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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花圣经书房是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于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一家印刷出版机构，也是上海美华书馆的前身。该机构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相关研究却颇为欠缺。本文在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对书房的机构名称、历年印刷情况和出版书目做详细的考证和说明，并加与正误纠谬，查漏补缺。
[关键词]华花圣经书房，机构名称，印刷情况，出版书目补正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13-06
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华花圣经书房(下文简称“书房”)，是浙江省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机构。该书房在宁波的14年间，出版了大量有关基督教和介绍西方天文史地知识的读物，对于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以及早期中国知识界都颇具影响，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学术界对于华花圣经书房没有深入的研究，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本文依据美国长老会的档案文献①，考证该机构的确切名称，重新统计其印刷情况，并补正书房在甬出版书目名录，纠正前人的错误说法，对华花圣经书房做一初步研究。
一、机构名称考
关于该印刷机构的名称，有两种说法：一为“花华圣经书房”，此说比较普遍，《中国出版史》《中国图书发行史》以及《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等书均持此观点。该说法依据的材料应当是Gilbert McIntosh所著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在该书的第10页提到“后来印刷所就以‘花華聖経書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而闻名”。由于书上清清楚楚地印着“莘聖経書房”这几个汉字，所以大多数学者对于书中的说法深信不疑；二为“华花圣经书房”，熊月之和龚缨晏两位先生均持此观点，理由是：根据该机构的英文名称判断，其中文名的顺序应该为“华”(即中国)在前，“花”(即美国，俗称花旗国)在后，且现存该机构出版之书，均署名“华花圣经书房”。冯锦荣在《姜别利(WilliamGamble，1830-1886)与上海美华书馆》一文中也认同此说，并列举了大量近人著作中有关“Th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中文名的错误译法。不过学者们都没有对在The Missioti Pressin China一书中出现的该书房中英文译名不对称的原因做出解释。究竟是作者的笔误，还是这个印刷机构曾经真的使用过该名称?
笔者在宁波差会档案1845年的会议纪要中找到一条材料，是该年会议决议的第15条，规定“将印刷所现在的名称改为：
華
Chinese and American
聖
Sacred classic
経
Book establishment
書
房
印刷所在澳门时期叫“华英校书房”，迁到宁波后，更换了新名称。其英文名是Chinese在前，American在后。而中文名，如果从左往右读自然是“花华”，但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汉文的读写顺序均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所以应该是“华花”。McIntosh或许是受英文阅读方式影响，将汉字从左往右读，再加之“华”“花”两字的发音本来就很近似，所以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中文名称“花华圣经书房”。此外，在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1859年10月1日通过的《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章程》中赫然写着：“该印刷机构的名称为‘华花圣经书房’。”
因此，本文认为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所创办的印刷机构的中文名称是“华花圣经书房”。
二、印刷情况补正
从1845年到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共存在召开年会，届時书房负责人会提交一份书房的年度工作报告。审核通过后，并入差会的年度报告当中，再汇报给位于纽约的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执委会(ExecufiveCommittee)。二、执委会的年度报告。海外传道部执委会在接到各地差会的年度报告后，整理制作成总报告，其中一般都会照录宁波差会报告中的各项统计数据，此类报告即“执委会报告”。三、宁波差会档案中存有一张制作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统计表”，上面统计了自1844年开始直至1859年10月1日，华花圣经书房每一年刊印书籍的总册数、总页数和经费支出。这三类资料中，以第一类最为真实可信，其他两类的史料价值也很高，但都有一些错误，必须要经过详细地考辨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数据。
