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智利和阿根廷文坛活跃着一批被称作“子辈一代”或“第二代作家”的年轻作家（La generación de los hijos）。他们多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独裁时期，很多人的父辈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期间和阿根廷肮脏战争中遭到过逮捕、囚禁、虐待，甚至秘密谋杀，遗体至今下落不明。其中的代表作家有费利克斯·布鲁索内（Felix Bruzzone，代表作《间谍》[Los topos]）、劳拉·阿尔科瓦（Laura Alcoba，代表作《兔之家》[La casa de los conejos]）、埃尔内斯托·赛曼（Ernesto Semán，代表作《我是新中国一名勇敢的飞行员》[Soy un bravo piloto de la nueva China]），等等。但是，“子辈一代”也泛指所有成长在独裁中、童年多少被国家暴力阴影所标记的象征性一代。他们的父母既不为军政府服务，更不同情地下反抗运动；他们的父母对政治不甚关心，但会在看报纸和电视时，偶尔发表意见，或简短几句对左派团体的咒骂；他们的父母既不是凶手也不是受害者，他们被称为偏右倾思维的旁观者。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智利作家桑布拉也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茵凡塔斯（Alejandro Zambra Infantas），一九七五年生于圣地亚哥，毕业于智利大学西语文学系，现于迭戈·波尔塔雷斯大学传播与文学系任教。他被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三十五岁以下西班牙语最优秀青年作家”之一，也被诸多评论家称为继波拉尼奥之后智利最出色的青年作家。但在Vice杂志近期所作的一次访谈中，桑布拉说将其与波拉尼奥相提并论令他羞愧，因为结果必然是伟大的波拉尼奥胜出。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是伪造文学史的《美洲纳粹文学》，这之后，波拉尼奥每出版新作，桑布拉就会马上买来仔细阅读。在其他一些访谈中，桑布拉也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甚至有些许古怪的生活经历：他说如果回到十八岁，他会选择日语专业而非文学专业（川端康成的《美丽与哀愁》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大学期间从未想到会成为作家，因为阅读是他最大的兴趣；理论上是素食和环保主义拥护者，但实际上以肉食为生；有长期头痛症状，但也长期抽烟；他养了一只猫，取名为黑暗；热爱足球，是智利足球俱乐部科洛科洛的忠实粉丝；曾在旅游保险公司做过夜班电话接线员，选择夜班是因为深夜更适合阅读。
　　熟悉桑布拉作品的读者会发现，这一切私密经历，都在其创作中都留下了影子。二○一三年出版的《我的文档》（Mis documentos）更是如此。这是桑布拉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这之前，桑布拉出版过两部诗集（《无用的海湾》[Bahía inútil]，《转变》[Mudanza]），小说三部曲（《盆景》[Bonsái]，《树的私密生活》[La vida privada de los árboles]，以及《回家的路》），一本关于阅读与文学的散文集《未读之书》（No leer），之后还有一本由九十个模仿考试多选题构成的古怪小册子《复刻》（Facsímil），另外还有零散发表在期刊和媒体的若干文学评论。
　　虽然涉猎文体众多，读者在桑布拉的作品中（尤其是近期的虚构作品）很容易察觉出一种奇妙的连贯性，包裹在作者那标志性的、漫不经心的语气下，被作者诗人的本能所引领：人物多有相似之处，主人公多为失意的中青年男性，热衷于阅读，以写作为生或者间歇性地进行文学创作，不渴望婚姻却执着于爱情，但爱情多以失败告终；大量的心理描写，跳跃、破碎且繁琐，延承了前辈智利女作家玛利亚·路易莎·彭巴尔（María Luisa Bombal）以及乌拉圭作家费里斯贝尔托·埃尔南德斯（Felisberto Hernánedez）的叙事风格（桑布拉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这两位作家对其创作影响颇深）；像博尔赫斯一样，小说家桑布拉身上总是能看到诗人桑布拉的影子；语言简约、平实、缓和，没有细致入微的传统现实主义描写和符合逻辑的清晰剧情铺垫；正相反，桑布拉推崇适当的缺失、间断和缄默，因为在记忆中不断寻找过去的历程充满了一个个难以填补的空白。
