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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陆军4师11团9连的战士杨志成依然清晰地记得战友牺牲前的那句话：“杨志成，撤下！”
“对我来讲，这一生永远忘不了啊！”杨志成对记者说。
1962年11月18日，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西线战斗的最后一场战役中，杨志成的战友王忠殿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往外推出的爆破筒，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也动摇了敌人最后的信心。
高原练奇兵
“我们这一茬兵都是河南焦作的。我入伍那年17岁，没谈过恋爱，一点儿负担都没有，党和祖国叫干啥就干啥。”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李宝镇回忆道。
1961年，中印边境涌动着不安定的气氛。初中毕业的李宝镇和同乡王忠殿一同参军，来到祖国的边疆阿克苏。17岁的煤矿工人杨志成也参了军，和王忠殿分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李宝镇则分在了机枪连。
当兵不到半年，王忠殿就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先后被评为“五好战士”和“射击标兵”。他在自己17岁的日记中写道：“我要向保尔学习，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镙丝钉和永不后退的战士。”
他们所在的陆军4师11团，前身是王震将军领导的359旅718团，以能征善战闻名天下。
1962年6月20日，部队接到军委命令，离开阿克苏开赴前线，途经阿瓦提、巴楚、阿图什、喀什、沙车，从叶城开始上山。
李宝镇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山，直插云霄的山峰让他惊奇不已，可以一直往前走，眼前都是光秃秃的石头，景色越来越凄凉，他的心情就慢慢有些低沉了。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进驻康西瓦红柳滩，在这里适应高原气候，进行战前的应急训练，学习战场上实用的印语，“卡毛特”（不许动）、“皮牙却罗”（缴枪不杀）的喊声生硬地在山间回响。
“刚上山时，大家都有高原反应，我们从汽车上要下来都要踩着轮胎，慢慢着地下，不能蹦；战士起床也不能吹哨子，气不够用，我们就这样喊：‘起—床—了’！”当年9连的副指导员、如今已77岁的董年生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模仿起当年的情景。
转眼到了秋天，集结在康西瓦的战士在高原已经练了几个月的兵，战事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边防线上不断传来印军侵犯我边境的消息，今天进犯我领土20公里，明天又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请战书接连不断送向康西瓦的前线指挥部。”董年生说。
1962年，阿里支队政治处主任贺登云只有33岁，他从南疆军区调到阿里边防支队已3年，亲眼目睹了印度“蚕食”中国边境的过程。“我们跟印度的边防斗争已经好多年了。他们进来，我们就往出挤，中央的边防政策要求‘不准开枪’，只能顶、逼、堵、围。”
“有一次，我们的炊事班长去给一个哨卡送饭，过来两个印度兵，堵住路不让走，炊事班长就非要过去，两个人肩膀顶肩膀，牲口也拉到一块儿顶，最后顶了过去。”贺登云说。
对贺登云来说，他当时最难做的思想工作，就是“不许开第一枪”。“战士们想不通啊！敌人侵入领土，为啥不把他們赶出去？我们拿的是枪，不是烧火棍！”
所有的官兵早已按捺不住，就等中央一声令下了。
红山头告捷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东西两线同时打响。西线战场的第一仗，是天文点地区的红山头战斗。
红山头是印军在西段的指挥中心和主要供应基地，印方在这里设有空投场和空降场。毛主席曾亲自作过指示：“打红山头对敌威胁最大。”
“我们打红山头只用了20分钟。”当年的9连指导员、如今已81岁的穆洪千用一口山东口音自豪地说。
经过整整一夜山路跋涉，部队悄无声息地进入敌后侧的阵地。拂晓时分，在炮火支援下，9连向红山头发起猛攻。“敌人在睡梦中被震醒，哇哇地向外跑。”李宝镇至今还记得当时战场上的情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炮声响成一片。”
“他们包抄印度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克斯韦尔在他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这一仗显然打得印军有点儿“晕头转向”。战斗结束，阵地已经被我军占领，印军指挥机关还派飞机向红山头空投物资。当地面部队向其射击时，它才恍然大悟，狼狈逃窜。
