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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斤计较”的周恩来
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早已有口皆碑，他节操高尚，一生清廉，堪为后世的楷模。但是，有谁能想象得到，他身为一国总理，在世时竟清廉得经常囊中羞涩呢?
曾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过的同志谈起1964年发生的那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那年10月，来我国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离开北京回国。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然，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在他临行前，周恩来交待外交部礼宾司：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西哈努克一些他喜欢吃的蜜桔。礼宾司觉得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不如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送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觉得礼宾司的建议有道理，便交待秘书告诉外交部礼宾司：这次赠礼费用全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后，一下子呆住了：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啊!蜜桔本身钱倒不多，但运费可观啊。当初，礼宾司提这个建议时没考虑到周恩来自己掏钱，以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还是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送，费用都应由公家报销。西花厅这边，周恩来的秘书也犯了难：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这么一折腾，总理的那点积蓄就交待得差不多了。然而，秘书也知道，总理交办的事，是必须无条件照办的，因此只好对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你们尽量省着些花吧。”
周恩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工资。周恩来的工资是404.80元，这400来元钱，遇上开支多的月份，还不够开销，有时难免还要从邓颖超的工资中“揩一点油”。
与普通百姓一样，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是周恩来不可少的一项开支。在家里吃饭自不用说，周恩来出外工作的时日较多，而且工作经常是连轴转，很难像常人那样按时上下班回家吃饭，往往是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简单用餐。而且，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周恩来觉得肚子有点饿，就在饭店吃了顿便饭，秘书在一旁早已算好了，一共是2.8元钱。上车后，周恩来问秘书饭钱结了没有，秘书这才发现临走时忘了。周恩来当即批评秘书说：“你赶快给我把钱送去。”还有一次，周恩来发现饭店少算了一份小菜钱，马上让秘书去补上。
周恩来到各省视察工作或开会也是如此。每次离开时，他一定要地方把应该由他付的费用全部算好，把钱和粮票付清，不给地方增加财政负担。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到地方去，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负担的情况，周恩来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提出批评。他说：“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对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本人出具账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1963年，周恩来赴杭州治病。邓颖超为了照顾周恩来，就跟着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同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周恩来的生活开支中还有“用车费”一项。
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周恩来不仅在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纯粹的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在很大程度上应算是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每次在周恩来看来是私人用车后回来，他总不忘交待司机：“你给我记上账，花了多少汽油钱。从我的工资中扣。”
有时，司机觉得实在算不得私人用车，便不忍记账，但周恩来记得很清楚，他常常查看自己的工资表，看是否已扣除了各种费用，包括私人用车费，一旦发现少记了账，有关人员就要挨批评。
一次，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刮脸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提醒司机杨金明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搞错。”
喜欢“请客”的周恩来
除了衣食住行，周恩来的又一项较大的开支恐怕要算“请客”了。他不仅事多，工作多，而且客多，这客往往又是因事而来。周恩来常常在西花厅找人谈话或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谈完工作后，往往也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时周恩来总是爱说：“别走了，一块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说是“请客”，其实吃的也很简单，不像现在的请客，满桌子的菜。周恩来在家吃饭时，一般是两菜一汤，出外吃饭也是这样。有了客人，一般就是加两个菜，搞四菜一汤，有时再加两碟小菜。当然，吃完饭后，周恩来总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交粮票，菜钱免收。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粮食都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吃。
1963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等有关负责人在西花厅开会。照例，周恩来又请大家吃饭。贺老总步入餐厅，一看桌子上依旧是简单的四菜一汤，便风趣地说：“总理，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了笑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出来的，将来中国富强了，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啊!”
