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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读物，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3年销量千万的纪录，在出版界和经济学界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若要用一种自然之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想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让他参与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薛暮桥也正热情地执行自己参与起草的“一五”计划，试看计划体制怎么运转。作为准备，他和苏星、林子力先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写书，对于身兼国家统计局局长、计委副主任这两个计划体制要职的薛暮桥来说，根本排不上。
“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薛暮桥的大字报被刷到了天安门上。他的罪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叛变出狱的叛徒”。这位靠边站的“修正主义者”，在牛棚，除了《毛泽东选集》，其他书一概不许读，薛暮桥就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选集》4卷读了4遍，写出《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
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省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但有些“轻活”实在不轻。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边看着，脑子里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回宿舍趕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这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一度薛暮桥曾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1977年，薛暮桥去找中央党校校长借房子，和徐禾、吴树青、余学本住在里面3个月，引经据典，写出新稿。但是，经典著作并不能给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满意。薛暮桥是从上世纪 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起家的，要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必须到基层去调查研究。
这时的中国，还有“两个凡是”当道，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还是禁区。薛暮桥说：“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经过再三考虑，他在1978年4月18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没想到，没过多少天，一个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发生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
1978年初夏，薛暮桥和王耕今、何建章、吴凯泰等去安徽、江苏两省调查。万里正在安徽省开始搞农村改革；江苏省首先试行了财政承包责任制、苏南社队工业和上海协作。这些打开了薛暮桥的思想，他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省包产到户，认为非得系统地清理左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迈出新的步子来。1978年10月，他向计委党组提出再组班子到外地写书。苏星、何建章、余学本、吴凯泰参加。薛暮桥下决心抛弃写教科书的夙愿，要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发展不成熟，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想根据亲身经历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
写作小组在杭州，上午8～12点、下午2～6点写作。3个月后，他们向100多位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的官员发出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内，就接到近百封回信。1979年4月，再去无锡修改。此时，孙冶方也带着4个人在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两班人马，时而交换意见。薛暮桥说：“这是一段愉快相聚的时日。”
1979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人民出版社印300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只好提供纸型，让各省人民出版社翻印。
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步骤很快，不久，薛暮桥就觉得书落后于实践。1983年初，完成了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交派任务的陆定一作序。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曾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担任了22年中宣部长、被关押过13年的陆定一有些激动，连夜写就序言：“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呢？”原来，这才是中共党内理论家的情结。年底，修订本出版。1987年8月，薛暮桥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手稿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给所长董辅礽一信，尽数历时廿载的成书历程：“这本书的前后十稿和两个‘跋’，不但反映我个人思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可以自慰的是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方面还起了一点‘开路先锋’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旧稿还有保存价值，给后人去考证10多年来时代的变化。”
1989年以后，反对市场经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抬头。此时的薛暮桥已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捍卫者。1990年底，87岁的薛暮桥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他写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发展规律，而且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可供参考。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要有几个（至少我们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写出一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文中，他对10个重大理论问题做了分析，被称作“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说，这是“为将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一些历史资料。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柳红）
若要用一种自然之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想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让他参与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薛暮桥也正热情地执行自己参与起草的“一五”计划，试看计划体制怎么运转。作为准备，他和苏星、林子力先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写书，对于身兼国家统计局局长、计委副主任这两个计划体制要职的薛暮桥来说，根本排不上。
“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薛暮桥的大字报被刷到了天安门上。他的罪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叛变出狱的叛徒”。这位靠边站的“修正主义者”，在牛棚，除了《毛泽东选集》，其他书一概不许读，薛暮桥就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选集》4卷读了4遍，写出《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
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省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但有些“轻活”实在不轻。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边看着，脑子里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回宿舍趕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这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一度薛暮桥曾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1977年，薛暮桥去找中央党校校长借房子，和徐禾、吴树青、余学本住在里面3个月，引经据典，写出新稿。但是，经典著作并不能给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满意。薛暮桥是从上世纪 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起家的，要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必须到基层去调查研究。
这时的中国，还有“两个凡是”当道，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还是禁区。薛暮桥说：“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经过再三考虑，他在1978年4月18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没想到，没过多少天，一个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发生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
1978年初夏，薛暮桥和王耕今、何建章、吴凯泰等去安徽、江苏两省调查。万里正在安徽省开始搞农村改革；江苏省首先试行了财政承包责任制、苏南社队工业和上海协作。这些打开了薛暮桥的思想，他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省包产到户，认为非得系统地清理左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迈出新的步子来。1978年10月，他向计委党组提出再组班子到外地写书。苏星、何建章、余学本、吴凯泰参加。薛暮桥下决心抛弃写教科书的夙愿，要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发展不成熟，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想根据亲身经历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
写作小组在杭州，上午8～12点、下午2～6点写作。3个月后，他们向100多位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的官员发出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内，就接到近百封回信。1979年4月，再去无锡修改。此时，孙冶方也带着4个人在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两班人马，时而交换意见。薛暮桥说：“这是一段愉快相聚的时日。”
1979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人民出版社印300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只好提供纸型，让各省人民出版社翻印。
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步骤很快，不久，薛暮桥就觉得书落后于实践。1983年初，完成了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交派任务的陆定一作序。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曾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担任了22年中宣部长、被关押过13年的陆定一有些激动，连夜写就序言：“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呢？”原来，这才是中共党内理论家的情结。年底，修订本出版。1987年8月，薛暮桥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手稿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给所长董辅礽一信，尽数历时廿载的成书历程：“这本书的前后十稿和两个‘跋’，不但反映我个人思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可以自慰的是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方面还起了一点‘开路先锋’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旧稿还有保存价值，给后人去考证10多年来时代的变化。”
1989年以后，反对市场经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抬头。此时的薛暮桥已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捍卫者。1990年底，87岁的薛暮桥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他写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发展规律，而且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可供参考。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要有几个（至少我们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写出一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文中，他对10个重大理论问题做了分析，被称作“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说，这是“为将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一些历史资料。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