清理战场时，董年生提个手枪在周围转，突然发现大石头后面有啥东西在动，走到跟前一看，8个印度兵在那儿躲着。他用印度话喊了一句：“举起手来！”印度兵举手投降。他正押着这些俘虏往回走，头顶一架敌机飞过，俘虏一下子就乱了，董年生当机立断，“叭”“叭”两枪，撂倒两个俘虏，剩下的印度兵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回到连队，董年生才感到一阵后怕。“我的枪里只有五发子弹，打了两发还剩三发，俘虏都反抗的话，我还真难对付。”
董年生说，他在部队对手枪一直不感兴趣，“那么短一点，我打靶很少及格。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都没问题。”红山头战斗之后，连队干部都把手枪换成了冲锋枪，董年生挎到身上，一直到战斗结束都没离身。
和红山头战斗同时打响的是加勒万河谷歼灭战。我军同样集中了优势兵力，夜围晓袭，三面进攻，仅半小时就打掉印军10多个碉堡，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还活捉了其少校连长。不少印度士兵还未来得及穿上裤子就当了俘虏。
行走冰雪线
10月24日，天文点、河尾滩、空喀山口防区的入侵印军据点被我军全部扫除后，部队南下阿里，转战碟木绰克（即巴里加斯）和班公洛（斯潘古尔）地区。
“我们坐上汽车，装上帐蓬和军事装备离开了大红柳滩（康西瓦），向阿里进发。”多年以后，李宝镇对这次“吃冰雪，啃干粮，一路高歌”的千里转战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阿里是西藏的后藏，当时只有通过新疆这条惟一的公路才能到达，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而部队要到达的目的地都在6000米以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现在全是柏油路了。我们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李宝镇说。
行军途中，李宝镇的水壶常常冻成冰圪塔，只好把干粮塞在嘴里干嚼，咽不下去。偶而发现有鸡窝似的小水坑，战士们顾不得水中有羊屎蛋，冲上去就喝。
西线战场狭窄而漫长。分散在500公里冰山雪岭中的印军入侵据点，大多都建起了强固的工事和防御设施。“而且印军据点都设在山的高处，打仗前必须得爬山。”穆洪千回忆说，他们有时候千辛万苦爬上山，到达一个印军据点，发现敌人早已逃跑。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部队全部在冰雪线上行军，每一、两个小时就要停车一次，让战士们下车活动一下冻僵的手脚。尽管如此，很多士兵还是被冻伤了。
“我的一个通讯员叫李志基，刚离开我往排里传达命令，就被一枚炮弹炸死。不到20分钟，我去看他的时候，已经冻得硬硬的了。”穆洪千回忆道。
战士们又冷又饿，饱受高原反应的折磨，完全靠意志力支撑。“大雪纷纷盖山头，革命战士不知愁，克服困难意志坚，战士个个硬骨头。”战士罗光樊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董年生记得打第四仗的那一次，早上起来突然肚子疼，部队马上出发了，怎么办？他掂起酒瓶子喝了半瓶酒，就上了战场。战斗开始了，他的肚子也不疼了。
到达甲岗—狮泉河一带，进入碟木绰克战区，部队才算完成了这次极其艰巨的长途转移任务。
李宝镇在日土第一次见到了藏民居住的地方。“那些藏民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解放军，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
过狮泉河的时候，河水冰冷刺骨，藏族百姓牵来几十匹马和牦牛，用整整一个晚上，才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和全部武器弹药驮过了对岸。
血战班公洛
“王忠殿牺牲的那场战斗，是我们打的最后一仗，也是最艰难的一仗。”李宝镇回忆道。
因为印度拒绝谈判，而且继续掀起反华浪潮，中央决定再次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彻底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
西线战场的军事任务，是拔除印军设在班公洛的7、8、9号军事据点以及莫尔多山脊上的16号据点。
班公洛位于班公湖南侧较开阔的起伏高地。1962年11月18日凌晨，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陆军4师11团各主攻连队紧临国境线，将敌人的7、8、9号据点从背后死死围住。
按照作战计划，9连向7号阵地发起冲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杀敌，全歼了敌人，胜利结束战斗。