　　不论是叙事的环境、语言的节奏还是人物的刻画，这一系列连贯性在《我的文档》中的十一部短篇中延续下来。这部被美国文学评论杂志《当代世界文学》评为“近二十年来最好的短篇集”的作品分为三部分（英译本分为四部分）。与集子同名的开头的一篇单独作为第一部分。此篇讲述了在家庭电脑刚开始普及的年代，一个男孩对打字机的迷恋。当他的父亲得意地给他展示新购置的电脑时，男孩勉强假装出羡慕和惊喜，而内心深处却对秘书桌上摆放的一台奥利维蒂牌打字机十分渴望。男孩的母亲也拥有这么一台打字机，用来抄录祖母写的诗。家族的记忆在诗意的记录中延续，母亲清脆而快速的打字声、打字机换行时发出的“叮”的机械节奏令他十分痴迷。
　　这篇作品结尾的比喻颇为有趣，同时又略显沉重：“我的父亲是电脑，我的母亲则是打字机。我曾是个空白的记事本，现在我是一本书。”此番话的灵感，来自于墨西哥女作家何赛菲娜·比森斯（Josefina Vicens）一九五八年发表的小说《空书》（El libro vacío），关于在继续写作与放弃写作之间的不断挣扎：“这一切以及我即将写下的一切，仅仅是为了什么都不说。结果将会是满页的文字，但书却空空如也。”桑布拉二○一三年在母校智利大学文学系作演讲时也提到这段童年记忆。在《记事本，文档，书》（Cuaderno， archivo， libro）这篇演讲稿中，桑布拉试图阐述，对于智利年轻一代作家来说，独裁后的写作是什么，零散的记忆如何形成作品。他也谈到如何在父辈文学的光环下写作，他说聂鲁达任何诗集的初版都比不上胡安·路易斯·马丁内斯（Juan Luis Martínez）和恩里克·林（Enrique Lihn）的影印本来的珍贵。而这一切都贯穿在桑布拉对写作工具衍变的观察中。他说从九十年代开始，电脑的大量普及不仅改变了写作的方式，更影响了作家的思维习惯。对于诗人桑布拉来说，电脑写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诗歌的创作，因为其不甚灵活的格式把诗歌紧紧束缚在文字符号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内。记事本上的多次修改、纸边的涂鸦、不慎洒下的红酒和烟灰，以及手指、铅笔、肘部三者共同协作发出的奇妙噪音，都是创作的一部分。 　　“我们是过渡期的一代，从打字机过渡到电脑。但电脑已经迅速变成了我们与之并生的堕落。写这些故事时，我对那些过时了的物件特别感兴趣，”桑布拉在和《水星日报》的访谈中说。对于成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来说，相比于电脑，笔尖上的创作和打字机的清脆节奏虽已陈旧，却代表了他们对过去记忆的留恋。这记忆时而美好时而伤感，充满了生活的繁琐细节；时而透着些许残忍，因为人物顽固而闭锁的内心世界，时常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被外界的暴力无情入侵。以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教育制度（桑布拉创作中常见严酷现实的体现之一）作为背景，短篇集第二部分的开篇《国立中学》（Instituto Nacional）便是此类话题的代表作。此篇的第三部分的结构整齐，所有段落都以相同的句式“我记得……”起始，记录印象中中学生活的各种细节与点滴：“我记得”学习名词从句和形容词从句；“我记得”优秀的老师和愚蠢的老师；“我记得”那个因为穿了白色袜子而被老师羞辱、继而辍学的同学，那个留级数次而自杀的同学和那些和“我”一起在课间休息时偷偷抽大麻的同学；“我记得”如何骄傲而大声地喊出学校的名字；此外，“我记得”，每次提到所有从国立中学毕业的历届智利总理们时，他们总是刻意跳过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
　　一句句的“我记得……”最后汇成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一段段重复的话语背后，是桑布拉和同龄作家对于复原过去的执着，而写作则是他们记录这些记忆碎片的手段。阿根廷著名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贝雅特丽丝·萨尔洛曾在她的著作《过去的时光：有关记忆文化和主体性变化的探讨》（Tiempo pasado： Cultura de la memoria y giro subjetivo. Una discusion）中，讨论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对于过去的重建，本质上就是一个建立在这些破碎的记忆之上、主观判定和在矛盾中斡旋的过程。
