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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西岸这个古老的国度,拥有世界各大远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不断的文化传承,铸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亘古奇迹。这种奇迹,是与中国重视教育、重视书籍及其教材功用等特点分不开的。中国历朝历代无不重视教材的编写,宋、明、清各朝代都有帝王直接关注语文教材的历史现象。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是近代文明在中华大地上诞生,近现代教育体制逐步确立之后,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现代语文教材的经典,是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一代教育家所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华民国时代的中学语文教材。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学语文教材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开国大典还没有举办,新政权就已经着手编写新教材,由党内元老徐特立领衔,叶圣陶主持具体工作。叶圣陶于1949年3月到达北平,4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他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大中小学教科书差不多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从当时至今,中学语文教材经历了数次变化,演进出六七代谱系,其间还越出教育界的边界,影响到社会文化思潮,在历史的长河里卷起了朵朵浪花。
纵览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其变化具有下面两个特点。
一、还权于民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由全国只用一套统一教材的整齐划一状态,发展到今天的“一纲多本”,教材编写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其间的六十年演进过程,不难勾勒出一道清晰的“还权于民”的轨迹。
中华民国时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小学各科教材大多借自欧美和日本,只有国文教材还沿袭封建时代,内容陈旧,新的语文教材编写任务由民间自由承担,多种教材相互竞争,优胜劣汰。1912年正式成立的民国政府直到1923年才颁布语文《课程标准》,这时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了,而国民党政权则于1932年由教育部颁布各科《课程标准》,以规范教材的编写。睽察国民党政权的心态,从那些“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言论中不难探出其冀望实行教材统一的心曲,只不过由于其统治基础的薄弱而不能付诸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教材的编写变为全国统一,除台港澳之外,整个中国大陆只有一套语文教材,这一局面建立在统治基础空前加强与文化建设空前自信的背景之下。虽然在1957-1958年进行过中学语文教材分为文学、汉语、作文三套教材的实验,但基本上1949-1979三十年间全国只有一套语文教材,尽管这套教材本身在这三十年里也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大变化。十年浩劫结束,全国各行各业都迎来了新的生机,尤其是受灾最严重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以后,封闭的国门重新打开,国力一天天强盛,小康目标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步成为现实。与此同步,1983年出现了周正逵主编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面貌与全国通用的部编教材大不一样。此后,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纷纷着手编写自己的初中语文教材,到1992年,全国有九套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准予在全国试用。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教材基本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宣告结束,教材建设上百花齐放的时代到来了。今天,新的语文教材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初中,高中语文教材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几十种语文教材争奇斗艳,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更令人欣喜的是,还出现了完全脱离官方体系而出版的语文教材,其代表是王泽钊主编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和钱理群等编写的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当年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前贤编写开明国文教材的风范。
中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编制的好处是使全国各地的语文教学内容、要求和进度大体上一致,而不会造成太大的差距,尤其在改朝换代之际,对于统一思想认识跟上新的时代,厥功至伟;缺陷则是无法照顾我们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同地方的特点与差异,比如城市和农村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更重要的是,全国强制统一教材容易造成文化发展的束缚,也不适应学生不同个性特长发展的需要。应该说,教材建设上变一枝独秀为百花齐放,是一项功在千秋的改革。
二、去意识形态化
在新中国的岁月里,前四十五年语文教材的特点之一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浓烈的意识形态味道,不仅在于课文与时政和统治理念紧紧地绑在一起,还在于有时课文的取舍直接由政权的高层决定。建国开始的十几年里,一些课文篇目的取舍需要政治局开会决定,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标题原为《母亲的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认为这个标题有歧义,但自己无权更动,提交上去由“中央有关部门”拍板定夺。“文革”以后,语文教材课文篇目的取舍决策权由政治局下放到了教育部,而今天,这一权力已经大致转移到了有资质的官方出版社。