“这时候，我们右侧的8连还在继续战斗，他们遇到了印军十分猛烈的火力阻击，久攻不下，营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派一个排支援8连。”穆洪千回忆道。
杨志成就是受命前往支援的战士之一。他记得，他们几个战士绕到8号哨卡后面，开始组织爆破。“头一组爆破上去了两个人，全部负伤，没到跟前就倒了；又冲上去一组，有一个负伤，也没拿下来。我和王忠殿是第三组。”
杨志成和王忠殿迅速接近敌人的碉堡，王忠殿拿了一个爆破筒，杨志成拿了一个炸药包。“他把爆破筒塞到碉堡的机枪射孔里，要拉爆破筒的时候，敌人把爆破筒抱住了，往外推，他就往里推。”杨志成回忆说。
杨志成藏在离王忠殿不远的一个墙角，把炸药包放好，等着王忠殿。这时，王忠殿突然朝他喊：“杨志成，撤下！我已经下不来了。”然后用身体顶住塞进碉堡的爆破筒，只听一声轰响，敌人的碉堡被炸飞，王忠殿壮烈牺牲。
杨志成放置的炸药包同时爆炸，他从离碉堡还有五六公尺的地方滚了下来。
“王忠殿牺牲的时间是11月18日早上8点20分。”杨志成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时刻。
穆洪千所在的指挥所离那个碉堡只有四、五十米，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士壮烈牺牲。“我们的战士太勇敢了，太伟大了！只知道往前冲啊。”
11月18日清晨，在班公洛地区斯潘古尔湖另一侧的莫尔多山巅，我军攻打印军16号据点的战斗也打得异常惨烈。
16号据点是楚舒勒印军指挥部的前沿观察哨和防御体系的屏障，一个月之内，他们增设了三道雷区，四道铁丝网，把整个山梁都封锁住了，并吹嘘这是一个“攻不破的堡垒”。
这场攻坚战任务，交给了与其对峙己久的阿里支队。贺登云和阿里支队副队长张昌奎指挥了这场战斗。出发的那天夜里，风大雪滑，战士们负荷很重，除背自己的武器弹药，还要扛两发炮弹或一根爆破筒。艰苦跋涉5个小时，部队还未来得及喘口气，攻击的时间已经到了。
“印军发起猛烈的阻击，炮弹和地雷不断爆炸，使我进攻部队严重受阻。冲锋在前的突击队员一个一个倒下，工兵们轮番上前，抱着爆破筒，爆炸开路。”贺登云说。
时至中午，这场惨烈的攻坚战终于结束了，阵地上遍地尸体和枪炮弹壳。我边防部队付出了惨痛的伤亡，才拔掉了这颗硬钉子。
50年过去了，但对贺登云来说，有一个画面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战士刘连友背着伤员一次次穿过雷区，从晚上一直背到第二天早上。有一个断了小腿的伤员，嫌自己的断腿甩来甩去碍事，便叫刘连友把他放下来，用小刀割掉了那只连着皮的脚……
▲老兵董年生回想起那些牺牲在雪域高原的战友，感慨万千：“这几十年，我一切都满足，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不满足！”
难忘康西瓦
凯旋而归，对每一位参战士兵来说，都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那一年，王忠殿成为家乡人民引以为荣的战斗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杨志成荣获一等功，也成为王忠殿英雄事迹的“宣传员”，到处做报告；李宝镇则火线入了党，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
战后，9连指导员穆洪千调到阿里军分区工作了10年，当上了阿里军分区副司令，后来调到阿克苏军分区当司令员。从阿里调离的时候，他在狮泉河做了个大花圈，用车拉到红柳滩的康西瓦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战友。
2005年，董年生到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也曾到红柳滩祭奠牺牲的战友。“战后这几十年，我一切都很满足，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不满足！”董年生说。
每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战的日子，杨志成、李宝镇和当年的战友们都会聚集在一起，自发地纪念一下。他们战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只要聚在一起，他们都感觉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
“回忆过去，既可怕又不可怕，既高兴，也残酷。残酷的是我的战友为了保卫祖国牺牲了，高兴的是我们把敌人赶出边境了。”杨志成对记者说，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趟康西瓦，看看那些老战友。
艾买尔·依提是一位当年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维族老兵，退伍后，他就开始在叶城县烈士陵园替战友守陵，一守就是42年。在他的手背上，纹刻着一支枪。他说：“这是为了提醒自己永远是个军人。如果再有敌人侵略我们，我还可以手握钢枪再上战场，像这些烈士一样勇往直前。”