在考证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情况：按照规定，宁波差会每年的年度报告都是在10月1日左右完成，然后递送到美国。所以每年关于华花圣经了将近15年。对于在这期间，每年印刷品的页数和册数以及总页数和总册数，《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和《浙江早期基督教史》三书中都做了统计，由于依据的基本史料都是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所以数据大致相同。现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所列书房印刷情况的表格照录如下，以便说明情况：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于1895年出版，该书对美国长老会差会印刷所(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在华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但是这本书并非有关华花圣经书房的原始档案，至少有三类材料要早于它：一、差会的年度报告。按例，宁波差会在每年9月底10月初书房出版书籍统计数据的时间起止，一般都是从上一年的10月开始直到当年9月。例如1846年度印刷书目统计，其时间跨度就是从1845年10月到1846年9月。这也就意味着1846年10月到12月间的印刷量，在做统计时，只能归入1847年。因此档案中所记载的年印刷量，实际上是年度印刷量。McIntosh可能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统计1844年印刷书籍数量时，将1844年10月之后印刷的《使徒行传》《张远两友相论》等书都归入该年。 现在笔者按照时间顺序，逐年考证印刷品的总册数和总页数：
1844年是该印刷机构在中国工作的开始，据差会报告，截至1845年10月1日，总计刊印57400册，3642000页。其中，1844年6月至9月，共刊印三种书：《新铸华英铅印》《使徒保罗达与弗所人书》和《十诫》；1844年10月至1845年9月刊印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张远两友相论》《乡训五十二则》汉字表及其他杂项总计3480000页。实际上，《路加福音》应当归入书房1844年的印刷书目，因为书房负责人柯理(Richard Cole)在1844年9月17日发于澳门的一封信中提到：至9月7日书房已经印刷了13000份的《路加福音》。
1846年5月的执委会报告对书房在1844年和1845年的总印刷量有一个统计，共印46500册，3576000页。但是没有将叠积字汉字表(400册，44000页)和《新铸华英铅字》(500册，22000页)的印刷量计算在内。综合上述数据，可知：1844年6月至9月共刊印书籍25400册，1191000页；1845年度(即1844年10月至1845年9月)共刊印书籍32000册，2451000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845年7月19日，柯理夫妇由澳门至宁波，并带来印刷机器。经过安装、调试，印刷所于9月1日正式投入运行，这就意味着印刷所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
严格来说，1844年和1845年度刊印书籍的印刷机构，并不是华花圣经书房而是其前身华英校书房。因为直到1845年10月1日，差会年度会议才决议将華英校书房更名为华花圣经书房。
1846年度(1845年10月至1846年9月，下同)：差会报告的印刷书目列表上对于每册书页数的统计与执委会报告中的不一样，后者枚列的相关数字一般都是前者的两倍。以该年印刷的《真神要论》为例，差会报告上显示每册6页，而执委会报告上却是每册12页。笔者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式和英式两种计算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差别。中式装订书籍，正反面为一张，而英式则算作两张。故英式统计每本书的页数一般都是中式的两倍。本文的所有统计数据全部采用英式统计法得到，故本年度印刷书籍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是：87350和1210000。1847年度：差会报告统计的数字是1819692页，但这个数据是按照中式统计方法得到。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上记载的是1819092，当为误写。而执委会报告则是按照英式方法统计：总册数为61434，总页数为4365560。本文采用执委会报告的数据。1848年度：TheMission Press in China上的统计数据是总册数：164893，总页数：3994350。这个数据与差会报告上的较为相近，但还是有问题。年度报告上显示该年中文书籍的印刷数量是，总册数：164893，总页数(中式)：1995501，总页数(英式)：3991002。但是接下来又对刊印的英文书籍做了统计，共770册，3352页。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在统计总册数时，漏加了英文书的册数。