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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个在新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影视剧种，近年在国际上赢得了不少奖项和赞誉。目前，国内一些电视台也尝试开设本土化的纪录片频道和栏目，但收视率和广告经营收入并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美国探索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却在各地的有线频道大出风头，甚至成了黄金时间的王牌节目。
近日在广州举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中国的制作人将目光投向了陌生的国际市场，希望从国际巨头手中获取国内稀缺的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纪录片产业还显得非常稚嫩——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后，许多片子甚至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理说：“中国的纪录片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后，现在是进入了多样化创作、多元化生存的运营状态。现在，一方面是国内电视纪录片艰难维持，一方面是海外纪录片大举进入。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究竟我们的电视台和制作单位该做些什么去抓住观众的视线？”
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
什么是电视纪录片？刘效理说，在他看来，只要是纪实性的电视作品都可以视为纪录片，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新闻调查类节目都可以算做纪录片。
与电视剧相比，纪录片属于小众化的视觉作品。但是，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其文化品位与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又决不是平常电视剧可以达到的。
刘效理说：“纪录片在国内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其质量与制作水平，可以说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水平高低的标准。”
从《望长城》到《大三峡》，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最初基本都是非栏目化播出。最早使中国纪录片栏目化运作的，是上海电视台1985年开播的《纪录片编辑室》。这档纪录片栏目以每周一期的密集播出量和丰富多彩的叙事形式，受到上海受众的欢迎。这个纪录片栏目，一度成为仅次于新闻联播和上海新闻的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199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创办一年的电视杂志《东方时空》改版，原先提供生活服务的栏目《生活空间》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宣传语家喻户晓，成为纪录片在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代名词。
2000年11月，由当时的社教中心纪录片部承办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现改为《见证》）栏目开播。《纪录片》栏目以每周5期、每期30分钟的规模，连续播出了两年。通过这一栏目，中国此前创作而无缘播出的一系列纪录片得以整装播出。
随着电视频道专业化的进一步加强，许多定位明确、选题集中的纪录片性质的栏目相继开办。中央电视台一套的《发现之旅》、四套的《走遍中国》《纪录中国》、十套的《人物》等逐渐成熟为纪录片栏目，“专业化分工，特色化播出”成为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新规律。
专家们说，栏目化实际上就是商品化，把纪录片变成一种商品卖给观众和广告商。作为一个栏目，要定位、包装，要提高收视率，这是最主要的。
收视率：摆在中国纪录片面前的一个难题
调查显示，中国纪录片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年曾创造过纪录片收视率平均值30%，最高达到过36%，比电视剧还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辉煌早已不再；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的收视率约为4%～5%；云南电视台《云南纪事》栏目的收视率平均值仅在2.5%左右。而更多的地市台包括有些省级台的纪录片栏目，大多难以为继，随时面临撤并。
专家们说，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制作的精良与否、是否吸引观众是决定纪录片命运的最关键的因素。刘效理说：“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是好片子，不怕没人看。”
相关的收视调查表明，中国的电视观众60%以上是市民，而且以中老年人、家庭妇女为主。而这种类型的观众并不要求电视纪录片提供一些过于深奥的思想启迪，也不需要过于复杂抽象的表现技法，这些观众看重的多是纪录片的故事性、新奇性和切身性。而很多纪录片制片人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精英姿态，宣讲一些远离大众生活的另类题材，这必定会失去广大观众，失去广告支持，失去生命力。
刘效理说，不同的观众群对节目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比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更容易理解纪录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境界；年长的对历史题材兴趣较浓，年轻的对生活题材兴趣较浓；东部的观众更关心开放型题材的纪录片，而西部的观众对地域性题材的纪录片则更感兴趣，这些都要求纪录片在受众定位上不可能是“大众化”，而只能是“小众化”，同样这些也是决定其收视率的主要因素。
刘效理说，纪录片要走市场化路线，就需要懂得选择和抓住商机，如果在适当的时间推出适当的纪录片，就更容易名利双收。例如选择在周恩来逝世纪念日上映的《周恩来外交风云》，投资仅仅是600万元，但在全国却获得了3000万元的票房。而中央电视台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推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其收视率也不断攀升。