在教材决定权下放的同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的意识形态味道渐渐淡了,人文性、美感增强了。开始是去掉那些依附在课文上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后来则是大胆地去掉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课文。比如1986年以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但凡古代名人的作品或传记后面,思考练习题里几乎必有一条要求指出这位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对岳飞、史可法,就要批判其忠君;对蒲松龄、曹雪芹,就要指责其认识不到要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黑暗统治;而现在,“历史局限性”这个词可以说已经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绝迹了。更典型的例子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在1986年以前的语文教材里,对《药》的主题思想的概括,最关键的一句是鲁迅通过它“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没有发动群众”。而1986年以后新的一版高中部编教材里特意加了一段说明,指出认为《药》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属于对文本思想的生硬拔高,鲁迅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达不到这一点,而所谓“辛亥革命失败”云云也是一个伪命题,最多只能说“辛亥革命不彻底”;而到了21世纪启用的江苏省高中语文教材里,《药》则干脆转到了《读本》里面,不再进入讲读教材。
这其间也经历过反复。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收入部编高中语文教材,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编为一个单元,这样做很有利于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王蒙的文章就被抽出去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一场政治风暴过后,各年级都突然多出一本白封面的薄薄的中学语文补充教材,里面收的自然都是被认为很有必要即刻讲授给学生的文章,尽管里面也有好文章如马克·吐温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曾几何时,这些个“白皮书”消失了,甚至,连《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也随着那篇不登大雅之堂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起悄悄地从语文教材中消失了。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巩固政权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这一功用,主要不应该由语文教材来承担,最好不要由语文教材来承担,而完全可以专门进行,或者通过“公民教育”课来完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由《北京文学》和《中国青年报》唱主角掀起了一场号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对中学语文教材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这一批判正是针对此前语文教材与意识形态绑得过紧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当外部的意识形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而语文教材却来不及进行如此彻底的改变时,旧的意识形态痕迹难以尽数地残留在语文教材中,结果人们得以轻而易举地站在“政治上正确”的高度来批判语文教材。如果在这之前语文教材不是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过于紧密,那么它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如此被羞辱的噩运。
时至今日,在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后,以“文化”为核心的“大语文”观,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编撰中越来越强的声音,人文关怀和美的映照,成为新的中学语文课文的基石。为塑造健康、丰富的人进行教育,而不是为保证在政治上与至高无上的权威保持一致而进行语文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六十年的演进,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还有很多特点可以梳理,比如“与时俱进”的历程,比如“以真示人”的追求等等,那已经不是此文所能容纳的了。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宝藏。”六十年风雨沧桑,将中国语文教材这把钥匙打造得熠熠生辉,我们要让它在后来的一代又一代学生手里,开发出祖国文化更多的宝藏。
[作者通联:扬州大学附中]
纵览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其变化具有下面两个特点。
一、还权于民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由全国只用一套统一教材的整齐划一状态,发展到今天的“一纲多本”,教材编写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其间的六十年演进过程,不难勾勒出一道清晰的“还权于民”的轨迹。
中华民国时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小学各科教材大多借自欧美和日本,只有国文教材还沿袭封建时代,内容陈旧,新的语文教材编写任务由民间自由承担,多种教材相互竞争,优胜劣汰。1912年正式成立的民国政府直到1923年才颁布语文《课程标准》,这时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了,而国民党政权则于1932年由教育部颁布各科《课程标准》,以规范教材的编写。睽察国民党政权的心态,从那些“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言论中不难探出其冀望实行教材统一的心曲,只不过由于其统治基础的薄弱而不能付诸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教材的编写变为全国统一,除台港澳之外,整个中国大陆只有一套语文教材,这一局面建立在统治基础空前加强与文化建设空前自信的背景之下。虽然在1957-1958年进行过中学语文教材分为文学、汉语、作文三套教材的实验,但基本上1949-1979三十年间全国只有一套语文教材,尽管这套教材本身在这三十年里也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大变化。十年浩劫结束,全国各行各业都迎来了新的生机,尤其是受灾最严重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以后,封闭的国门重新打开,国力一天天强盛,小康目标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步成为现实。与此同步,1983年出现了周正逵主编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面貌与全国通用的部编教材大不一样。此后,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纷纷着手编写自己的初中语文教材,到1992年,全国有九套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准予在全国试用。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教材基本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宣告结束,教材建设上百花齐放的时代到来了。今天,新的语文教材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初中,高中语文教材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几十种语文教材争奇斗艳,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更令人欣喜的是,还出现了完全脱离官方体系而出版的语文教材,其代表是王泽钊主编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和钱理群等编写的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当年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前贤编写开明国文教材的风范。
