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有很严重的哮喘。每次病一发作，整个人都蜷缩成一团，像只小虾米一样全身发抖，胸腔里发出巨大的嘶嘶声，拉风箱似的，似乎心肝肺都要出来。
　　那时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是化工厂的普通工人，身体不好，工作几经调动后被派去守仓库，一个月只能拿到三十来块钱。而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不识字，只有眼睛还好，就私底下接了厂里同事的浆洗缝补活。
　　我十多岁时哮喘已经到了要命的程度。清晨或半夜，有时甚至是天气突变的白天，那毛病说来就来，阵势之大，气的声音左邻右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每天看着父母为我的病忧心忡忡，我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
　　病一直拖了好几年，到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父亲借钱送我到市医院检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日日熬夜替人家干活，收了钱一分不剩地买各种水果和营养品给我。我自然也从家里的气氛中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成天就捂着被子一边掉泪一边等死。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一个工友来家里看我，悄声对父亲说，这丫头的病，与其干耗，不如想点别的法，我知道有个姓江的中医，治哮喘特别神，不如你们去找他试试。
　　就因这段话，我十七八岁已经无望的生命之花，又开始有了重新绽放的希望。
　　
　　二
　　
　　那是四川边远的一个小城，父亲带着我乘船整整一天一夜，才找到江医生的家。我一直记得，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８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晚起的雾还没完全消散，父亲牵着我的手叩开一扇蓝漆木门。
　　开门的是医生的妻子，她打量了我和父亲一下，马上招呼说，赶的早船吧，快进来快进来。说完她冲屋里喊，老江，有病人来了。
　　我捧着温热的水杯喝水的时候，江医生出来了。大概四十多岁，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剑眉高鼻，倒像个军人。他穿深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枝铜色的钢笔，黑裤子黑布鞋，走路都带着风声。他看到我们打了声招呼，就说，这姑娘气管炎厉害，骨架子都变形了。
　　我父亲一听这话就流眼泪了，直往地上跪。江医生扶住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先看看，你莫担心。说完他叫过妻子，低低地咕哝了两句，就让我坐在长条木椅上伸手给他。那时候我自卑自责，甚至排斥再就医，觉得老天待我太苛刻，想这样一辈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掉算了。江医生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绪，并没问我太多关于病情的问题，只是温和地同我聊天：丫头，你多大了？念书没？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诸如此类。
　　我的拘谨慢慢消失，背着父亲，甚至还小声跟他说我不想活了，反正都是要死，死了还免得受苦免得拖累家人。江医生笑了，你这个丫头，谁说你要死了？要是自己都没信心活，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那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亮，那似乎是对弱者的嘲笑，让我一下子觉得羞愧起来。
　　这时，他的妻子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几乎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我和父亲，一边感谢一边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整碗面。
　　早饭后江医生给我开药方，说哮喘是个慢性病，要调养，这姑娘恐怕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我父亲千恩万谢说要留下生活费和医药费，江医生收了药钱，生活费却都退给了我父亲。父亲走的时候说，我就这么一个姑娘，她要是能活下来，那是您给她续的命啊。
　　我就这样在一个可以说是陌生人的家里住了下来，江医生说他四十多岁了，大女儿和我同龄，便让我叫他江伯伯，叫他妻子彭妈妈，收我做了干女儿。
　　我在伯伯家一住就是大半年，这期间，我的病慢慢有了好转，和伯伯的家人也成了真正的亲人。
　　我和他们的大女儿敏敏睡一张床。早上天还没亮彭妈妈就起来，首先把我的药罐子放在煤炉子上煎药。药是一天一服，在早上煎好，浓浓的药汤用一个大白瓷钵盛着，分成三次，早、中、晚按时端给我喝。开始我还不习惯药汤的苦味，伯伯就省点肉钱买一小袋水果糖，橘子味道的，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每次喝完药就背着弟妹偷偷塞给我一颗。后来回想，那种微微苦涩以后长久的甜，总会让我记起伯伯的大手把糖塞到我手心时留下的那种温热和疼爱。
　　其实伯伯家条件并不好。他们有五个孩子，老大敏敏小时候和大弟同时出麻疹，伯伯当时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起来了，彭妈妈带着孩子还住在镇上，就只能抱着更严重的大弟跑几十里路去城里看病。而留下来的敏敏就烧糊涂了，从此脑子有点问题，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还必须有人在家里看着她。后来伯伯在医院里上班，全家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他的工资，家里两个男孩都才十几岁，却要下苦力挣学费和补贴家用。