周恩来有时还在外面请客。遇上这种情况他总是要饭店核算得清清楚楚，坚持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送走蓬皮杜后，周恩来兴致很高，便对辛苦了好几天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走，上楼外楼吃顿便饭去，今天我请客。”饭后，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说这顿饭由省里报销。周恩来说：“我请客怎么由省里报销?不行。”饭店的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是不会同意的，便收了10元钱。周恩来当即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饭店的同志只好又加收了5元钱。周恩来仍然说：“可能还不够，要照一般顾客一样收费。”饭店的同志只好又收了5元钱，一共20元。周恩来到机场后，还担心这20元钱可能不够这顿饭钱，便吩咐秘书再留下10元钱托机场有关人员转交楼外楼。楼外楼饭店的同志为周恩来这种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的精神所感动，他们认真地核算了周恩来请客的这顿饭，一共是19元多一点。之后，他们把这顿饭菜列了一份清单，明码标价，连同多余的10元多钱，一同寄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每次请客吃饭，总是说：“没关系，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又没有家庭负担。”周恩来的工资对一般干部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周恩来克己奉公，处处坚持自己掏钱，有些本来公家可以报销的费用他也坚持自己掏，如出国制装费和补助，他就从来没领过，有些本来应该由公家供给的东西，如药品、报纸，包括身边公务人员用的肥皂，他都自己负担。因而，周恩来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及其它各种开支后，也就不剩几个钱了。请客次数多了，还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这一点，邓颖超很清楚。有一次，周恩来在西花厅与有关负责人开完会后照例又说：“今天我请客。”旁边的邓颖超开玩笑地说：“怎么老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 少钱啊?你请客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可以算一算。”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打这一次后，周恩来还是请客如常，只不过总要补上一句：“今大是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
高价买“礼”的周恩来
周恩来买东西从来不允许按什么批发价或内部价，也从来不接受任何馈赠，或从别人手里“低价收购”一些物品。他不光自己这样做，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去做这种占便宜的事。
1962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外宾到苏州参观。地方上的同志代周恩来买了一点苏式糖果。周恩来发现后问：“这些糖果是不是按市场价格买的?”苏州的同志如实地回答：“是按内部价格买的。”周恩来立即指出：“一定要按市场价格结算，否则，就不要。”
周恩来到地方视察工作，常常有一些干部出于对周恩来的深情，把一些新鲜水果、蔬菜之类的东西送上周恩来的飞机，周恩来发现后，能退回去的一般都严令退回，有时实在盛情难却，或无法退回的，只好照价付钱。
一次，周恩来到浙江视察工作，当地农场的同志知道总理爱吃豆角，就从地里摘了七八斤新鲜豆角送到了机场。周恩来的秘书发现后已来不及退回了，只好硬着头皮带回北京。吃晚饭时，周恩来发现了，顿时脸色严肃起来，批评说：“我过去给你们讲过多少次，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律不能收不收钱的任何东西。你们马上把豆角称一下，看有多少斤，去市场上了解一下多少钱一斤，明天就将钱汇去。”
有时，为制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周恩来还给送东西的人付出双倍的价钱。曾当过周恩来秘书、当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有一次为让老首长尝个鲜，捎了一筐本地产的水果给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后，对秘书说：“你去问一下多少钱。”秘书回来说：“大概25元。”周恩来说：“给他寄50元去，多余的钱让他自己处理，不这样制止不了他。”这一招还真灵，自这次以后，龙飞虎再也不敢给周恩来捎东西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中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就是救济、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周恩来身边的一个司机，家里生活困难，每逢过年过节，周恩来和邓颖超总要从工资中挤出一些钱给这位司机作补贴。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家庭负担重，欠债170元，他自己的工资每月才40元。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后，从工资中拿出170元，替这位同志还清了欠款。
周恩来对待自己的亲属也是如此。一次，周恩来的小侄女去看望伯父伯母，回去时，司机提出用车送一送。周恩来不让，自己掏钱吩咐工作人员在外面叫了一辆三轮车送其回住宿的地方。
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
据曾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秘书的高振普说：粗算了一下，周总理和邓大姐自国家实行工资制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两人除了支出生活费用外，补助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同志共计10218元6角7分，补助亲属共计36645元5角4分。除按规定每月交的党费外，结余的钱也全交了党费，先后三次共1.4万元。
这1.4万元，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多年来除去各种开支后的工资结余。如果平均算起来，他们两个每月的工资结余就是几十元。
世人感叹：周恩来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斯言诚哉!