而在统计总页数时却加入了英文书的页数，但计算过程中出现了细微的错误。执委会报告上的总页数和英文页数都同差会报告上的一样，唯独总册数一项是160393册。综合各项数据推算，本年度刊印书籍的总册数是165663，总页数是3994354。1849年度：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上的数据是75850册，1724700页。差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此组数据为英式计算页数得出的结果。实际上这只是该年宁波差会中文书籍印刷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差会报告中记录该年还有英文印刷品1220页，为其他差会印刷八类书，共计34000册，870000页。执委会年度报告上的总页数为：2697680，总计26种书籍。其中18种，1725920页专为本差会印刷；剩下8种计971760页是为其他新教差会印刷。综合推断，该年度的刊印书籍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是：109850和2595520。1850年度：The Mission Press inChina上的统计数据是总册数：66400，总页数：3000000，与执委会报告和“统计表”上的记载一致，可以采信。1851年度：差会报告和执委会报告上的数据是一致的，都是57960册，2808160页。差会报告记载的更详细：中文印刷品51500册，2777900页；英文印刷品6360册(很多种都是单张)，30260页。“统计表”上的总页数与上述两类报告的记载相同，但总册数是570806，不予采信。1852年度：未见该年差会报告，执委会报告的数据是总册数：116348，总页数：3326198。“统计表”中记载该年刊印书目总页数和执委会报告中的是一样的，不过总册数稍有不同，为116349。1853年度：执委会报告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为：82550和2240800，而差会报告和“统计表”中都说是：82750和2840800。当以后一组数据为是。1854年度：书房年度报告和执委会报告都称该年印刷品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为：84550和4012800。“统计表”将总册数误抄成84700。1855年度：执委会报告中说，该年共印135018册，4598218页。但是差会报告和“统计表”上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均为：112018册，4602018页。当以后一组数据为是。1856年度：在差会报告和执委会报告中，总册数和总页数都是133658册和5559970页。“统计表”中总页数是一样的，只是总册数为135258，不知何故，笔者不予采纳。1857年度：差会报告和执委会报告以及“统计表”中的数据完全吻合，即总册数：110800，总页数：4505600。1858年度：该年度差会报告不存于档案中，执委会报告和“统计表”上记录的总页数是一样的：6175460页，而总册数的统计则不同，分别为：151340册和187340册。笔者暂以执委会报告为准。1859年度：在年度报告中，总册数和 三、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书目补正
(一)中文出版书目补正：有关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书目的统计，熊月之先生根据伟烈亚力(Alexander Wyhe)所撰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0 the Chinese：giving a fist 0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epased一书的相关内容编制了“传教士在宁波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作为“表3-6”附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但是这个统计表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该表误将伟烈亚力提到的1844年至1860年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都归为华花圣经书房所刊印，殊不知在宁波的其他一些外国差会也有印刷机器。而且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日食图说》《要理推原》《古今授受大道》《中外新报》(1854-1857，1859-1860)《真神十诫》《使徒保罗寄以弗所圣书注》《真道问答》以及《使徒保罗寄加拉太圣会注》这八种刊物或许是由在宁波的其他印刷机构刊印。以《中外新报》为例，宁波本地一家名叫“汲绠书庄”的书坊就很可能刊印过该报纸。此外，伟烈亚力说麦嘉缔在1857年出版《灵魂贵于身体论》，笔者未在原档见到该书名。但是一般来讲，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的书籍都由书房刊印，故予以采信；其二，一批传教士的著作，虽然初版年代在1844年之前，而且出版地也不在宁总页数分别为：54760和7398560。但是将报告中所列各项书籍印刷册数相加得到的总数却是54740，这与“统计表”中的数字相符和。故判定该年度共刊印54740册，7398560页印刷品。