　　虽然生活那样艰难，我却在他们家得到最好的照顾。吃饭时彭妈妈总单独盛两碗饭给我和伯伯，同弟弟妹妹相比，我碗里的米饭吃着吃着就会有惊喜。白米饭下面，会埋着两片肥而不腻的梅菜扣肉，或者是两个胖乎乎的糯米丸子。油水渗进饭里，那是一种在如今无法想像的美味。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待遇，直到最小的妹妹萍萍有一天发现我碗里的肉，睁着羡慕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撅着嘴巴等我吃完后就转身找妈妈要肉吃。
　　那天妹妹挨了打，因为四块扣肉只给了我和伯伯。彭妈妈说伯伯本来是买给我吃的，她想着他要挣钱，每天太辛苦，该吃点有油水的东西才保得住身体，就分了两块给他，而我是病人，病人当然应该注意营养。她说话的时候妹妹还在一边抽泣，小嘴巴一瘪一瘪地看着我，我也跟她一起哭了。
　　
　　三
　　
　　秋天，我的哮喘时有复发，有一段时间每到半夜，整个人得上气不接下气，彭妈妈就整夜不睡觉，把我抱在身边不停地安抚。伯伯在外屋通宵配药，调整药方，有时候会花好几个小时来给我做针灸治疗。深秋的夜里，他常常和彭妈妈累得满头大汗，眼里布满血丝。
　　那段时间我的意志特别消沉，似乎又回到刚刚接受治疗时的状态。这时候，厂里一个喜欢我的男孩因为给我写信我总是不回，专门来看我。那天我一口回绝了他，之后躲在屋里不肯见他，伯伯留他吃了午饭，和他谈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下午送他上了回家的客轮。
　　晚上伯伯来劝我，语气显得很沉重。他说，你怎么能对关心你的人轻言人生无趣和死亡？哮喘并不是绝症，你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好起来，你看你身边还有这么多爱你的人，连他们都没放弃希望，为什么你要对自己丧失信心？如果连你自己都没有坚持走下去的勇气，我们这么多人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
　　那夜他同我谈了很多，将他坎坷的前半生一一尽数。他失去父亲的辛酸童年，他艰难的学徒生涯，他莫名的牢狱之灾，他风光鼎盛后遭受的背叛和落井下石。最后他对我说，生命能带给我们的总是无法预料，只是心一定要积极乐观永远健康。就像我，生活的重压无处不在，可我会想到我的子女可爱，我的工作有价值，而你这么年轻，难道就不想想为你伤心难过的父母，不想想那个爱你的男孩，不想想你将来还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一夜我听着他讲话，竟然没有再发病。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病也渐渐不再频繁发作，剧烈的哮喘竟然只变成偶尔的咳嗽，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伯伯鼓励我给那男孩写信，很快，我收到他的回信。伯伯说得对，一个在我发病最厉害、形容最憔悴的时候都不曾嫌弃我的男孩，一定是对我真心实意的。我们的感情在一封封信件里慢慢积淀起来，我整个十八岁的生命，因为有了亲情和爱情的滋润，显得异常丰盛起来。
　　那年春节我在伯伯家过，父亲来看到健康开朗的我，眼泪就像下雨。他怀揣着一颗狂喜的心赶回家去向母亲报喜，还带着我写给那个男孩的回信。除夕夜里，我穿着彭妈妈给我做的新衣，和弟弟妹妹在屋外放花炮，伯伯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火光里的那张脸上，挂着平和满足的笑意。
　　直到春天我回家，距离我苦苦挣扎着求生的日子，已经整整一年。后来我到厂里的图书馆工作，生活很安定。和我谈恋爱的男孩子在几年以后变成了我的丈夫，他为人诚恳，工作尽责，对家庭非常有责任心。他告诉我，当年伯伯对他说，小周弱的不单是身体，还有信心，你有足够的把握帮她把身体和信心都养壮吗？他说，我之所以全心全意呵护你，并且认真工作，努力上进，让家坚固稳定，就是要让你觉得，生活和生命，都不是不堪一击的。
　　
　　四
　　
　　我和伯伯，一直保持着一种比亲情还浓的联系。之后，我有了孩子，每当深夜里，俯视孩子可爱的脸，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在我想要放弃生命的夜里，给我信心和希望的人。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
　　不久前，大弟打电话给我，说伯伯离开了人世。葬礼上，他医治过的病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胸前佩着白花，手里是点燃的白蜡烛。那天凌晨，当灵车从小弄堂里开出来的时候，整个小城被烛光照亮了，城门下面，很多老人在欷，从不同地方赶来的人，在低低哭泣。我从送行的队伍里向前后望，没有尽头的烛龙一直蜿蜒。我想到，这条巷子，是他每天都要走过的路，在这条路上，他留下了大步前行的脚印，留下了朗朗笑声。当我对人生的意义表示怀疑的时候，当我丧失信心甚至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当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在路上迷失、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病痛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医生，他的双手温暖，他的笑容爽朗，他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就像是阳光面对乌云，竭力要摒弃其中的阴霾，只留下最晴朗最温暖的芬芳。而这芬芳，竟香遍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