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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原则之一，它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渊源流长，影响深广，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处世哲学的一种指导思想，对人的行为举止，道德情操等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我国哲学史上的珍贵遗产，它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刻含义，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也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时至今日，中庸之道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中庸”思想的含义
“中庸”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他在《雍也篇·第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民众却长久以来都很缺乏它。尽管孔子仅从伦理学出发，，把“中庸”看作道德真理，但是孔子更注重它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运用，所以，在孔子这里，“中庸”的方法论意义是更为重要的。
《说文》解释“中庸”为：“中、正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在这里，“正”是恰当、正确、合乎实际的意思。“更事”是经历事物，也就是用恰到好处的方法去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因此，中庸就是掌握“中”的原则，正确地、恰当地认识事物、处理事物，也就是说，中庸是认识、处理事物的总的法则。
二、“中庸”思想的方法论表现
（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去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所说的“两端”，就是泛指事物的矛盾着的对立的两极，即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叩其两端而竭焉”亦即找出事物本身包含着的矛盾，然后以中正的态度加以解决。孔子虽未提出“矛盾”、“对立”等名词概念，但是“两端”的意义与今天所谓的对立实有类似含义，以此二字来表达矛盾双方的差异性、排斥性，确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抽象水平。其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就是说，研究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全面地看问题，这样，就没有危害了。孔子反复强调从“两端”出发，反对只着眼于一端，这种中庸的态度就是要求在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时，都能坚持“两点论”，而谨防失之于偏，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陷入片面性。
（二）“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篇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孔子认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来说，“过”与“不及”都不好，都不是中庸。孔子认为最好的则是把握两端，取其中间。当然，这里的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度概念，并非刚好二分之一处，实际上是恰到好处，即适中。“过犹不及”的思想暗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质与量统一的原理。事物的质与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度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事物的量在度的范围之内变化，不影响事物质的改变，而超过度的变化，事物的性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孔子认为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性，就要避免“过”或“不及”，做到“过犹不及”。
（三）“君子而时中”
有些人认为，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具有保守性和消极性，一味地强调“中行”，反对事物的变化。其实不然，孔子所谓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的中庸之道，不说僵死不变的，是发展的，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物要运用不同的中庸之道。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字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诸？”冉有问：“闻斯诸行？”子曰：“闻斯诸行之。”可见，孔子重视“权”，“执两用中”离不开“权”。“君子而时中”是一种极具时代感的方法论，与“与时俱进”之意十分吻合。
（四）“择其善者而从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里，孔子评价人的标准不是因其有缺点而完全否定，也不因其有优点而全盘否定，而是用“扬弃”的态度，经过比较分析，吸取别人的优点，抛弃别人的缺点，从而不断完善自己。又如子曰：“君子之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干，而是服从于义理，要很据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到适当的方法。可见，孔子认为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既要克服又保留，即批判又继承，反对形而上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运用恰当的方法取其精华、去除糟粕。
三、“中庸”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孔子反对做人太偏执，主张在个人修养方面的合适得体、不偏不倚。正如孔子对子张与子夏孰贤的问题上回答“过而不及”，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美，即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态度，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不偏执，不拘泥，不做非分过头之事，也就合乎“中庸”了。这些论述在当今时代的人格培养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孔子主张的在交际处事中的中庸是他将“中庸”由己推人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孔子在处理事情及人际交往方面所主张的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不是媚俗，而是依据道，也即“礼”，而最终达到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状态。我们今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是在交际场合）所倡导的保持行为举止的“不卑不亢”，做到得体与高雅，则是对孔子在交往处事中所主张的中庸思想的极好的诠释。
最后，在孔子看来，为政者所需要具备的素质和的道德修养以及处事方式也都要合乎“中庸” 。在《尧曰篇·第二十》中，学生子张问孔子怎么样就可以为政了，孔子说要“尊五美，屏四恶”，其中五美是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特别强调，为政者只有具备了高超的道德修养，才可以给百姓做表率，才能使人信服，做到令行禁止。