全球第二大纪录片制作机构、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总经理史达民对记者说：“为了确保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首先要保证对市场需求有比较完整、细致的了解，我们公司内部在市场分析和调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播放时，我们会让播出机构提供收视报告；我们会与播出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沟通，仔细倾听他们的想法，并对我们的产品加以调整。”
中国纪录片：像“探索”那样娱乐化
数年前，当《Discovery》《国家地理》等国外商业纪录片潮水般涌入中国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这么通俗易懂，这么吸引观众。
与之相左，当时中国本土的纪录片给人的印象是内容真实、主题深刻，但枯燥乏味、视角主观，自然也很难有观众缘。
专家们说，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的思维显得较为保守和呆板，欠缺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新意识，也没有运用更多元化的风格和角度，只是习惯固守于用一种所谓“纯观察式”的手法进行描绘，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地向西方先进经验进行学习和借鉴。
另外，要制作出高质量的纪录片，就必需优良的技术设备。但在我国的一些电视台中，会把更多的技术资源投放到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中，而纪录片的制作设备只是“小米加步枪”。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2001年开播的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首次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现给观众，利用所有可能的电视手段进行表现。
循着这样一种新的创作理念，经过精心准备，《永远的丝路》《海洋中国》《中华文明五千年》等系列纪录片脱颖而出，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央视众多栏目总排名中，《探索·发现》一直高居前10名之列，在央视2003年第四季度观众综合指标调查报告中，“观众流动率”这项指标的第一名即为该栏目夺得。这就充分证明了它所拥有的魅力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谁在为纪录片投资
中国纪录片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投资方面的困局。目前国内纪录片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两种：一是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各级电视台的投资；二是企业如影视公司的投资，当然也包括逐渐进入中国的外资公司。
在企业投资方面，企业的投资大部分会比较“急功近利”，投资额也不会太大，很难形成一种主流。而面对制作纪录片的高风险，这些民营性质的企业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来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利益，这种方式也颇为奏效，但他们的资金始终是有限的，这也大大制约着影片的质量。近年，外资公司的资金也开始进入中国纪录片市场，但只是处于一个摸索性的尝试阶段而已。
总之，面对资金方面的压力，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实在是举步维艰。
刘效理说，要想吸引投资，慢工细活的那种“创作”式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已难以满足要求。为节省成本、应付播出，栏目化的纪录片必须探索新的制作模式和经营模式。
Discovrey探索亚洲有限公司中国副总裁罗百鸿指出：“国内一些节目的制片人很优秀，但他们不懂经营，没有完整的市场系统。可是Discovery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要投入一个节目，我们在概念构思过程里就已经跟每一个播出地区的前线工作人员或者广告的销售人员去研究这一类节目是否有市场，是否有广告，细致到中国是否会买这个版权，美国是否会买这个版权。这样投资就会有保证。”
有专家说，中国电视纪录片市场应当借鉴国外电视纪实节目的运作方式，可以运用多种销售手段，推行跨媒体经营。比如，取得企业（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多是基金会）赞助，做贴片广告。同时，注重纪录片本身的广告宣传和衍生产品的开发，如做成相关书籍、VCD、DVD等，多次销售，媒体互动，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增加了收入，还提高了知名度。
中国纪录片离国际市场还有多远
在“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著名的探索（DISCOVERY）频道只用了15分钟时间，就向在场的近百名观众展示出了一个古老、神秘、风景秀美和发展迅速的中国。
在这段特意制作的、汇总了近年来多个栏目作品精华的短片里，出现了悬棺、水墨画和昆曲，展示了“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上海、北京和“数百年来一直如此”的丽江古城和雪域西藏，在讲述功夫巨星成龙艰辛的奋斗历程的同时也记述了那些为自己选购寿衣寿鞋的普通香港老人和一辈子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剪纸艺术大师。
带来这部短片的探索亚洲电视网制作总监维克兰·夏纳说：“世界在关注中国，世界想要了解中国，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制作了超过100小时的节目，其中25%与中国有关。”
现在，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主题”“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世界影视传媒关注的焦点。从1999年开始，意大利、匈牙利、荷兰等地的多个电影节和艺术节都先后以“中国纪录片回顾展”“中国日”和“中国制造”为名专门展出了中国纪录片。
