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刘开渠，很多人首先会想起由他主持并与同时代优秀雕塑家一起设计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想起他雕刻的马克思、孙中山、蔡元培等一系列名人雕塑。作为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为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发展倾尽了毕生精力，然而他作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中国美术馆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成就更不容忽视。

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渠”

　　刘开渠于1920年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21年升入大学部。1925年为孙中山追悼会现场画巨幅遗像，次年在中央公园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人像、风景、写生等作品。他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1928年初，受蔡元培之命，劉开渠与林风眠等赴杭州西湖为国立艺术院选址并参与筹建。同年，经蔡元培推荐，刘开渠赴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专攻雕塑，师从朴舍教授。也是这段时间，他结识了雕塑家马约尔、布德尔，并与马克思曾外孙龙格同窗成为挚友。1933年回国后，刘开渠担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据女儿刘米娜回忆，刘开渠回国后去拜访蔡元培先生，恰逢鲁迅先生也在场，当鲁迅得知他留法学习雕塑时大加赞赏：“过去中国人只做泥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这句话不仅为刘开渠指明了雕塑创作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现实主义之路。

　　的确，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是塑佛像、塑俑子，而不塑现实人物，尽管有时会以现实人物为参照，但并不塑造某个具体的人。因此，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鲜有真实指向的人物塑像。而正是以刘开渠为代表的一批现代雕塑家，通过对西方雕塑的深入学习，又以民族传统为依托，不断尝试将西方古典写实手法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最终促成了中国雕塑的现代性转型，创立了现代中国雕塑的写实风范。因此，刘开渠也被誉为“中国现代写实雕塑的拓荒者”。

为民族立碑，建立时代新审美

　　刘开渠留法归国后的时期，虽然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增添了许多，但中国普通百姓仍不理解雕塑在社会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能起到怎样的功用。在这种情况下，尊崇蔡元培“艺术为人生、为美化社会、为国家”精神导向的刘开渠，开始塑造民族英雄形象，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认同感。在这一阶段，他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像》以及一系列关于抗战题材的纪念碑雕塑，如《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影响极为广泛。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雕塑家的经典作品、展览活动及获奖情况，刘开渠在中国境内的影响力和作品数量都超过了绝大多数同期活动的雕塑家。如果说这些作品初步奠定了刘开渠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崇高地位，那么，1953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进京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创作与兴建工作，无疑进一步确认了他作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领导者之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和无名英雄立碑，是共和国首个大型公共艺术工程。刘开渠主持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碑上的每个人物都是高度凝练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形象，不突出个性而是反映共性：农民和工人的质朴，妇女和儿童的可爱，老人的稳重慈祥……这些人物脸上的期待、喜悦、幸福、舒缓的表情与冲锋战士面部紧张的神色形成了对比，让观者感受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更深化了人民英雄值得敬爱、值得牢记的意义。
　　由于时代的需要，刘开渠还创作了一批颇能表现人物庄严气质和突出个性的领袖作品，《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周恩来选集》封面上所使用的领袖浮雕肖像，皆为刘开渠创作。可以想象，当这些领袖浮雕肖像随着领袖选集而进入千家万户时，刘开渠用美术作品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多么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看来，刘开渠的雕塑艺术，记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映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文化，凸显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其生命轨迹始终与时代脉搏同跃动，与国家命运共呼吸，与人民需求心相通。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温这些经典作品，对当下美术界探索艺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多方位雕塑中国现代美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