　　关于记忆的写作，桑布拉说，有两个话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两种对质，令他着迷：一方面，没有一种记忆是完全私密的，个人记忆总是被集体社会所干扰；但另一方面，单一纯粹的集体记忆也是不存在的。年轻一代作家的个人记录，从而慢慢汇集并衍生出另一种多重的集体记忆：在这里，第一人称叙述并不是唯一的“我”，而是“我们”；“我们”的记忆丰富而别样，由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编织而成，尤其是那些在军政府独裁政治下和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及其后代；“我们”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那些压抑的情感，终于得以发声。这一段段关于独裁和独裁后的私密个人经历（复数histories），对所谓正史的唯一版本（单数the History）进行不断的扩充和挑战。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桑布拉和其他第二代作家的作品中，发声并不等于对国家暴力的高声控诉和直接责难。在《回家的路》篇首引语里，出现了法国小说家罗曼·加里的一句话：“我没有呐喊，而是写作。”第二代作家作品中废墟般的破碎寓意，正如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以及德曼的《时间的修辞》中所写，适合在文学中间接地审视历史的衰退以及悼念父辈的失败。相比于第一代作家，那些在独裁中遭受过绑架、迫害和精神及肉体折磨的直接受害者，在独裁中度过童年的第二代作家如桑布拉，对成人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知半解，童年的岁月也只是懵懵懂懂一晃而过：
　　他们（指作者的父辈）似乎注定难逃厄运，一无所知的我们则被庇护于阴云之下。成人们互相残杀时，我们躲在角落里涂涂画画。这个国家土崩瓦解时，我们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叠着纸轮船和纸飞机。最后，当小说成为事实，我们却玩儿起了捉迷藏，消失不见。（引自《回家的路》）
　　但，童年中最快乐的记忆，也会在独裁的暴力和残忍面前变得荒谬，空虚，不值一提。《回家的路》中有这么一段少不经事般对独裁者的描写：
　　至于皮诺切特，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电视人物，他的节目播出时间随心所欲，我也因此而讨厌他，讨厌他那些总是打断精彩纷呈的节目的无聊国家频道。后来我同样厌恶他，因为他是个混蛋，是个刽子手。不过当时，我对他不满的原因还仅限于电视上那些不合时宜的做秀。
　　独裁之后，面对后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幻想破灭，这一代年轻人试图从童年的记忆中寻找过去。他们专心于包裹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看似平淡无奇的瞬间（比如，读父辈的文学，创作自己的文学，电影，流行音乐，足球赛，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地游走，爱与被爱，等等）。这些瞬间若隐若现，不甚连贯甚至相互矛盾，时而幽默讽刺或忧愁悲伤。“面具”，桑布拉在一次访谈中用这个词汇描述他这种看似繁杂散漫的写作风格。在帕斯的《孤独的迷宫》中，“面具”作为主要的比喻之一，和墨西哥的国民性相联系；而在各式各样的“面具”和谎言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人类永恒的孤独。而对于桑布拉来说，生活中的五味杂陈便是他的“面具”，而在这众多虚虚实实的“面具”背后，在这看似淡然轻松但其实具有欺骗性的语言背后，在日常生活的漫不经心背后，却也深深隐藏着一个不变量：对历史真相的追寻。