尽管如此，影评家们说，由于制作方式、创作手法、题材选择、国际营销方面的诸多缺陷，中国纪录片频频获得国际大奖还只是一种“礼仪性”的“走出去”，不仅不能满足世界市场的要求，在真正走入世界观众的视野、代表中国向世界说话方面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阻碍。
维克兰·夏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纪录片在拍摄角度、描写人物感情和细节表达上都有独到之处，但往往是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因而观赏性比较差，很难迅速吸引观众，也就难以进入世界市场。
美国新闻集团下属的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董事总经理史达民（MICHAEL STEDMAN）则说起了一件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一家总部在北京的中国影视制作机构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拍摄长达200个小时的素材，却不知道该怎么编辑和发行。
“这种情况非常奇特。我们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纪实类节目供应商，每年的产量大约为100小时；作为商业公司，如果拍摄了200个小时的素材却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一定会倒闭。”史达民说。
此外，中国纪录片在题材选择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位影评家说，中国纪录片反映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民族的占了大多数，而反映日益发展变化中的农村和城市人民生活、重大经济态势变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影片却十分稀少，不能满足当前许多国际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市场需求。
正是这些缺陷，中国材料、海外编导成了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维克兰·夏纳说，他们购得的中国纪录片，往往要重新剪辑、组接，增强了故事性后才在他们的频道上播出。探索频道也已经连续两年展开了“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未来数年内还将展开新的培训计划，培养本区域的制作人才，使之掌握国际化的叙事手法和拍摄技术。
史达民说，他们有多种方式同中国的制作机构和个人展开合作，将中国的纪录片推向市场——比如那个200小时的大熊猫素材，就被他们改编成了《大熊猫“换养”记》，讲述中国专家帮助习惯于养活一个孩子的大熊猫妈妈养第二个“儿子”的有趣故事，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也改编中国的成品片，比如为新疆电视台一部长达两个小时、“拍摄得很美”的纪录片重新编写剧本和剪辑，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中国制片人对国际市场运作规则的陌生也阻碍了他们走向国际市场。帕特森说，中国制片人往往强调他们拍摄主题非常宏大，却提不出具体的拍摄计划、拍摄人员和成本核算，在推介过程中不知道需要向别人介绍些什么，需要主持人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问，让投资机构缺乏信心。
尽管面临这些困难，但中国的纪录片制作人参与国际市场的热情并没有消失。他们开始深入思考本土题材的制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成员、五岸传播有限公司市场部高级经理石琳说：“没问题，我们不但能卖出产品，还能够盈利。”
近日在广州举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中国的制作人将目光投向了陌生的国际市场，希望从国际巨头手中获取国内稀缺的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纪录片产业还显得非常稚嫩——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后，许多片子甚至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理说：“中国的纪录片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后，现在是进入了多样化创作、多元化生存的运营状态。现在，一方面是国内电视纪录片艰难维持，一方面是海外纪录片大举进入。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究竟我们的电视台和制作单位该做些什么去抓住观众的视线？”
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
什么是电视纪录片？刘效理说，在他看来，只要是纪实性的电视作品都可以视为纪录片，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新闻调查类节目都可以算做纪录片。
与电视剧相比，纪录片属于小众化的视觉作品。但是，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其文化品位与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又决不是平常电视剧可以达到的。
刘效理说：“纪录片在国内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其质量与制作水平，可以说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水平高低的标准。”
从《望长城》到《大三峡》，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最初基本都是非栏目化播出。最早使中国纪录片栏目化运作的，是上海电视台1985年开播的《纪录片编辑室》。这档纪录片栏目以每周一期的密集播出量和丰富多彩的叙事形式，受到上海受众的欢迎。这个纪录片栏目，一度成为仅次于新闻联播和上海新闻的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199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创办一年的电视杂志《东方时空》改版，原先提供生活服务的栏目《生活空间》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宣传语家喻户晓，成为纪录片在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代名词。
