共青团员和班里的团支书、组织委员，梦想将来从事法律工作。
1969年中学毕业后，因为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我马上就进入扎波罗热半导体厂工作了。在工厂我先成为车工学徒，半年后成为三级工。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入党（苏共）。进入工厂后，我被告知首先要通过试用期。工作6个月之后，我所在的第十八车间的党组织接受我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1970～1972年，我参军了，并成为一名苏共正式党员。退伍之后，我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后便开始了一段漫长而有趣的生活。
我对自己的记忆始终是与党（苏共）联系在一起的，并习惯了公共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准确地说是个人的规划永远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为苏联而骄傲，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为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些有益的东西而骄傲。我所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家庭，我都把它们与党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党，没有党对我的严格要求，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一无所获，更不可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便是现在，无论是对我、我的朋友，还是对俄罗斯国内外的很多学者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可以有把握地说，世上除共产党之外，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拥有并提出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构想。
1973年，我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后，组织上开始给党员们更换党证，把老式党证换了新样子。我拿到了编号为03029543的党证。当时我23岁。从那时起直到1991年2月苏共自行解散，我一直都使用这个党证。我凭党证按规定、按时缴纳党费。之后的许多岁月，由于工资收入高了，我所缴纳的党费也日积月累，达到了一个不小的数额。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缴纳党费的必要性。党的事务永远都是神圣的。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成绩得了一个3分，而没有拿到助学金。6个月，整整一个学期，我靠父母寄来的钱生活，即便是在那时，我仍然每月缴纳2戈比的党费。
对于党员来说，党证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对于一个伟大的党的有形的归属感。这个党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她维护本国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她制定并通过每一个成员来落实党的代表大会所做出的、旨在建设繁荣社会的决议。每当看到鲜红的党证，你能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伟大的、强大的、有凝聚力的组织的一分子，而这个组织能够肩负起任何重任。
党证——是一个严格考核的证件。每次缴纳党费的时候，你都要向组织出示党证，这样每个月都会认可和展示自己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证明自己与党的隶属关系。
那些毁掉苏联的苏共叛徒，首先就是要摆脱党。他们明白，有共产党的领导，是无法做出这一卑劣行径的。因此，在推行“改革”的那些年，大众传媒向苏联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单独一个政党是无法领导社会的，因为一个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们的第一步就是推行多党制。接下来，就是从所有政权机构、工厂矿山以及其他经营生产单位消除“一切”党组织。
1991年年初，苏共领导层做出了这样的决议。我于1991年2月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而3月份，我的党证和登记卡就被退还到了我自己的手中。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苏共党组织不复存在了。接着，就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抹黑，“自上而下”地瓦解了苏共和苏联。
没有了共产党，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实体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根本无法存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唯一核心。如果今天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明天伟大中国也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