　　桑布拉曾说过，想让面具完全消失，是个他努力追寻但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遐想。因为，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桑布拉在Vice杂志的访谈中说：“我认为所有的书都是自传。我从来都没有弄清楚虚构类文学和非虚构类文学之间的界限，很可能因为从未有人去问一个诗人，他的作品是否是自传。虚构就是谎言，这是一个误解。很多作家都曾说过。但是虚构却并不是真相的对立面。”这段话让人联想到阿根廷作家、批评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变成小说。因为现实已然被虚构织满。”在皮格利亚的代表作《人工呼吸》和其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人公埃米利奥·任兹（Emilio Renzi，源于皮格利亚全名Ricardo Emilio Piglia Renzi），便是作者的另我（alter ego）：一方面，任兹的性格、行为和文学观与皮格利亚本人有很高的主观一致性和连贯性；而另一方面，另我角色中的虚拟和想象部分，在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之间构建了适当而客观的距离，用于戏谑、反思和审视民族史、文学史，以及作者自己的创作过程。 　　亲身经历和想象，现实与虚构，客观与主观，桑布拉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它们有机地进行了结合。正因如此，很多文学评论家试图将其作品归类为后现代自主虚构文学（autofiction）。自主虚构文学在第二代作家中颇为流行，它与传统自传不同之处在于，虚构和想象对于历史真相的叙述并不矛盾。两者反而相辅相成，扩充了记忆的可能性。在《我的文档》中，一部分短篇近似于此类型，作者把曾经的生活经历包裹在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外表下，像写日记般娓娓道来。《长途电话》（Larga distancia）中的故事，基于作者当夜间接线员的那段日子。《卡米洛》（Camilo），关于足球和流亡者之子寻找父亲的故事。《我曾善于抽烟》（Yo fumaba muy bien），一个关于抽烟与戒烟的记录、副作用以及周期性自杀性头痛的故事。在最后这篇流水账般的记录中，桑布拉引用了二○一四年刚去世的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的诗歌，更确切地说是“反诗歌”（antipoem）片段。帕拉是桑布拉的文学偶像，两人虽然年龄相距颇多，但私交甚好。桑布拉曾在一篇关于帕拉的散文中说，每次与帕拉的交谈，都是一场“真正的奇遇经历”（una verdadera aventura）；尤其是茶余饭后的诗意闲谈，大师虽无教诲之意，听者却收获颇多。出现在桑布拉文中的片段，来自于诗歌《完成的任务》（Misión cumplida），和短篇闲散的内容相映成趣。
　　帕拉曾说过，诗人没有传记。这句话显然来自于帕斯对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评价：“诗人没有传记。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传记。”这也适用于桑布拉的作品。但是，除了以上带有自主文学色彩的短篇之外，《我的文档》第三部分的四个作品尝试淡化作者过往经历的影子，向纯短篇和虚构文学传统写作手法靠近。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游戏、幽默、执着、痛苦及孤独：《世界上最智利的人》（El hombre más chileno del mundo）的男主角，在异乡为寻找女友而流落在布鲁塞尔街头；在《家庭生活》（Vida de familia）中，宠物猫的走失，带来了一场猝不及防、充满谎言的爱情。而桑布拉也将此篇改编成了剧本，今年春季已开拍。由智利青年导演克里斯蒂安·希梅内斯（Cristián Jiménez）执导，他曾在二○一一年将小说《盆景》搬上大银幕，并在同年的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首次亮相。
　　记忆，写作，寻找。在开篇《我的文档》里，叙事者说，他从未认真思考过上帝是否存在：因为，他把天真而热烈的信仰献给了文学。在桑布拉的世界里，文学与写作在记忆的碎片上前行，正因为如此，过去从未过去，现实种种也会变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