总之，“中庸”作为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对自然界以及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结果，孔子教化人们走“中庸”之道，就是要人们按照自然及社会的发展规律办事，而不要违背规律。孔子的“中庸”思想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关注的焦点是人，讨论人之如何为人、人之社会生存的问题。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的主题是不变的，只要赋予“中庸”的方法以正确合理的思想指导，它就可以为我们所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一、“中庸”思想的含义
“中庸”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他在《雍也篇·第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民众却长久以来都很缺乏它。尽管孔子仅从伦理学出发，，把“中庸”看作道德真理，但是孔子更注重它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运用，所以，在孔子这里，“中庸”的方法论意义是更为重要的。
《说文》解释“中庸”为：“中、正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在这里，“正”是恰当、正确、合乎实际的意思。“更事”是经历事物，也就是用恰到好处的方法去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因此，中庸就是掌握“中”的原则，正确地、恰当地认识事物、处理事物，也就是说，中庸是认识、处理事物的总的法则。
二、“中庸”思想的方法论表现
（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去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所说的“两端”，就是泛指事物的矛盾着的对立的两极，即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叩其两端而竭焉”亦即找出事物本身包含着的矛盾，然后以中正的态度加以解决。孔子虽未提出“矛盾”、“对立”等名词概念，但是“两端”的意义与今天所谓的对立实有类似含义，以此二字来表达矛盾双方的差异性、排斥性，确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抽象水平。其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就是说，研究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全面地看问题，这样，就没有危害了。孔子反复强调从“两端”出发，反对只着眼于一端，这种中庸的态度就是要求在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时，都能坚持“两点论”，而谨防失之于偏，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陷入片面性。
（二）“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篇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孔子认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来说，“过”与“不及”都不好，都不是中庸。孔子认为最好的则是把握两端，取其中间。当然，这里的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度概念，并非刚好二分之一处，实际上是恰到好处，即适中。“过犹不及”的思想暗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质与量统一的原理。事物的质与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度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事物的量在度的范围之内变化，不影响事物质的改变，而超过度的变化，事物的性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孔子认为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性，就要避免“过”或“不及”，做到“过犹不及”。
（三）“君子而时中”
有些人认为，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具有保守性和消极性，一味地强调“中行”，反对事物的变化。其实不然，孔子所谓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的中庸之道，不说僵死不变的，是发展的，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物要运用不同的中庸之道。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字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诸？”冉有问：“闻斯诸行？”子曰：“闻斯诸行之。”可见，孔子重视“权”，“执两用中”离不开“权”。“君子而时中”是一种极具时代感的方法论，与“与时俱进”之意十分吻合。
（四）“择其善者而从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里，孔子评价人的标准不是因其有缺点而完全否定，也不因其有优点而全盘否定，而是用“扬弃”的态度，经过比较分析，吸取别人的优点，抛弃别人的缺点，从而不断完善自己。又如子曰：“君子之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干，而是服从于义理，要很据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到适当的方法。可见，孔子认为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既要克服又保留，即批判又继承，反对形而上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运用恰当的方法取其精华、去除糟粕。
三、“中庸”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孔子反对做人太偏执，主张在个人修养方面的合适得体、不偏不倚。正如孔子对子张与子夏孰贤的问题上回答“过而不及”，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美，即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态度，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不偏执，不拘泥，不做非分过头之事，也就合乎“中庸”了。这些论述在当今时代的人格培养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孔子主张的在交际处事中的中庸是他将“中庸”由己推人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孔子在处理事情及人际交往方面所主张的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不是媚俗，而是依据道，也即“礼”，而最终达到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状态。我们今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是在交际场合）所倡导的保持行为举止的“不卑不亢”，做到得体与高雅，则是对孔子在交往处事中所主张的中庸思想的极好的诠释。
最后，在孔子看来，为政者所需要具备的素质和的道德修养以及处事方式也都要合乎“中庸” 。在《尧曰篇·第二十》中，学生子张问孔子怎么样就可以为政了，孔子说要“尊五美，屏四恶”，其中五美是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特别强调，为政者只有具备了高超的道德修养，才可以给百姓做表率，才能使人信服，做到令行禁止。
总之，“中庸”作为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对自然界以及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结果，孔子教化人们走“中庸”之道，就是要人们按照自然及社会的发展规律办事，而不要违背规律。孔子的“中庸”思想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关注的焦点是人，讨论人之如何为人、人之社会生存的问题。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的主题是不变的，只要赋予“中庸”的方法以正确合理的思想指导，它就可以为我们所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