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兆辉和庄文强被安排在酒店的不同楼层接受采访。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楼上楼下来回忙活，视频和录音笔同时打开，快门不断按下，粤语和普通话混杂在一起。如此高密度的工作方式，让人恍惚间像是置身快节奏的香港。
　　麦兆辉穿着棒球服，看起来精力很充沛，语气中总是透着几分热情，不时爆出笑声。“香港人总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去生存，适应能力很高。香港这个地方是这样小。”麦兆辉用拳头比划着，“它的电影市场一直是外向型的，总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以前是台湾和马来西亚，现在是内地。”
　　相比之下，编剧出身的庄文强要瘦很多，戴着眼镜，显得斯文而冷静。他的对面立着一幅易拉宝，海报上的几只老虎都被铁链束缚着，呼应着新电影《廉政风云》的反贪主题。在最初的预告片里，刘青云扮演的角色在廉政公署任职，明确表示要打“大老虎”，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内地的反腐新闻。
　　“但是，香港也把贪污的官员比作‘老虎’吗？”《中国新闻周刊》问道。“也有（这种说法），但不是主流。”庄文强说，“老虎听起来很有力量，我们一般会把他们形容为老鼠，比如警察贪污，会比较黑暗一点，见不得光的。香港的权力不会那么张扬。这其实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时代大潮裹挟下，电影市场也经历着转向与裂变。麦兆辉和庄文强都在“九七”前后入行，在新世纪伊始开始合作，见证了香港电影的最后繁荣，也创造了《无间道》系列的辉煌。随后，他们进入合拍片时代，作为金牌搭档，既合作过《窃听风云》这样根植于本土经验的题材，也涉足过《关云长》和《听风者》这样取材于内地经验的故事，教训和成绩几乎一样多。

　　有一个说法叫作“港片已死”。辩驳者则称，死火也能重温，也有人成功转型，如林超贤那样，将香港类型电影的商业基因植入内地的主流话语和情绪。
　　相比之下，麦兆辉和庄文强更加务实。以前，两个人同为编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作品的结构，有评论者将其总结为对立又互动的关系，在角色的内在冲突与外在困境中展开。
　　近年来，他们改变了合作方式，试图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最大。去年国庆档上映的《无双》，庄文强担任导演，麦兆辉是艺术总监。这部影片后来居上，最终取得了超过12亿元的票房。到了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廉政风云》，麦兆辉执导筒，庄文强则担纲监制。影片宣传强调反腐，这样的严肃题材在一众贺岁合家欢电影中显得很是另类。

双生

　　“麦不离庄，庄不离麦”，这是圈内的说法。十多年来，两个人合开公司，合写剧本，合拍电影，一直如此。麦兆辉甚至开玩笑说，妻子都怀疑自己可能是同性恋。
　　具体到类型电影的创作方法，麦兆辉提到，自己平时会关注新闻事件，常常牵涉不同的类型元素，中间有一些是他不熟悉的空白，这些空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调研进行完善，在一段时间的沉淀思考之后，形成初步的剧本。而与庄文强搭档合作的模式无疑填补了各自不擅长的创作缺口。
　　两人的合作开始于2000年。此前，麦兆辉做了多年的副导演，给陈木胜和杜琪峰做副手，1996年才开始担任导演。庄文强在圈子边缘混迹日久，三十岁开始做编剧。二者在陈木胜电影《欢乐时光》剧组结识对方，其后开始尝试合作。起初的两次联手《愿望树》和《别恋》皆以失败而告终。从《无间道》开始，二者把握住机会，在变动的市场格局中突然冲出一条路子，并在此后与多次合作的刘伟强分手。
　　人的困境是他们贯穿始终的主题。身份的矛盾构成了《无间道》系列的结构推力，打破了善恶是非的二元局面。欲望是《窃听风云》系列的内在动因，让人物陷入无法挽回的泥潭。到了这一次的《廉政风云》系列，麦兆辉以一起烟草走私案为起点，试图呈现人与人之间的暧昧与幽深。
　　《无双》在去年的国庆档取得了极大的票房成功，但是庄文强却花了很多年才拿到投资，有机会将其搬上大银幕。本来麦兆辉可以一起拍摄，但他拒绝了，让庄文强自由发挥，自己只是担任艺术总监。

　　那个关于“印假钞”的故事最初由庄文强构思的时候，麦兆辉是不太有底的，最终，庄文强算是“任性”了一次。从此以后，两个人的合作模式变得更加自由，以前可能还会顾及彼此的情面，那样的结果往往就是，在风格和叙事层面妥协、中和一些。
　　压抑与张扬，曾是麦庄组合作品中的两种内在推力，相互纠缠。到了《无双》，这种双重结构依然存在，郭富城负责压抑，周润发负责张扬。周润发已经63岁，但他在此片中的枪战表演让观众恍然回到了那个小马哥的港片时代。在庄文强看来，这种不讲理的张扬曾是所谓港片味道的重要面向。