通过整合、比较、辨析1844-1859年间，华花圣经书房年度报告、长老会宁波差会报告、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执委会年度报告以及”统计表”中所记载的数据，本文亦制成一表：波，但是华花圣经书房曾经重印过这些书籍，另外还有一部分书籍曾经多次刊印，有数个版本，这些情况在“表3-6”中几乎没有体现；其三，书房刊印的一批用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土话(方言)著作，熊氏亦未收入统计表中。黄时鉴先生在其《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知见略述》中，增补了熊氏漏列的28种罗马字拼写宁波土话书籍。不过笔者发现，这其中有些也并非华花圣经书房刊印，比如慕阿德、慕稼谷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著作皆于1866年出版，此时书房已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了。所以，这两人的书更有可能是由圣公会宁波差会自己的印刷所刊印。
根据宁波差会原始档案，笔者统计出“表3-6”漏列的各类印刷品共计66种。这其中包括圣经章节的中译本、传教士撰写的宗教著作、清廷准行正教的政令、历年的中文历书、学习官话的语言学著作以及《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汉译史上，学界一直不清楚裨治文一克陛存版《圣经》译本的出版情况。本文根据原档考证出本各篇章刊行顺序：1853年印《创世纪》，1854年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略》(1-64页)，以及《马太福音》(1-40页)，1855年印《民数记略》(始于第64页)、《复传律例书》《马太福音》(始于第40页)、《使徒保罗达罗马人书》《使徒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后书》《使徒保罗达加拉太人书》《使徒保罗达以弗所人书》《使徒保罗达腓立比人书》《使徒保罗达哥罗西人书》，1856年印从《马太福音》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所有篇章，1859年刊印《新约》。
(二)重版书目：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表3～6”主要根据《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一书的相关内容制作而成。而该书对于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书目版本的记载是不完备的，这也就导致了“表3-6”中，有很多书只列出其诸多版本中的一部分。笔者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统计出：《耶稣教略》《鸦片六戒》《幼学浅解问答》《礼拜日要论》《张远两友相论》《地球图说》《地球说略》《路加福音注释》《乡训五十二则》《十诫》《论善恶人死》《真神十诫注释》《耶稣降生言行韵文》《耶稣教要诀》《救灵魂说》《灵魂总论》《耶稣教例言》《初学编》《改悔信耶稣略说》《真理易知》《圣经图记》《三字经注释》《三字经》《天道镜要》和《保罗垂训》等25种著作在华花圣经书房重印或者有多个版本。
(三)罗马字母拼写宁波方言著作(讫于1859年)：除了上述中文刊本外，圣经书房还出版过一批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土话刊本，熊表没有统计，黄时鉴教授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知见略述》中，增补了熊氏漏列的28种罗马字拼写宁波土话书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书房印刷，而且也漏列了一些书籍名录。
根据笔者的考证，在这些宁波方言刊本中：《地理书林万国古今事体纲鉴》《圣山谐歌》《宁波土话初学》《颜母训子》《天路指南》《日积月累》《马可福音》《算法可通》《圣诗》《赞美诗》(孟丁元著)、《旅人人胜》等书都在不同年份分批次印刷，有24次之多，但实际只有11种书目。除此以外，还有41种书目。这些书的作者涉及丁韪良、麦嘉缔、倪维思、袢理哲、篮亨利、孟丁元、应思理、岳腓烈、禄赐悦理、哥伯播义等英美传教士，以及一个宁波人路开周，此人是传教士的中文教师，档案中称其为路先生(Mr.Lu)，他写了一本54页的宁波土话初级读本(A Primer)。
笔者统计出在1859年(含)之前，华花圣经书房总共出版52种罗马字母拼写宁波土话书籍。
除上述中文及宁波话罗马宇拼音书籍外，华花圣经书房每年还有一些英文印刷品，这其中包括英文年历、为海关以及英、美驻宁波的领事馆印制的各式表格。当然这一部分的数量很少，每种都只有几百份。
综上所述，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14年间，印刷了大量的宗教传单、小册子和书籍。仅圣经译本一项，就刊行了五种译本，即“委办译本”“高德译本”“胡德迈译本”“裨治文一克陛存译本”和“宁波土话译本”(罗马拼音版)，此外还印行了数十种《新约》和《旧约》中的章节，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圣经》印刷机构。
