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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从现代化视角对农民市民化的内涵进行了简要阐释，然后针对义乌改革开放以来，从“兴商建市”推动下的人口地理集散角度论述“农民市民化”实践，对其历程、动力机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别论述，最后对其在新形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义乌市场；推拉理论；角色再造；新型城镇化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内涵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同时伴随着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转变。所以，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市民化过程，更是农村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城市生活冲击下的融合提升过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深刻的揭示了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
义乌以专业市场闻名于世，多年来不断深化“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大力实施“贸工联动”，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聚集着前所未有的爆发力、扩张力。2011年3月启动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更是为义乌转型发展、争创内陆“小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所以，有必要回顾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特点与不足，以便充分利用“义乌试点”改革的契机，推动相关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创造更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环境，取到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成果，为建设国际性商贸名城提供内在动力。
一、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农民市民化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职业的转变；二是地域的转移；三是身份的转变；四是角色转型和再造，即实现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向市民的顺利转变，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即是职业和地域转变的过程，而农村土地、户籍等制度方面的变迁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只是个时间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点在于第四阶段，它需要较长时期的作用。
纵观义乌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义乌专业市场的每一次拓展提升都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着义乌人口在地理上的有趋向集散，即逐步从各乡镇、街道向义乌市场区域转移，农民市民化几乎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转变，“新市民”处于艰难的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到城市摆摊经商的少部分人，开始了农村职业非农化的进程；到20世纪末，义乌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通过“以贸促工、贸工联动”使得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逐渐突显，不少村出现了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了职业非农化进程；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给义乌专业市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义乌小商品走向国际的同时，对义乌城市的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2002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并于2003年制定颁发《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行政区划从原来的21个乡镇并调为6个镇和7个街道办事处，拓宽了中心城区和卫星镇的同时，建成区规划范围不断往外扩张，城镇户籍人口从原来的3万发展到23.24万（2011年数据）左右，大量从事进城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全市城市化率年均新增3%左右，年均数万人成为“城里人”。2008年以来出现的“非转农”现象，一度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分析原因，正是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是经济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农村进行的一次利益调整，是对农业长期支持工业的一种“经济反哺”，本质上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逆流。逐渐抹平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差异，将为户籍、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改革铺平道路，有利于下文将要提到的“城中村”、“空心村”、“村改居困难”问题的解决。
二、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机制
随着义乌专业市场国际化、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农民市民化正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农民市民化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催生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是转型期我们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内在要求，分析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同时优化其农民市民化的质量。我们主要运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Lee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来解释动力机制下义乌农民市民化的演化过程，并结合义乌的情况进行恰当的延伸。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进程会受到来自农村内部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推力”是从农民市民化的主体出发，着重于促进农民主动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拉力”是从作为主体的农民所受到的外部驱动出发，着重于能够促使农民被动接受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业化、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市现代化带来的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受教育和工资水平、较好的生活品质等等。
结合义乌的实际情况，推力和拉力是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农民市民化”萌芽期，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四个允许”的决定开启了经商合法之路，除了极少部分农民通过考上大学实现非农化，大部分农民主要是受到县城里经商可以获得比农村务农更高的收入的期待的“推力”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农民市民化”加速发展期，政府于1993年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主导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壮大，“以贸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战略促使了城市社区专业街林立和一村一品的风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拉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或务工，或自己经商创业，逐步扎根城市；21世纪至今是“农民市民化”新时期，随着加入WTO带来的国际贸易大发展大繁荣，义乌经济社会进入跨越式发展期，《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等战略政策的相继出台，助推了旧城改造、撤村建居、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对农民市民化的“拉力”作用得到极大提升。当然随之产生的空心村、城中村等问题也考量着农民市民化的质量，而“农转非”、“非转农”等政策的出台也是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户籍、财税金融等体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利益分配更为公平的调整，有利于“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发挥。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很有必要保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以确保动力机制的运行。回顾义乌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经历的数轮强县扩权，实施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出台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义乌市被征地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暂行办法》、《义乌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办法》、《义乌新农村建设二十条》等政策都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提高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形势下，新型城镇化正蓄势铺开，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政府一系列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金融和行政区划方面的联动改革，将有效解开农民非农化进程中涉及到的农民搬迁补偿政策、宅基地流转、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对推拉机制的制肘，释放推拉机制的效力，提升农民市民化的品质。