合拍

　　商业导演根植于市场，如同芦苇附生于水泊，麦兆辉和庄文强都没有否认这一点。香港尤其如此。用最少的钱和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曾是香港电影的取胜之道，虽然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快销品，却也锤炼出港片的节奏与筋骨。庄文强说，港片是最讲究“功利主义”的，节奏要快，效果要足。
　　但是，贴合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大众。一方面，要遵循特定的创作规律和模式，在效果与成本之间反复掂量;但另一方面，需要近身搏斗，对社会的真实状况保持敏锐的嗅觉，突破已有的范式，直至寻找到新的表达路径。甚至可以说，好的类型片是时代精神状况的温度计。
　　香港回归之后，时代的巨变给电影市场带来了深远影响。庄文强还记得，90年代末期，香港每年出产电影超过360部，这意味着每天都有一部新的电影制作完成。但如今，香港本土的电影数量几乎缩水了十倍。 　　电影市场的地理版图经历了迅速的重组和整合。麦兆辉和庄文强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香港电影从来就没有自主过，一直跟着市场走。回归之前，香港电影的主要出口地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麦兆辉特别提到，《无间道》的结尾有两个版本，许多观众以为那是针对内地市场修改出的“和諧版”，但这其实是马来西亚版本，当时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审查要求。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审查制度束缚了合拍片时代的香港电影。但麦兆辉觉得，审查制度其实意外地带来了一个积极的变化。原本香港导演常常是不需要剧本的，但在合拍片时代，为了通过审核，需要提前准备脚本。
　　尽管对于新环境的理解力很强，麦兆辉和庄文强在进入合拍模式的时候，也和许多北上的香港影人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香港社会产生了警匪片的土壤，内地这边的对应形象却是公安与小偷，背后的文化差异很大。
　　一些同行想要去适应新环境，积极选用内地观众熟悉的演员，在内容上与内地的现实语境相互勾连。庄文强说，自己看到很多同行“就是为了讨好这市场，去弄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故事。其实现在再看，可能它连故事都不是”。
　　麦兆辉和庄文强涉足过古装领域，在2011年拍摄了《关云长》。也尝试过谍战题材，在2012年拍摄了《听风者》，两部影片虽然票房尚可，但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庄文强承认做得没有那么好，但不认为这是在讨好市场。他们试图站在现代香港的原点，去对历史和文化经验进行新的阐释，虽然这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说法，叫‘接地气’。我常常问，到底接哪里的地气？西北地区、南方地区，还是上海地区？但其实，原有的地域已经影响了你，逃不掉的。这几年我们看到了曙光，大家都开始不去接地气了，就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怎么把它弄得好看。”庄文强说。

突围

　　麦兆辉近年来内地做宣传的频率少了，前些年，他经常来北京，但现在，大规模的路演已经不再是推广电影的主流。主要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认为，盗版影碟的流行曾经对香港电影的市场造成影响。此后，互联网对电影市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洗牌，同时发生的，还有电视业的没落。
　　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内地，网络调侃的“渣渣辉”的名号给新片主演张家辉带来的知名度甚至比电影本身的影响还要大。转换到电影市场，口碑对于电影市场的影响力日显，这也解释了《无双》在去年的后来居上。
　　一切都在变，香港电影也经历了重重转型与裂变。“整个行业来说，其实以前的人才都走掉了，留不住那么多人，片子也一样。而且，有一些人已经老了。”麦兆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香港电影也许很难重现往日的辉煌，但港片的商业基因仍在，仍有回血重生的可能。庄文强提到了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其实是《红海行动》的试验品。在那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游戏怎么样玩，然后怎么样去让自己的长处都发挥出来，然后才有《红海行动》。”庄文强说。
　　《无双》也有着同样令人振奋的示范作用，其票房成绩是去年国庆档的冠军。一个作品的成功往往意味着很多次碰壁，即使是庄文强这样的导演也是如此。剧本故事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想好，最终却只有后来的出品方博纳影业一直在关注。这需要时机，庄文强说，写好了没人要，放在电脑里，总会有出笼的一天。
　　现在，麦兆辉和庄文强走上了独立执导、互相把关的合作模式，试图在保持共性与发展个性之间取得最大限度的平衡，突破原有的界限。一定程度上，这其实可以看作香港电影与内地市场关系的某种缩影与映射。
　　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样的选择也是为了提高电影制作的效率。于是，仅仅在《无双》上映半年之后，麦兆辉和庄文强便带着《廉政风云》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这部以廉政反贪为背景的新作根植于麦兆辉的个人经验与香港的社会结构。警察家庭出身的麦兆辉依然记得童年时的很多往事。他父亲是警察，全家住在警察宿舍。当时警察贪腐严重，警察之间的贫富差距明显。廉政公署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宿舍里，曾有父亲的同事开枪自杀。这些私人经验成为了香港社会变迁的见证。
　　《人民的名义》给麦兆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看来，他从内地影视剧中汲取的感受也潜移默化地糅合进作品中，港片进入内地的 “翻译”的方式已经悄然变迁，他们历经茫然和摸索，现在终于再一次逐渐成为熟练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