本文只是考证了华花圣经书房的确切名称，重新計算和梳理了其在宁波14年间每年的印刷数量和书籍种类，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说法，补充了相关研究的缺漏之处。但是关于华花圣经书房，还有很多方面尚待研究。比如每年数百万页的巨大印刷量，其经费从何而来，书房的运营模式，刊本印刷出来后的去向，书房由宁波搬迁至上海的详细情况，书房在宁波的十几年间对当地的印刷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上述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以华花圣经书房为代表的新式印刷机构在新教来华传教史上的地位，甚至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作用等等，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华花圣经书房，机构名称，印刷情况，出版书目补正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13-06
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华花圣经书房(下文简称“书房”)，是浙江省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机构。该书房在宁波的14年间，出版了大量有关基督教和介绍西方天文史地知识的读物，对于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以及早期中国知识界都颇具影响，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学术界对于华花圣经书房没有深入的研究，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本文依据美国长老会的档案文献①，考证该机构的确切名称，重新统计其印刷情况，并补正书房在甬出版书目名录，纠正前人的错误说法，对华花圣经书房做一初步研究。
一、机构名称考
关于该印刷机构的名称，有两种说法：一为“花华圣经书房”，此说比较普遍，《中国出版史》《中国图书发行史》以及《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等书均持此观点。该说法依据的材料应当是Gilbert McIntosh所著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在该书的第10页提到“后来印刷所就以‘花華聖経書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而闻名”。由于书上清清楚楚地印着“莘聖経書房”这几个汉字，所以大多数学者对于书中的说法深信不疑；二为“华花圣经书房”，熊月之和龚缨晏两位先生均持此观点，理由是：根据该机构的英文名称判断，其中文名的顺序应该为“华”(即中国)在前，“花”(即美国，俗称花旗国)在后，且现存该机构出版之书，均署名“华花圣经书房”。冯锦荣在《姜别利(WilliamGamble，1830-1886)与上海美华书馆》一文中也认同此说，并列举了大量近人著作中有关“Th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中文名的错误译法。不过学者们都没有对在The Missioti Pressin China一书中出现的该书房中英文译名不对称的原因做出解释。究竟是作者的笔误，还是这个印刷机构曾经真的使用过该名称?
笔者在宁波差会档案1845年的会议纪要中找到一条材料，是该年会议决议的第15条，规定“将印刷所现在的名称改为：
華
Chinese and American
聖
Sacred classic
経
Book establishment
書
房
印刷所在澳门时期叫“华英校书房”，迁到宁波后，更换了新名称。其英文名是Chinese在前，American在后。而中文名，如果从左往右读自然是“花华”，但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汉文的读写顺序均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所以应该是“华花”。McIntosh或许是受英文阅读方式影响，将汉字从左往右读，再加之“华”“花”两字的发音本来就很近似，所以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中文名称“花华圣经书房”。此外，在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1859年10月1日通过的《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章程》中赫然写着：“该印刷机构的名称为‘华花圣经书房’。”
因此，本文认为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所创办的印刷机构的中文名称是“华花圣经书房”。
二、印刷情况补正
从1845年到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共存在召开年会，届時书房负责人会提交一份书房的年度工作报告。审核通过后，并入差会的年度报告当中，再汇报给位于纽约的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执委会(ExecufiveCommittee)。二、执委会的年度报告。海外传道部执委会在接到各地差会的年度报告后，整理制作成总报告，其中一般都会照录宁波差会报告中的各项统计数据，此类报告即“执委会报告”。三、宁波差会档案中存有一张制作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统计表”，上面统计了自1844年开始直至1859年10月1日，华花圣经书房每一年刊印书籍的总册数、总页数和经费支出。这三类资料中，以第一类最为真实可信，其他两类的史料价值也很高，但都有一些错误，必须要经过详细地考辨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数据。
