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一份关于外资的最新报告表明，在所调查的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这些企业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款损失达300亿元，巨大的社会财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进了这些外企的腰包。许多外企似乎乐此不疲，专作“赔本买卖”，越“亏损”越增大投资，亏损不仅没有把这些企业逼上绝路，一些企业甚至还活得不错，这是对我们传统招商引资思维的绝妙讽刺。事实证明，外企正恶意避税，挖我国经济的墙角，应当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
　　
　　中国几乎是外企避税天堂
　　
　　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指出，目前，在华外企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这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300亿元，许多企业属于非法避税。外企恶意避税已然成为一种“时尚”，而中国俨然成为外企避税的天堂，就连大名鼎鼎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都曾偷税，被税务机关追缴应交个人所得税5100万元。
　　外企恶意避税的主要伎俩是人为制造亏损。按照有关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即外企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２年免征、３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利润微薄，为了达到税收优惠最大化，部分外企就在头几年经营中通过制造账面亏损来达到延迟减、免税年度的目的。
　　其实，外企逃税花招并不神秘，主要手段有三种：
　　——转移商品定价避税。外企利用关联交易，采取转让定价的形式来避税。据统计，这种手段占到逃税金额的60%以上。采取转让定价就是通常说的“高进低出”，这样外企很容易形成账面上的亏损，利润则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地区。而对与外商进行合资或合作的中方来说，转让定价将直接侵犯自己的利益。例如山东一家外资制药公司通过境外母公司直接定价的方式，将出口产品单价定为比国内同类产品平均价格低40元，以此来减少销售收入，变相将实际利润转移出境。
　　
　　——缩减利润避税。“两免三减”的税收政策优惠只适用于生产型企业，房地产企业不在优惠政策范畴内。但是不少外商投资的房地产企业为达到少缴税的目的，采取真假售房合同方式减少营业额，与购房者以真实价格签订的合同进行交易，然后再做一份售价较低的假合同应付税务部门检查，以此达到避税目的。
　　——虚报成本避税。税收监管部门调查发现，部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非法手段，欺诈性地逃避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江西某外资陶瓷企业2004年将评估价较高的网站等无形资产投入公司，造成业务成本加大，当年亏损额达到242万元，存在重大避税嫌疑。
　　
　　危及中国经济
　　
　　外企恶意避税，肥了跨国公司的私囊，不仅使我国税收大量流失，影响我国财力的增长，还为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我国低价倾销的口实之一。外企为逃避纳税、转移利润，多采用“高进低出”的手段。外企从境外关联企业高价购进产品零部件，在中国组装后，再低价卖给境外的关联企业。从贸易角度说，这是低价倾销行为，必然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实际利润被老外转移到国外，中国却背了恶意倾销的黑锅，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二，使“两税合一”落空。在十届五次人大会议上，酝酿达十年之久的内外企业所得税并轨议题终于获得人大通过。表面看来，两税合一，今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将统一为25%，内资企业再也不必因税收政策而被歧视。但是，当企业和媒体欣喜地分析“两税合并”所带来的好处时，大家却忽视了由于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存在，使得“好处”大打折扣。事实上，由于外企普遍处于“假亏损”状态，“两税并轨”后，内资企业受到益处，但是对外资企业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对于多数处于“亏损”状态中的外资企业而言，按照税法的规定，它们根本就无需缴纳1分钱的企业所得税，因此税率无论是多少，对于它们几无影响。
　　其三，遏制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有些外企并不厚道，它们利用各地赋予的优惠政策，自己赚取了大量利润，反而不行照章纳税之礼。外企大规模避税不仅会导致我国财政收入的巨额流失，更会加剧企业竞争的不平等性。外企通过截留利润为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奠定了基础，最终又成为其进一步抢占市场的资本，形成良性循环。相形之下，我国民族企业却因此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缘何桔生淮北则为枳
　　
　　在华外企在国外纳税情况大多良好，很少有偷逃税款的劣迹。可为什么一到中国，逃税现象就这么严重，到底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难道真的是桔生淮北则为枳？
　　反避税工作滞后。我国的反避税工作，基本上是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过反复论证、摸索，逐步开展起来的。由于我国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对转让定价虽有立法，但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对避税地的利用目前税务处理还没有税收立法；对转让定价预审制度的实施局限性较大；税收征管手段和力量都不够，既懂税法又懂财会并会外语的复合性人才比较少。