“对我来讲，这一生永远忘不了啊！”杨志成对记者说。
1962年11月18日，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西线战斗的最后一场战役中，杨志成的战友王忠殿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往外推出的爆破筒，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也动摇了敌人最后的信心。
高原练奇兵
“我们这一茬兵都是河南焦作的。我入伍那年17岁，没谈过恋爱，一点儿负担都没有，党和祖国叫干啥就干啥。”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李宝镇回忆道。
1961年，中印边境涌动着不安定的气氛。初中毕业的李宝镇和同乡王忠殿一同参军，来到祖国的边疆阿克苏。17岁的煤矿工人杨志成也参了军，和王忠殿分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李宝镇则分在了机枪连。
当兵不到半年，王忠殿就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先后被评为“五好战士”和“射击标兵”。他在自己17岁的日记中写道：“我要向保尔学习，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镙丝钉和永不后退的战士。”
他们所在的陆军4师11团，前身是王震将军领导的359旅718团，以能征善战闻名天下。
1962年6月20日，部队接到军委命令，离开阿克苏开赴前线，途经阿瓦提、巴楚、阿图什、喀什、沙车，从叶城开始上山。
李宝镇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山，直插云霄的山峰让他惊奇不已，可以一直往前走，眼前都是光秃秃的石头，景色越来越凄凉，他的心情就慢慢有些低沉了。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进驻康西瓦红柳滩，在这里适应高原气候，进行战前的应急训练，学习战场上实用的印语，“卡毛特”（不许动）、“皮牙却罗”（缴枪不杀）的喊声生硬地在山间回响。
“刚上山时，大家都有高原反应，我们从汽车上要下来都要踩着轮胎，慢慢着地下，不能蹦；战士起床也不能吹哨子，气不够用，我们就这样喊：‘起—床—了’！”当年9连的副指导员、如今已77岁的董年生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模仿起当年的情景。
转眼到了秋天，集结在康西瓦的战士在高原已经练了几个月的兵，战事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边防线上不断传来印军侵犯我边境的消息，今天进犯我领土20公里，明天又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请战书接连不断送向康西瓦的前线指挥部。”董年生说。
1962年，阿里支队政治处主任贺登云只有33岁，他从南疆军区调到阿里边防支队已3年，亲眼目睹了印度“蚕食”中国边境的过程。“我们跟印度的边防斗争已经好多年了。他们进来，我们就往出挤，中央的边防政策要求‘不准开枪’，只能顶、逼、堵、围。”
“有一次，我们的炊事班长去给一个哨卡送饭，过来两个印度兵，堵住路不让走，炊事班长就非要过去，两个人肩膀顶肩膀，牲口也拉到一块儿顶，最后顶了过去。”贺登云说。
对贺登云来说，他当时最难做的思想工作，就是“不许开第一枪”。“战士们想不通啊！敌人侵入领土，为啥不把他們赶出去？我们拿的是枪，不是烧火棍！”
所有的官兵早已按捺不住，就等中央一声令下了。
红山头告捷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东西两线同时打响。西线战场的第一仗，是天文点地区的红山头战斗。
红山头是印军在西段的指挥中心和主要供应基地，印方在这里设有空投场和空降场。毛主席曾亲自作过指示：“打红山头对敌威胁最大。”
“我们打红山头只用了20分钟。”当年的9连指导员、如今已81岁的穆洪千用一口山东口音自豪地说。
经过整整一夜山路跋涉，部队悄无声息地进入敌后侧的阵地。拂晓时分，在炮火支援下，9连向红山头发起猛攻。“敌人在睡梦中被震醒，哇哇地向外跑。”李宝镇至今还记得当时战场上的情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炮声响成一片。”
“他们包抄印度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克斯韦尔在他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这一仗显然打得印军有点儿“晕头转向”。战斗结束，阵地已经被我军占领，印军指挥机关还派飞机向红山头空投物资。当地面部队向其射击时，它才恍然大悟，狼狈逃窜。