在考证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情况：按照规定，宁波差会每年的年度报告都是在10月1日左右完成，然后递送到美国。所以每年关于华花圣经了将近15年。对于在这期间，每年印刷品的页数和册数以及总页数和总册数，《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和《浙江早期基督教史》三书中都做了统计，由于依据的基本史料都是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所以数据大致相同。现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所列书房印刷情况的表格照录如下，以便说明情况：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于1895年出版，该书对美国长老会差会印刷所(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在华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但是这本书并非有关华花圣经书房的原始档案，至少有三类材料要早于它：一、差会的年度报告。按例，宁波差会在每年9月底10月初书房出版书籍统计数据的时间起止，一般都是从上一年的10月开始直到当年9月。例如1846年度印刷书目统计，其时间跨度就是从1845年10月到1846年9月。这也就意味着1846年10月到12月间的印刷量，在做统计时，只能归入1847年。因此档案中所记载的年印刷量，实际上是年度印刷量。McIntosh可能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统计1844年印刷书籍数量时，将1844年10月之后印刷的《使徒行传》《张远两友相论》等书都归入该年。 现在笔者按照时间顺序，逐年考证印刷品的总册数和总页数：
1844年是该印刷机构在中国工作的开始，据差会报告，截至1845年10月1日，总计刊印57400册，3642000页。其中，1844年6月至9月，共刊印三种书：《新铸华英铅印》《使徒保罗达与弗所人书》和《十诫》；1844年10月至1845年9月刊印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张远两友相论》《乡训五十二则》汉字表及其他杂项总计3480000页。实际上，《路加福音》应当归入书房1844年的印刷书目，因为书房负责人柯理(Richard Cole)在1844年9月17日发于澳门的一封信中提到：至9月7日书房已经印刷了13000份的《路加福音》。
1846年5月的执委会报告对书房在1844年和1845年的总印刷量有一个统计，共印46500册，3576000页。但是没有将叠积字汉字表(400册，44000页)和《新铸华英铅字》(500册，22000页)的印刷量计算在内。综合上述数据，可知：1844年6月至9月共刊印书籍25400册，1191000页；1845年度(即1844年10月至1845年9月)共刊印书籍32000册，2451000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845年7月19日，柯理夫妇由澳门至宁波，并带来印刷机器。经过安装、调试，印刷所于9月1日正式投入运行，这就意味着印刷所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
严格来说，1844年和1845年度刊印书籍的印刷机构，并不是华花圣经书房而是其前身华英校书房。因为直到1845年10月1日，差会年度会议才决议将華英校书房更名为华花圣经书房。
1846年度(1845年10月至1846年9月，下同)：差会报告的印刷书目列表上对于每册书页数的统计与执委会报告中的不一样，后者枚列的相关数字一般都是前者的两倍。以该年印刷的《真神要论》为例，差会报告上显示每册6页，而执委会报告上却是每册12页。笔者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式和英式两种计算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差别。中式装订书籍，正反面为一张，而英式则算作两张。故英式统计每本书的页数一般都是中式的两倍。本文的所有统计数据全部采用英式统计法得到，故本年度印刷书籍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是：87350和1210000。1847年度：差会报告统计的数字是1819692页，但这个数据是按照中式统计方法得到。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上记载的是1819092，当为误写。而执委会报告则是按照英式方法统计：总册数为61434，总页数为4365560。本文采用执委会报告的数据。1848年度：TheMission Press in China上的统计数据是总册数：164893，总页数：3994350。这个数据与差会报告上的较为相近，但还是有问题。年度报告上显示该年中文书籍的印刷数量是，总册数：164893，总页数(中式)：1995501，总页数(英式)：3991002。但是接下来又对刊印的英文书籍做了统计，共770册，3352页。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在统计总册数时，漏加了英文书的册数。而在统计总页数时却加入了英文书的页数，但计算过程中出现了细微的错误。执委会报告上的总页数和英文页数都同差会报告上的一样，唯独总册数一项是160393册。综合各项数据推算，本年度刊印书籍的总册数是165663，总页数是3994354。