三、义乌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1、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不同步使得义乌广大农村产生“空心村”现象。具体表现为不少村民挤到村庄外围交通较好的地方私建住宅，时间一长，旧村也就“空”了，加上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到位，反映着人们存在着“能占就占、能多占就多占”的思想和观念，既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又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和农村的旧村改造。根本原因在于义乌目前的宅基地有序流转制度尚未建立，宅基地产权不明晰，宅基地的收益分配不清晰，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进退两难。
2、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城中村”、“村改居困难”、村官腐败、“房东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如宅基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的分红，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如务工人员和加工厂的租金收入，进城成为户籍上的市民积极性不高。而一旦丧失农村居民这种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些丰厚的稳定收益，从而产生“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曾经发生的数百名公务员“争当农民”的怪事即是明证。
3、“新农村建设”使得广大农民享受到市场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问题主要有：①规划部门在新农村规划设计方面一味迎合群众的经济利益，深受诸如新建房屋一定要“有天有地”等群众思想的影响，对未来缺乏长远的打算，产生的大量雷同的“三合一”联体排屋，形成的清一色专业经营村布局，既使得居民有房住不完，房屋空置率很高给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使得义乌更像一个农民城，与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义乌市城市形象不相称；②外来就业人口的增多促进了“食租”群体的滋生，弱化了人文优势，延缓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部分村民靠房屋租金生活，缺乏进取精神，根本不愿就业，而部分富二代则开始习惯吃喝玩乐的攀比，这些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市民素质的提高，加剧了农民市民化的“文化硬伤”，这与义乌试点推进下的国际化战略背道而驰；③房屋建设过分注重出租经济效益，忽视了绿化及环境保护，随之而来的脏乱差现象普遍，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所以有必要完善社区服务和管理，努力寻求解决农民意识与城市居民身份的矛盾，依靠社区力量，来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品质，并为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4、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角色转型和再造问题不到位，是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由于个人能力和水平差异，对于市民这一角色的行为标准不清楚，对于市民角色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对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工程背后的城乡一体化、最终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并没有多大的体会，从而导致职业、地域乃至户籍身份已经实现转变的情况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依然没有得到质的转变。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在坚持“兴商建市”战略、大力推进义乌试点改革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的文化积累，提升文化品位，构建诸如职业培训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农民市民化向“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的两富生活迈进。在农民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政府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推进，以保障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顺利深入：
①宏观层面，继续进行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改革、户籍与居住证制度挂钩、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为推拉理论的效力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②中观层面，大力鼓励、扶持、促进社会组织举办各种活动来提升“新市民”的社会参与度，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丰富其职业经历和生活体验，进而保障农民市民化以后的社会权利，确保、提升其社会地位；
③微观层面，加大现代观念、文明准则和城市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现代法制观念、城市公共生活意识等等，使思想和行动跟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四、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问题即是机遇，结合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部署和义乌试点的改革精神，我们不难看出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1、义乌将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农民市民化。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倾向明显，下一步的城镇化将有别于原有的人口、土地规模化扩张的城镇化，将更注重质量，以紧凑、多样、低碳为原则因地制宜。接下去的义乌新农村建设、农村城市化进程将从原有的经济利益导向中摆脱出来，将更注重农民市民化的质量，实现物质富裕的同时追求精神富有，城镇建设模式趋于多样化，将有更多的花园式新农村新社区出现。
2、特大镇将成为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突破口，通过中心镇、一般镇和中心村构成一个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经济综合体，成为承载农民非农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平台。新型城镇化的部署之一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将按照小城镇落户先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继续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鉴于佛堂镇在2010年底成为浙江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在佛堂进行试点。于此同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义乌将继续推进居住证制度，将较快的实现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衔接。随着国际贸易对义乌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农民宅基地确权、流转、有偿退出等制度创新也将以试点的形式试行，这无疑会从制度上放开对农民市民化的制肘。
3、农民市民化进入角色再造时期的攻坚时期，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联动作用，身体、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三方面的素质将得到质的提升，农民将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市民，具有现代化理念、国际化视野的新市民将成为义乌国际化进程中一股强大的推动力。空心村、城中村等现象，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说：“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农民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的终结，而是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类比法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所发生的，当前中国的农民市民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后来又渐渐迁移回农村，使得农村以一种新的方式而存在，最终完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乡村社区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而义乌毫无疑问将走在这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前面，在义乌试点改革的旗帜指引下，以开拓进取精神，不断深化农民市民化的伟大实践。（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陆立军、王祖强、杨志文.义乌模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2]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4期.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论学派的主张.《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5期.
[5]蔡小玲.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中存在问题分析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4）.
[6]蔡小玲.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义乌市“空心村”现象的原因分析及治理措施.《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2）.
[7]侯志远、王静.城郊农民市民化动力系统的构建与分析.《理论导刊》2011，6.
[8]熊萍.户籍制度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机制探析.《农村经济》2012年第6期.