清理战场时，董年生提个手枪在周围转，突然发现大石头后面有啥东西在动，走到跟前一看，8个印度兵在那儿躲着。他用印度话喊了一句：“举起手来！”印度兵举手投降。他正押着这些俘虏往回走，头顶一架敌机飞过，俘虏一下子就乱了，董年生当机立断，“叭”“叭”两枪，撂倒两个俘虏，剩下的印度兵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回到连队，董年生才感到一阵后怕。“我的枪里只有五发子弹，打了两发还剩三发，俘虏都反抗的话，我还真难对付。”
董年生说，他在部队对手枪一直不感兴趣，“那么短一点，我打靶很少及格。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都没问题。”红山头战斗之后，连队干部都把手枪换成了冲锋枪，董年生挎到身上，一直到战斗结束都没离身。
和红山头战斗同时打响的是加勒万河谷歼灭战。我军同样集中了优势兵力，夜围晓袭，三面进攻，仅半小时就打掉印军10多个碉堡，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还活捉了其少校连长。不少印度士兵还未来得及穿上裤子就当了俘虏。
行走冰雪线
10月24日，天文点、河尾滩、空喀山口防区的入侵印军据点被我军全部扫除后，部队南下阿里，转战碟木绰克（即巴里加斯）和班公洛（斯潘古尔）地区。
“我们坐上汽车，装上帐蓬和军事装备离开了大红柳滩（康西瓦），向阿里进发。”多年以后，李宝镇对这次“吃冰雪，啃干粮，一路高歌”的千里转战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阿里是西藏的后藏，当时只有通过新疆这条惟一的公路才能到达，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而部队要到达的目的地都在6000米以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现在全是柏油路了。我们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李宝镇说。
行军途中，李宝镇的水壶常常冻成冰圪塔，只好把干粮塞在嘴里干嚼，咽不下去。偶而发现有鸡窝似的小水坑，战士们顾不得水中有羊屎蛋，冲上去就喝。
西线战场狭窄而漫长。分散在500公里冰山雪岭中的印军入侵据点，大多都建起了强固的工事和防御设施。“而且印军据点都设在山的高处，打仗前必须得爬山。”穆洪千回忆说，他们有时候千辛万苦爬上山，到达一个印军据点，发现敌人早已逃跑。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部队全部在冰雪线上行军，每一、两个小时就要停车一次，让战士们下车活动一下冻僵的手脚。尽管如此，很多士兵还是被冻伤了。
“我的一个通讯员叫李志基，刚离开我往排里传达命令，就被一枚炮弹炸死。不到20分钟，我去看他的时候，已经冻得硬硬的了。”穆洪千回忆道。
战士们又冷又饿，饱受高原反应的折磨，完全靠意志力支撑。“大雪纷纷盖山头，革命战士不知愁，克服困难意志坚，战士个个硬骨头。”战士罗光樊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董年生记得打第四仗的那一次，早上起来突然肚子疼，部队马上出发了，怎么办？他掂起酒瓶子喝了半瓶酒，就上了战场。战斗开始了，他的肚子也不疼了。
到达甲岗—狮泉河一带，进入碟木绰克战区，部队才算完成了这次极其艰巨的长途转移任务。
李宝镇在日土第一次见到了藏民居住的地方。“那些藏民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解放军，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
过狮泉河的时候，河水冰冷刺骨，藏族百姓牵来几十匹马和牦牛，用整整一个晚上，才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和全部武器弹药驮过了对岸。
血战班公洛
“王忠殿牺牲的那场战斗，是我们打的最后一仗，也是最艰难的一仗。”李宝镇回忆道。
因为印度拒绝谈判，而且继续掀起反华浪潮，中央决定再次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彻底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
西线战场的军事任务，是拔除印军设在班公洛的7、8、9号军事据点以及莫尔多山脊上的16号据点。
班公洛位于班公湖南侧较开阔的起伏高地。1962年11月18日凌晨，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陆军4师11团各主攻连队紧临国境线，将敌人的7、8、9号据点从背后死死围住。
按照作战计划，9连向7号阵地发起冲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杀敌，全歼了敌人，胜利结束战斗。
“这时候，我们右侧的8连还在继续战斗，他们遇到了印军十分猛烈的火力阻击，久攻不下，营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派一个排支援8连。”穆洪千回忆道。