1849年度：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上的数据是75850册，1724700页。差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此组数据为英式计算页数得出的结果。实际上这只是该年宁波差会中文书籍印刷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差会报告中记录该年还有英文印刷品1220页，为其他差会印刷八类书，共计34000册，870000页。执委会年度报告上的总页数为：2697680，总计26种书籍。其中18种，1725920页专为本差会印刷；剩下8种计971760页是为其他新教差会印刷。综合推断，该年度的刊印书籍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是：109850和2595520。1850年度：The Mission Press inChina上的统计数据是总册数：66400，总页数：3000000，与执委会报告和“统计表”上的记载一致，可以采信。1851年度：差会报告和执委会报告上的数据是一致的，都是57960册，2808160页。差会报告记载的更详细：中文印刷品51500册，2777900页；英文印刷品6360册(很多种都是单张)，30260页。“统计表”上的总页数与上述两类报告的记载相同，但总册数是570806，不予采信。1852年度：未见该年差会报告，执委会报告的数据是总册数：116348，总页数：3326198。“统计表”中记载该年刊印书目总页数和执委会报告中的是一样的，不过总册数稍有不同，为116349。1853年度：执委会报告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为：82550和2240800，而差会报告和“统计表”中都说是：82750和2840800。当以后一组数据为是。1854年度：书房年度报告和执委会报告都称该年印刷品总册数和总页数分别为：84550和4012800。“统计表”将总册数误抄成84700。1855年度：执委会报告中说，该年共印135018册，4598218页。但是差会报告和“统计表”上的总册数和总页数均为：112018册，4602018页。当以后一组数据为是。1856年度：在差会报告和执委会报告中，总册数和总页数都是133658册和5559970页。“统计表”中总页数是一样的，只是总册数为135258，不知何故，笔者不予采纳。1857年度：差会报告和执委会报告以及“统计表”中的数据完全吻合，即总册数：110800，总页数：4505600。1858年度：该年度差会报告不存于档案中，执委会报告和“统计表”上记录的总页数是一样的：6175460页，而总册数的统计则不同，分别为：151340册和187340册。笔者暂以执委会报告为准。1859年度：在年度报告中，总册数和 三、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书目补正
(一)中文出版书目补正：有关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书目的统计，熊月之先生根据伟烈亚力(Alexander Wyhe)所撰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0 the Chinese：giving a fist 0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epased一书的相关内容编制了“传教士在宁波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作为“表3-6”附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但是这个统计表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该表误将伟烈亚力提到的1844年至1860年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都归为华花圣经书房所刊印，殊不知在宁波的其他一些外国差会也有印刷机器。而且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日食图说》《要理推原》《古今授受大道》《中外新报》(1854-1857，1859-1860)《真神十诫》《使徒保罗寄以弗所圣书注》《真道问答》以及《使徒保罗寄加拉太圣会注》这八种刊物或许是由在宁波的其他印刷机构刊印。以《中外新报》为例，宁波本地一家名叫“汲绠书庄”的书坊就很可能刊印过该报纸。此外，伟烈亚力说麦嘉缔在1857年出版《灵魂贵于身体论》，笔者未在原档见到该书名。但是一般来讲，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的书籍都由书房刊印，故予以采信；其二，一批传教士的著作，虽然初版年代在1844年之前，而且出版地也不在宁总页数分别为：54760和7398560。但是将报告中所列各项书籍印刷册数相加得到的总数却是54740，这与“统计表”中的数字相符和。故判定该年度共刊印54740册，7398560页印刷品。
通过整合、比较、辨析1844-1859年间，华花圣经书房年度报告、长老会宁波差会报告、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执委会年度报告以及”统计表”中所记载的数据，本文亦制成一表：波，但是华花圣经书房曾经重印过这些书籍，另外还有一部分书籍曾经多次刊印，有数个版本，这些情况在“表3-6”中几乎没有体现；其三，书房刊印的一批用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土话(方言)著作，熊氏亦未收入统计表中。黄时鉴先生在其《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知见略述》中，增补了熊氏漏列的28种罗马字拼写宁波土话书籍。不过笔者发现，这其中有些也并非华花圣经书房刊印，比如慕阿德、慕稼谷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著作皆于1866年出版，此时书房已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了。所以，这两人的书更有可能是由圣公会宁波差会自己的印刷所刊印。