[9]降蕴彰.新城镇化拟定硬指标，户籍、土改重点渐明.《经济观察报》2013年4月27日.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义乌市场；推拉理论；角色再造；新型城镇化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内涵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同时伴随着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转变。所以，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市民化过程，更是农村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城市生活冲击下的融合提升过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深刻的揭示了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
义乌以专业市场闻名于世，多年来不断深化“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大力实施“贸工联动”，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聚集着前所未有的爆发力、扩张力。2011年3月启动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更是为义乌转型发展、争创内陆“小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所以，有必要回顾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特点与不足，以便充分利用“义乌试点”改革的契机，推动相关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创造更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环境，取到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成果，为建设国际性商贸名城提供内在动力。
一、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农民市民化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职业的转变；二是地域的转移；三是身份的转变；四是角色转型和再造，即实现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向市民的顺利转变，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即是职业和地域转变的过程，而农村土地、户籍等制度方面的变迁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只是个时间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点在于第四阶段，它需要较长时期的作用。
纵观义乌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义乌专业市场的每一次拓展提升都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着义乌人口在地理上的有趋向集散，即逐步从各乡镇、街道向义乌市场区域转移，农民市民化几乎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转变，“新市民”处于艰难的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到城市摆摊经商的少部分人，开始了农村职业非农化的进程；到20世纪末，义乌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通过“以贸促工、贸工联动”使得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逐渐突显，不少村出现了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了职业非农化进程；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给义乌专业市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义乌小商品走向国际的同时，对义乌城市的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2002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并于2003年制定颁发《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行政区划从原来的21个乡镇并调为6个镇和7个街道办事处，拓宽了中心城区和卫星镇的同时，建成区规划范围不断往外扩张，城镇户籍人口从原来的3万发展到23.24万（2011年数据）左右，大量从事进城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全市城市化率年均新增3%左右，年均数万人成为“城里人”。2008年以来出现的“非转农”现象，一度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分析原因，正是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是经济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农村进行的一次利益调整，是对农业长期支持工业的一种“经济反哺”，本质上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逆流。逐渐抹平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差异，将为户籍、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改革铺平道路，有利于下文将要提到的“城中村”、“空心村”、“村改居困难”问题的解决。
二、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机制
随着义乌专业市场国际化、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农民市民化正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农民市民化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催生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是转型期我们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内在要求，分析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同时优化其农民市民化的质量。我们主要运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Lee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来解释动力机制下义乌农民市民化的演化过程，并结合义乌的情况进行恰当的延伸。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进程会受到来自农村内部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推力”是从农民市民化的主体出发，着重于促进农民主动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拉力”是从作为主体的农民所受到的外部驱动出发，着重于能够促使农民被动接受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业化、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市现代化带来的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受教育和工资水平、较好的生活品质等等。
结合义乌的实际情况，推力和拉力是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农民市民化”萌芽期，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四个允许”的决定开启了经商合法之路，除了极少部分农民通过考上大学实现非农化，大部分农民主要是受到县城里经商可以获得比农村务农更高的收入的期待的“推力”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农民市民化”加速发展期，政府于1993年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主导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壮大，“以贸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战略促使了城市社区专业街林立和一村一品的风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拉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或务工，或自己经商创业，逐步扎根城市；21世纪至今是“农民市民化”新时期，随着加入WTO带来的国际贸易大发展大繁荣，义乌经济社会进入跨越式发展期，《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等战略政策的相继出台，助推了旧城改造、撤村建居、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对农民市民化的“拉力”作用得到极大提升。当然随之产生的空心村、城中村等问题也考量着农民市民化的质量，而“农转非”、“非转农”等政策的出台也是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户籍、财税金融等体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利益分配更为公平的调整，有利于“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发挥。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很有必要保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以确保动力机制的运行。回顾义乌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经历的数轮强县扩权，实施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出台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义乌市被征地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暂行办法》、《义乌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办法》、《义乌新农村建设二十条》等政策都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提高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形势下，新型城镇化正蓄势铺开，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政府一系列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金融和行政区划方面的联动改革，将有效解开农民非农化进程中涉及到的农民搬迁补偿政策、宅基地流转、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对推拉机制的制肘，释放推拉机制的效力，提升农民市民化的品质。