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早已有口皆碑，他节操高尚，一生清廉，堪为后世的楷模。但是，有谁能想象得到，他身为一国总理，在世时竟清廉得经常囊中羞涩呢?
曾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过的同志谈起1964年发生的那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那年10月，来我国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离开北京回国。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然，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在他临行前，周恩来交待外交部礼宾司：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西哈努克一些他喜欢吃的蜜桔。礼宾司觉得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不如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送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觉得礼宾司的建议有道理，便交待秘书告诉外交部礼宾司：这次赠礼费用全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后，一下子呆住了：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啊!蜜桔本身钱倒不多，但运费可观啊。当初，礼宾司提这个建议时没考虑到周恩来自己掏钱，以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还是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送，费用都应由公家报销。西花厅这边，周恩来的秘书也犯了难：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这么一折腾，总理的那点积蓄就交待得差不多了。然而，秘书也知道，总理交办的事，是必须无条件照办的，因此只好对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你们尽量省着些花吧。”
周恩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工资。周恩来的工资是404.80元，这400来元钱，遇上开支多的月份，还不够开销，有时难免还要从邓颖超的工资中“揩一点油”。
与普通百姓一样，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是周恩来不可少的一项开支。在家里吃饭自不用说，周恩来出外工作的时日较多，而且工作经常是连轴转，很难像常人那样按时上下班回家吃饭，往往是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简单用餐。而且，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周恩来觉得肚子有点饿，就在饭店吃了顿便饭，秘书在一旁早已算好了，一共是2.8元钱。上车后，周恩来问秘书饭钱结了没有，秘书这才发现临走时忘了。周恩来当即批评秘书说：“你赶快给我把钱送去。”还有一次，周恩来发现饭店少算了一份小菜钱，马上让秘书去补上。
周恩来到各省视察工作或开会也是如此。每次离开时，他一定要地方把应该由他付的费用全部算好，把钱和粮票付清，不给地方增加财政负担。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到地方去，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负担的情况，周恩来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提出批评。他说：“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对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本人出具账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1963年，周恩来赴杭州治病。邓颖超为了照顾周恩来，就跟着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同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周恩来的生活开支中还有“用车费”一项。
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周恩来不仅在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纯粹的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在很大程度上应算是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每次在周恩来看来是私人用车后回来，他总不忘交待司机：“你给我记上账，花了多少汽油钱。从我的工资中扣。”
有时，司机觉得实在算不得私人用车，便不忍记账，但周恩来记得很清楚，他常常查看自己的工资表，看是否已扣除了各种费用，包括私人用车费，一旦发现少记了账，有关人员就要挨批评。
一次，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刮脸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提醒司机杨金明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搞错。”
喜欢“请客”的周恩来
除了衣食住行，周恩来的又一项较大的开支恐怕要算“请客”了。他不仅事多，工作多，而且客多，这客往往又是因事而来。周恩来常常在西花厅找人谈话或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谈完工作后，往往也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时周恩来总是爱说：“别走了，一块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说是“请客”，其实吃的也很简单，不像现在的请客，满桌子的菜。周恩来在家吃饭时，一般是两菜一汤，出外吃饭也是这样。有了客人，一般就是加两个菜，搞四菜一汤，有时再加两碟小菜。当然，吃完饭后，周恩来总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交粮票，菜钱免收。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粮食都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吃。
1963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等有关负责人在西花厅开会。照例，周恩来又请大家吃饭。贺老总步入餐厅，一看桌子上依旧是简单的四菜一汤，便风趣地说：“总理，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了笑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出来的，将来中国富强了，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啊!”