2000年11月，由当时的社教中心纪录片部承办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现改为《见证》）栏目开播。《纪录片》栏目以每周5期、每期30分钟的规模，连续播出了两年。通过这一栏目，中国此前创作而无缘播出的一系列纪录片得以整装播出。
随着电视频道专业化的进一步加强，许多定位明确、选题集中的纪录片性质的栏目相继开办。中央电视台一套的《发现之旅》、四套的《走遍中国》《纪录中国》、十套的《人物》等逐渐成熟为纪录片栏目，“专业化分工，特色化播出”成为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新规律。
专家们说，栏目化实际上就是商品化，把纪录片变成一种商品卖给观众和广告商。作为一个栏目，要定位、包装，要提高收视率，这是最主要的。
收视率：摆在中国纪录片面前的一个难题
调查显示，中国纪录片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年曾创造过纪录片收视率平均值30%，最高达到过36%，比电视剧还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辉煌早已不再；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的收视率约为4%～5%；云南电视台《云南纪事》栏目的收视率平均值仅在2.5%左右。而更多的地市台包括有些省级台的纪录片栏目，大多难以为继，随时面临撤并。
专家们说，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制作的精良与否、是否吸引观众是决定纪录片命运的最关键的因素。刘效理说：“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是好片子，不怕没人看。”
相关的收视调查表明，中国的电视观众60%以上是市民，而且以中老年人、家庭妇女为主。而这种类型的观众并不要求电视纪录片提供一些过于深奥的思想启迪，也不需要过于复杂抽象的表现技法，这些观众看重的多是纪录片的故事性、新奇性和切身性。而很多纪录片制片人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精英姿态，宣讲一些远离大众生活的另类题材，这必定会失去广大观众，失去广告支持，失去生命力。
刘效理说，不同的观众群对节目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比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更容易理解纪录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境界；年长的对历史题材兴趣较浓，年轻的对生活题材兴趣较浓；东部的观众更关心开放型题材的纪录片，而西部的观众对地域性题材的纪录片则更感兴趣，这些都要求纪录片在受众定位上不可能是“大众化”，而只能是“小众化”，同样这些也是决定其收视率的主要因素。
刘效理说，纪录片要走市场化路线，就需要懂得选择和抓住商机，如果在适当的时间推出适当的纪录片，就更容易名利双收。例如选择在周恩来逝世纪念日上映的《周恩来外交风云》，投资仅仅是600万元，但在全国却获得了3000万元的票房。而中央电视台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推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其收视率也不断攀升。
全球第二大纪录片制作机构、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总经理史达民对记者说：“为了确保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首先要保证对市场需求有比较完整、细致的了解，我们公司内部在市场分析和调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播放时，我们会让播出机构提供收视报告；我们会与播出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沟通，仔细倾听他们的想法，并对我们的产品加以调整。”
中国纪录片：像“探索”那样娱乐化
数年前，当《Discovery》《国家地理》等国外商业纪录片潮水般涌入中国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这么通俗易懂，这么吸引观众。
与之相左，当时中国本土的纪录片给人的印象是内容真实、主题深刻，但枯燥乏味、视角主观，自然也很难有观众缘。
专家们说，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的思维显得较为保守和呆板，欠缺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新意识，也没有运用更多元化的风格和角度，只是习惯固守于用一种所谓“纯观察式”的手法进行描绘，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地向西方先进经验进行学习和借鉴。
另外，要制作出高质量的纪录片，就必需优良的技术设备。但在我国的一些电视台中，会把更多的技术资源投放到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中，而纪录片的制作设备只是“小米加步枪”。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2001年开播的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首次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现给观众，利用所有可能的电视手段进行表现。
循着这样一种新的创作理念，经过精心准备，《永远的丝路》《海洋中国》《中华文明五千年》等系列纪录片脱颖而出，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央视众多栏目总排名中，《探索·发现》一直高居前10名之列，在央视2003年第四季度观众综合指标调查报告中，“观众流动率”这项指标的第一名即为该栏目夺得。这就充分证明了它所拥有的魅力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谁在为纪录片投资
中国纪录片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投资方面的困局。目前国内纪录片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两种：一是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各级电视台的投资；二是企业如影视公司的投资，当然也包括逐渐进入中国的外资公司。
在企业投资方面，企业的投资大部分会比较“急功近利”，投资额也不会太大，很难形成一种主流。而面对制作纪录片的高风险，这些民营性质的企业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来共同分担风险和分享利益，这种方式也颇为奏效，但他们的资金始终是有限的，这也大大制约着影片的质量。近年，外资公司的资金也开始进入中国纪录片市场，但只是处于一个摸索性的尝试阶段而已。