三、义乌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1、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不同步使得义乌广大农村产生“空心村”现象。具体表现为不少村民挤到村庄外围交通较好的地方私建住宅，时间一长，旧村也就“空”了，加上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到位，反映着人们存在着“能占就占、能多占就多占”的思想和观念，既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又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和农村的旧村改造。根本原因在于义乌目前的宅基地有序流转制度尚未建立，宅基地产权不明晰，宅基地的收益分配不清晰，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进退两难。
2、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城中村”、“村改居困难”、村官腐败、“房东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如宅基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的分红，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如务工人员和加工厂的租金收入，进城成为户籍上的市民积极性不高。而一旦丧失农村居民这种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些丰厚的稳定收益，从而产生“城中村”的顽症、“村改居”的艰难。曾经发生的数百名公务员“争当农民”的怪事即是明证。
3、“新农村建设”使得广大农民享受到市场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问题主要有：①规划部门在新农村规划设计方面一味迎合群众的经济利益，深受诸如新建房屋一定要“有天有地”等群众思想的影响，对未来缺乏长远的打算，产生的大量雷同的“三合一”联体排屋，形成的清一色专业经营村布局，既使得居民有房住不完，房屋空置率很高给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使得义乌更像一个农民城，与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义乌市城市形象不相称；②外来就业人口的增多促进了“食租”群体的滋生，弱化了人文优势，延缓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部分村民靠房屋租金生活，缺乏进取精神，根本不愿就业，而部分富二代则开始习惯吃喝玩乐的攀比，这些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市民素质的提高，加剧了农民市民化的“文化硬伤”，这与义乌试点推进下的国际化战略背道而驰；③房屋建设过分注重出租经济效益，忽视了绿化及环境保护，随之而来的脏乱差现象普遍，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所以有必要完善社区服务和管理，努力寻求解决农民意识与城市居民身份的矛盾，依靠社区力量，来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品质，并为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4、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角色转型和再造问题不到位，是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由于个人能力和水平差异，对于市民这一角色的行为标准不清楚，对于市民角色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对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工程背后的城乡一体化、最终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并没有多大的体会，从而导致职业、地域乃至户籍身份已经实现转变的情况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依然没有得到质的转变。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在坚持“兴商建市”战略、大力推进义乌试点改革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的文化积累，提升文化品位，构建诸如职业培训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农民市民化向“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的两富生活迈进。在农民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政府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推进，以保障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顺利深入：
①宏观层面，继续进行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改革、户籍与居住证制度挂钩、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为推拉理论的效力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②中观层面，大力鼓励、扶持、促进社会组织举办各种活动来提升“新市民”的社会参与度，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丰富其职业经历和生活体验，进而保障农民市民化以后的社会权利，确保、提升其社会地位；
③微观层面，加大现代观念、文明准则和城市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现代法制观念、城市公共生活意识等等，使思想和行动跟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四、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问题即是机遇，结合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部署和义乌试点的改革精神，我们不难看出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1、义乌将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农民市民化。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倾向明显，下一步的城镇化将有别于原有的人口、土地规模化扩张的城镇化，将更注重质量，以紧凑、多样、低碳为原则因地制宜。接下去的义乌新农村建设、农村城市化进程将从原有的经济利益导向中摆脱出来，将更注重农民市民化的质量，实现物质富裕的同时追求精神富有，城镇建设模式趋于多样化，将有更多的花园式新农村新社区出现。
2、特大镇将成为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突破口，通过中心镇、一般镇和中心村构成一个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经济综合体，成为承载农民非农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平台。新型城镇化的部署之一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将按照小城镇落户先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继续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鉴于佛堂镇在2010年底成为浙江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在佛堂进行试点。于此同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义乌将继续推进居住证制度，将较快的实现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衔接。随着国际贸易对义乌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农民宅基地确权、流转、有偿退出等制度创新也将以试点的形式试行，这无疑会从制度上放开对农民市民化的制肘。
3、农民市民化进入角色再造时期的攻坚时期，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联动作用，身体、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三方面的素质将得到质的提升，农民将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市民，具有现代化理念、国际化视野的新市民将成为义乌国际化进程中一股强大的推动力。空心村、城中村等现象，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说：“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农民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的终结，而是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类比法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所发生的，当前中国的农民市民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后来又渐渐迁移回农村，使得农村以一种新的方式而存在，最终完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乡村社区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而义乌毫无疑问将走在这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前面，在义乌试点改革的旗帜指引下，以开拓进取精神，不断深化农民市民化的伟大实践。（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陆立军、王祖强、杨志文.义乌模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2]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4期.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论学派的主张.《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5期.
[5]蔡小玲.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中存在问题分析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4）.
[6]蔡小玲.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义乌市“空心村”现象的原因分析及治理措施.《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2）.
[7]侯志远、王静.城郊农民市民化动力系统的构建与分析.《理论导刊》2011，6.
[8]熊萍.户籍制度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机制探析.《农村经济》2012年第6期.
[9]降蕴彰.新城镇化拟定硬指标，户籍、土改重点渐明.《经济观察报》2013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