杨志成就是受命前往支援的战士之一。他记得，他们几个战士绕到8号哨卡后面，开始组织爆破。“头一组爆破上去了两个人，全部负伤，没到跟前就倒了；又冲上去一组，有一个负伤，也没拿下来。我和王忠殿是第三组。”
杨志成和王忠殿迅速接近敌人的碉堡，王忠殿拿了一个爆破筒，杨志成拿了一个炸药包。“他把爆破筒塞到碉堡的机枪射孔里，要拉爆破筒的时候，敌人把爆破筒抱住了，往外推，他就往里推。”杨志成回忆说。
杨志成藏在离王忠殿不远的一个墙角，把炸药包放好，等着王忠殿。这时，王忠殿突然朝他喊：“杨志成，撤下！我已经下不来了。”然后用身体顶住塞进碉堡的爆破筒，只听一声轰响，敌人的碉堡被炸飞，王忠殿壮烈牺牲。
杨志成放置的炸药包同时爆炸，他从离碉堡还有五六公尺的地方滚了下来。
“王忠殿牺牲的时间是11月18日早上8点20分。”杨志成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时刻。
穆洪千所在的指挥所离那个碉堡只有四、五十米，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士壮烈牺牲。“我们的战士太勇敢了，太伟大了！只知道往前冲啊。”
11月18日清晨，在班公洛地区斯潘古尔湖另一侧的莫尔多山巅，我军攻打印军16号据点的战斗也打得异常惨烈。
16号据点是楚舒勒印军指挥部的前沿观察哨和防御体系的屏障，一个月之内，他们增设了三道雷区，四道铁丝网，把整个山梁都封锁住了，并吹嘘这是一个“攻不破的堡垒”。
这场攻坚战任务，交给了与其对峙己久的阿里支队。贺登云和阿里支队副队长张昌奎指挥了这场战斗。出发的那天夜里，风大雪滑，战士们负荷很重，除背自己的武器弹药，还要扛两发炮弹或一根爆破筒。艰苦跋涉5个小时，部队还未来得及喘口气，攻击的时间已经到了。
“印军发起猛烈的阻击，炮弹和地雷不断爆炸，使我进攻部队严重受阻。冲锋在前的突击队员一个一个倒下，工兵们轮番上前，抱着爆破筒，爆炸开路。”贺登云说。
时至中午，这场惨烈的攻坚战终于结束了，阵地上遍地尸体和枪炮弹壳。我边防部队付出了惨痛的伤亡，才拔掉了这颗硬钉子。
50年过去了，但对贺登云来说，有一个画面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战士刘连友背着伤员一次次穿过雷区，从晚上一直背到第二天早上。有一个断了小腿的伤员，嫌自己的断腿甩来甩去碍事，便叫刘连友把他放下来，用小刀割掉了那只连着皮的脚……
▲老兵董年生回想起那些牺牲在雪域高原的战友，感慨万千：“这几十年，我一切都满足，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不满足！”
难忘康西瓦
凯旋而归，对每一位参战士兵来说，都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那一年，王忠殿成为家乡人民引以为荣的战斗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杨志成荣获一等功，也成为王忠殿英雄事迹的“宣传员”，到处做报告；李宝镇则火线入了党，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
战后，9连指导员穆洪千调到阿里军分区工作了10年，当上了阿里军分区副司令，后来调到阿克苏军分区当司令员。从阿里调离的时候，他在狮泉河做了个大花圈，用车拉到红柳滩的康西瓦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战友。
2005年，董年生到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也曾到红柳滩祭奠牺牲的战友。“战后这几十年，我一切都很满足，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不满足！”董年生说。
每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战的日子，杨志成、李宝镇和当年的战友们都会聚集在一起，自发地纪念一下。他们战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只要聚在一起，他们都感觉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
“回忆过去，既可怕又不可怕，既高兴，也残酷。残酷的是我的战友为了保卫祖国牺牲了，高兴的是我们把敌人赶出边境了。”杨志成对记者说，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趟康西瓦，看看那些老战友。
艾买尔·依提是一位当年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维族老兵，退伍后，他就开始在叶城县烈士陵园替战友守陵，一守就是42年。在他的手背上，纹刻着一支枪。他说：“这是为了提醒自己永远是个军人。如果再有敌人侵略我们，我还可以手握钢枪再上战场，像这些烈士一样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