根据宁波差会原始档案，笔者统计出“表3-6”漏列的各类印刷品共计66种。这其中包括圣经章节的中译本、传教士撰写的宗教著作、清廷准行正教的政令、历年的中文历书、学习官话的语言学著作以及《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汉译史上，学界一直不清楚裨治文一克陛存版《圣经》译本的出版情况。本文根据原档考证出本各篇章刊行顺序：1853年印《创世纪》，1854年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略》(1-64页)，以及《马太福音》(1-40页)，1855年印《民数记略》(始于第64页)、《复传律例书》《马太福音》(始于第40页)、《使徒保罗达罗马人书》《使徒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后书》《使徒保罗达加拉太人书》《使徒保罗达以弗所人书》《使徒保罗达腓立比人书》《使徒保罗达哥罗西人书》，1856年印从《马太福音》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所有篇章，1859年刊印《新约》。
(二)重版书目：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表3～6”主要根据《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一书的相关内容制作而成。而该书对于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书目版本的记载是不完备的，这也就导致了“表3-6”中，有很多书只列出其诸多版本中的一部分。笔者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统计出：《耶稣教略》《鸦片六戒》《幼学浅解问答》《礼拜日要论》《张远两友相论》《地球图说》《地球说略》《路加福音注释》《乡训五十二则》《十诫》《论善恶人死》《真神十诫注释》《耶稣降生言行韵文》《耶稣教要诀》《救灵魂说》《灵魂总论》《耶稣教例言》《初学编》《改悔信耶稣略说》《真理易知》《圣经图记》《三字经注释》《三字经》《天道镜要》和《保罗垂训》等25种著作在华花圣经书房重印或者有多个版本。
(三)罗马字母拼写宁波方言著作(讫于1859年)：除了上述中文刊本外，圣经书房还出版过一批罗马字母拼写的宁波土话刊本，熊表没有统计，黄时鉴教授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知见略述》中，增补了熊氏漏列的28种罗马字拼写宁波土话书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书房印刷，而且也漏列了一些书籍名录。
根据笔者的考证，在这些宁波方言刊本中：《地理书林万国古今事体纲鉴》《圣山谐歌》《宁波土话初学》《颜母训子》《天路指南》《日积月累》《马可福音》《算法可通》《圣诗》《赞美诗》(孟丁元著)、《旅人人胜》等书都在不同年份分批次印刷，有24次之多，但实际只有11种书目。除此以外，还有41种书目。这些书的作者涉及丁韪良、麦嘉缔、倪维思、袢理哲、篮亨利、孟丁元、应思理、岳腓烈、禄赐悦理、哥伯播义等英美传教士，以及一个宁波人路开周，此人是传教士的中文教师，档案中称其为路先生(Mr.Lu)，他写了一本54页的宁波土话初级读本(A Primer)。
笔者统计出在1859年(含)之前，华花圣经书房总共出版52种罗马字母拼写宁波土话书籍。
除上述中文及宁波话罗马宇拼音书籍外，华花圣经书房每年还有一些英文印刷品，这其中包括英文年历、为海关以及英、美驻宁波的领事馆印制的各式表格。当然这一部分的数量很少，每种都只有几百份。
综上所述，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14年间，印刷了大量的宗教传单、小册子和书籍。仅圣经译本一项，就刊行了五种译本，即“委办译本”“高德译本”“胡德迈译本”“裨治文一克陛存译本”和“宁波土话译本”(罗马拼音版)，此外还印行了数十种《新约》和《旧约》中的章节，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圣经》印刷机构。
本文只是考证了华花圣经书房的确切名称，重新計算和梳理了其在宁波14年间每年的印刷数量和书籍种类，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说法，补充了相关研究的缺漏之处。但是关于华花圣经书房，还有很多方面尚待研究。比如每年数百万页的巨大印刷量，其经费从何而来，书房的运营模式，刊本印刷出来后的去向，书房由宁波搬迁至上海的详细情况，书房在宁波的十几年间对当地的印刷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上述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以华花圣经书房为代表的新式印刷机构在新教来华传教史上的地位，甚至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作用等等，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