周恩来有时还在外面请客。遇上这种情况他总是要饭店核算得清清楚楚，坚持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送走蓬皮杜后，周恩来兴致很高，便对辛苦了好几天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走，上楼外楼吃顿便饭去，今天我请客。”饭后，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说这顿饭由省里报销。周恩来说：“我请客怎么由省里报销?不行。”饭店的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是不会同意的，便收了10元钱。周恩来当即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饭店的同志只好又加收了5元钱。周恩来仍然说：“可能还不够，要照一般顾客一样收费。”饭店的同志只好又收了5元钱，一共20元。周恩来到机场后，还担心这20元钱可能不够这顿饭钱，便吩咐秘书再留下10元钱托机场有关人员转交楼外楼。楼外楼饭店的同志为周恩来这种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的精神所感动，他们认真地核算了周恩来请客的这顿饭，一共是19元多一点。之后，他们把这顿饭菜列了一份清单，明码标价，连同多余的10元多钱，一同寄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每次请客吃饭，总是说：“没关系，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又没有家庭负担。”周恩来的工资对一般干部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周恩来克己奉公，处处坚持自己掏钱，有些本来公家可以报销的费用他也坚持自己掏，如出国制装费和补助，他就从来没领过，有些本来应该由公家供给的东西，如药品、报纸，包括身边公务人员用的肥皂，他都自己负担。因而，周恩来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及其它各种开支后，也就不剩几个钱了。请客次数多了，还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这一点，邓颖超很清楚。有一次，周恩来在西花厅与有关负责人开完会后照例又说：“今天我请客。”旁边的邓颖超开玩笑地说：“怎么老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 少钱啊?你请客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可以算一算。”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打这一次后，周恩来还是请客如常，只不过总要补上一句：“今大是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
高价买“礼”的周恩来
周恩来买东西从来不允许按什么批发价或内部价，也从来不接受任何馈赠，或从别人手里“低价收购”一些物品。他不光自己这样做，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去做这种占便宜的事。
1962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外宾到苏州参观。地方上的同志代周恩来买了一点苏式糖果。周恩来发现后问：“这些糖果是不是按市场价格买的?”苏州的同志如实地回答：“是按内部价格买的。”周恩来立即指出：“一定要按市场价格结算，否则，就不要。”
周恩来到地方视察工作，常常有一些干部出于对周恩来的深情，把一些新鲜水果、蔬菜之类的东西送上周恩来的飞机，周恩来发现后，能退回去的一般都严令退回，有时实在盛情难却，或无法退回的，只好照价付钱。
一次，周恩来到浙江视察工作，当地农场的同志知道总理爱吃豆角，就从地里摘了七八斤新鲜豆角送到了机场。周恩来的秘书发现后已来不及退回了，只好硬着头皮带回北京。吃晚饭时，周恩来发现了，顿时脸色严肃起来，批评说：“我过去给你们讲过多少次，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律不能收不收钱的任何东西。你们马上把豆角称一下，看有多少斤，去市场上了解一下多少钱一斤，明天就将钱汇去。”
有时，为制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周恩来还给送东西的人付出双倍的价钱。曾当过周恩来秘书、当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有一次为让老首长尝个鲜，捎了一筐本地产的水果给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后，对秘书说：“你去问一下多少钱。”秘书回来说：“大概25元。”周恩来说：“给他寄50元去，多余的钱让他自己处理，不这样制止不了他。”这一招还真灵，自这次以后，龙飞虎再也不敢给周恩来捎东西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中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就是救济、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周恩来身边的一个司机，家里生活困难，每逢过年过节，周恩来和邓颖超总要从工资中挤出一些钱给这位司机作补贴。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家庭负担重，欠债170元，他自己的工资每月才40元。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后，从工资中拿出170元，替这位同志还清了欠款。
周恩来对待自己的亲属也是如此。一次，周恩来的小侄女去看望伯父伯母，回去时，司机提出用车送一送。周恩来不让，自己掏钱吩咐工作人员在外面叫了一辆三轮车送其回住宿的地方。
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
据曾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秘书的高振普说：粗算了一下，周总理和邓大姐自国家实行工资制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两人除了支出生活费用外，补助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同志共计10218元6角7分，补助亲属共计36645元5角4分。除按规定每月交的党费外，结余的钱也全交了党费，先后三次共1.4万元。
这1.4万元，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多年来除去各种开支后的工资结余。如果平均算起来，他们两个每月的工资结余就是几十元。
世人感叹：周恩来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斯言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