总之，面对资金方面的压力，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实在是举步维艰。
刘效理说，要想吸引投资，慢工细活的那种“创作”式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已难以满足要求。为节省成本、应付播出，栏目化的纪录片必须探索新的制作模式和经营模式。
Discovrey探索亚洲有限公司中国副总裁罗百鸿指出：“国内一些节目的制片人很优秀，但他们不懂经营，没有完整的市场系统。可是Discovery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要投入一个节目，我们在概念构思过程里就已经跟每一个播出地区的前线工作人员或者广告的销售人员去研究这一类节目是否有市场，是否有广告，细致到中国是否会买这个版权，美国是否会买这个版权。这样投资就会有保证。”
有专家说，中国电视纪录片市场应当借鉴国外电视纪实节目的运作方式，可以运用多种销售手段，推行跨媒体经营。比如，取得企业（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多是基金会）赞助，做贴片广告。同时，注重纪录片本身的广告宣传和衍生产品的开发，如做成相关书籍、VCD、DVD等，多次销售，媒体互动，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增加了收入，还提高了知名度。
中国纪录片离国际市场还有多远
在“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著名的探索（DISCOVERY）频道只用了15分钟时间，就向在场的近百名观众展示出了一个古老、神秘、风景秀美和发展迅速的中国。
在这段特意制作的、汇总了近年来多个栏目作品精华的短片里，出现了悬棺、水墨画和昆曲，展示了“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上海、北京和“数百年来一直如此”的丽江古城和雪域西藏，在讲述功夫巨星成龙艰辛的奋斗历程的同时也记述了那些为自己选购寿衣寿鞋的普通香港老人和一辈子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剪纸艺术大师。
带来这部短片的探索亚洲电视网制作总监维克兰·夏纳说：“世界在关注中国，世界想要了解中国，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制作了超过100小时的节目，其中25%与中国有关。”
现在，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主题”“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世界影视传媒关注的焦点。从1999年开始，意大利、匈牙利、荷兰等地的多个电影节和艺术节都先后以“中国纪录片回顾展”“中国日”和“中国制造”为名专门展出了中国纪录片。
尽管如此，影评家们说，由于制作方式、创作手法、题材选择、国际营销方面的诸多缺陷，中国纪录片频频获得国际大奖还只是一种“礼仪性”的“走出去”，不仅不能满足世界市场的要求，在真正走入世界观众的视野、代表中国向世界说话方面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阻碍。
维克兰·夏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纪录片在拍摄角度、描写人物感情和细节表达上都有独到之处，但往往是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因而观赏性比较差，很难迅速吸引观众，也就难以进入世界市场。
美国新闻集团下属的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董事总经理史达民（MICHAEL STEDMAN）则说起了一件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一家总部在北京的中国影视制作机构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拍摄长达200个小时的素材，却不知道该怎么编辑和发行。
“这种情况非常奇特。我们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纪实类节目供应商，每年的产量大约为100小时；作为商业公司，如果拍摄了200个小时的素材却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一定会倒闭。”史达民说。
此外，中国纪录片在题材选择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位影评家说，中国纪录片反映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民族的占了大多数，而反映日益发展变化中的农村和城市人民生活、重大经济态势变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影片却十分稀少，不能满足当前许多国际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市场需求。
正是这些缺陷，中国材料、海外编导成了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维克兰·夏纳说，他们购得的中国纪录片，往往要重新剪辑、组接，增强了故事性后才在他们的频道上播出。探索频道也已经连续两年展开了“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未来数年内还将展开新的培训计划，培养本区域的制作人才，使之掌握国际化的叙事手法和拍摄技术。
史达民说，他们有多种方式同中国的制作机构和个人展开合作，将中国的纪录片推向市场——比如那个200小时的大熊猫素材，就被他们改编成了《大熊猫“换养”记》，讲述中国专家帮助习惯于养活一个孩子的大熊猫妈妈养第二个“儿子”的有趣故事，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也改编中国的成品片，比如为新疆电视台一部长达两个小时、“拍摄得很美”的纪录片重新编写剧本和剪辑，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中国制片人对国际市场运作规则的陌生也阻碍了他们走向国际市场。帕特森说，中国制片人往往强调他们拍摄主题非常宏大，却提不出具体的拍摄计划、拍摄人员和成本核算，在推介过程中不知道需要向别人介绍些什么，需要主持人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问，让投资机构缺乏信心。
尽管面临这些困难，但中国的纪录片制作人参与国际市场的热情并没有消失。他们开始深入思考本土题材的制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成员、五岸传播有限公司市场部高级经理石琳说：“没问题，我们不但能卖出产品，还能够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