中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编制的好处是使全国各地的语文教学内容、要求和进度大体上一致,而不会造成太大的差距,尤其在改朝换代之际,对于统一思想认识跟上新的时代,厥功至伟;缺陷则是无法照顾我们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同地方的特点与差异,比如城市和农村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更重要的是,全国强制统一教材容易造成文化发展的束缚,也不适应学生不同个性特长发展的需要。应该说,教材建设上变一枝独秀为百花齐放,是一项功在千秋的改革。
二、去意识形态化
在新中国的岁月里,前四十五年语文教材的特点之一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浓烈的意识形态味道,不仅在于课文与时政和统治理念紧紧地绑在一起,还在于有时课文的取舍直接由政权的高层决定。建国开始的十几年里,一些课文篇目的取舍需要政治局开会决定,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标题原为《母亲的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认为这个标题有歧义,但自己无权更动,提交上去由“中央有关部门”拍板定夺。“文革”以后,语文教材课文篇目的取舍决策权由政治局下放到了教育部,而今天,这一权力已经大致转移到了有资质的官方出版社。
在教材决定权下放的同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的意识形态味道渐渐淡了,人文性、美感增强了。开始是去掉那些依附在课文上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后来则是大胆地去掉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课文。比如1986年以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但凡古代名人的作品或传记后面,思考练习题里几乎必有一条要求指出这位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对岳飞、史可法,就要批判其忠君;对蒲松龄、曹雪芹,就要指责其认识不到要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黑暗统治;而现在,“历史局限性”这个词可以说已经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绝迹了。更典型的例子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在1986年以前的语文教材里,对《药》的主题思想的概括,最关键的一句是鲁迅通过它“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没有发动群众”。而1986年以后新的一版高中部编教材里特意加了一段说明,指出认为《药》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属于对文本思想的生硬拔高,鲁迅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达不到这一点,而所谓“辛亥革命失败”云云也是一个伪命题,最多只能说“辛亥革命不彻底”;而到了21世纪启用的江苏省高中语文教材里,《药》则干脆转到了《读本》里面,不再进入讲读教材。
这其间也经历过反复。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收入部编高中语文教材,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编为一个单元,这样做很有利于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王蒙的文章就被抽出去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一场政治风暴过后,各年级都突然多出一本白封面的薄薄的中学语文补充教材,里面收的自然都是被认为很有必要即刻讲授给学生的文章,尽管里面也有好文章如马克·吐温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曾几何时,这些个“白皮书”消失了,甚至,连《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也随着那篇不登大雅之堂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起悄悄地从语文教材中消失了。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巩固政权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这一功用,主要不应该由语文教材来承担,最好不要由语文教材来承担,而完全可以专门进行,或者通过“公民教育”课来完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由《北京文学》和《中国青年报》唱主角掀起了一场号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对中学语文教材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这一批判正是针对此前语文教材与意识形态绑得过紧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当外部的意识形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而语文教材却来不及进行如此彻底的改变时,旧的意识形态痕迹难以尽数地残留在语文教材中,结果人们得以轻而易举地站在“政治上正确”的高度来批判语文教材。如果在这之前语文教材不是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过于紧密,那么它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如此被羞辱的噩运。
时至今日,在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后,以“文化”为核心的“大语文”观,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编撰中越来越强的声音,人文关怀和美的映照,成为新的中学语文课文的基石。为塑造健康、丰富的人进行教育,而不是为保证在政治上与至高无上的权威保持一致而进行语文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六十年的演进,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还有很多特点可以梳理,比如“与时俱进”的历程,比如“以真示人”的追求等等,那已经不是此文所能容纳的了。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宝藏。”六十年风雨沧桑,将中国语文教材这把钥匙打造得熠熠生辉,我们要让它在后来的一代又一代学生手里,开发出祖国文化更多的宝藏。
[作者通联:扬州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