　　外企在我国的逃税成本很小。当前中国打击外资逃避税款的主要做法是补交税款，重罚不多。这导致很多外资企业存在侥幸心理，能逃税就逃税，被发现后大不了把税款补交上。由于违规成本低，所以不少外资企业明目张胆地把逃税作为盈利的重要手段，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的税务稽查人员较少，不能对所有的外企进行地毯式稽查。不少跨国公司都是要用英文做账，而某些税务人员，拿到一套英文财务会计报表，根本看不懂，无法确定外企是不是逃税。而在对那些东窗事发的外企查处时，很多时候只是象征地补交一点再罚一点，没有真正起到威慑作用。由于逃税成本小，外企的胆子越来越大，公然藐视我国税法的存在，处心积虑地偷逃税款。
　　地方政府的庇护。现实是残酷的，外企来华投资，主要是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而我们一些地方把引进外资只是作为政绩指标来考核，只图外资的个数和规模，不问经济效益，这与外企的贪婪一拍即合。“要发展，靠外资”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思维定式。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也的确可能使一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得到迅速扩张。所以，在中国跨国公司走到哪里都是尊贵的客人。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外企在税收上，能逃则逃，能避则避，能漏则漏。据报道，某跨国公司为了造成账面亏损甚至把应售价几百元的电视，以几十元的价格销售给海外关联企业，这样明显不正常的价格，理应被税务部门轻松识别。而税务部门的查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于外资企业的纵容。至今，在许多地方都把引进外资的数量和企业大小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在这样的政策导向环境之下，地方税务部门自然没有勇气去严查外资逃避税款的问题了。
　　
　　反避税任重道远
　　
　　面对外企恶意避税，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避税斗争。
　　推动反避税立法。1991年，我国颁布了税法，虽然就打击外资逃税问题作了规定，但不够完善，况且近14年来外资在我国市场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税收法制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出台具体法律，提高外资的逃税避税成本已经迫在眉睫。要加大相关研究的投入，目前相关研究的缺乏，首先是由于精通英语、税法、国际金融和财务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同时这类人才又需具备丰富的经验。因此，要加大对高级税务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同时，研究与借鉴外国较成熟的资本弱化税制，结合我国实际订立反避税条款。
　　加强税收监管。针对外企假造亏损、虚报成本等逃税的把戏，我们必须加大涉外税收征管的力度，不断完善涉外税收征管的政策、法规以及配套措施。各级政府应逐步取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以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为契机，重点清理各地出台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出一个理想、公平、公正的税务环境，以保证我国税收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
　　纠正地方政府片面的政绩观念。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们的政绩观是“惟GDP是论”、“大放数字卫星”，我们的政绩考核观念和方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来自武汉的一条消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今后武汉考核官员将以民生、环保等指标取代GDP。有更加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类似盲目引进外资之类的政绩工程才能绝迹。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不是外资造就的“虚假繁荣”。而地方政府的纵容在客观上为外企得寸进尺地逃避税铺设了温床。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经验，提高逃避税款的惩戒力度。对于地方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利益纠葛，必须要在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上动刀，把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由经济指标转变到考核社会居民的福祉提高水平上来，从而彻底避免经济利益干扰社会公平的问题，还税收政策以应有之本意。
　　反转让定价税制。国外通常用反转让定价税制来遏制恶意避税。反转让定价税制的关键是对转让定价的确认。美国总结出三类调整转让定价的方法：比较价格法，即从审查具体交易项目的价格入手，把不合理的价格调整到合理的市场正常价格上，从而调整应税所得；比较利润法，即从利润比较入手，从而推断转让价格是否合理，把不正常的应税所得调整到正常的应税所得上；预约定价制法，即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内部交易与财务往来所涉及的转让定价方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经税务机关审定认可后，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依据，并免除事后对内部定价调整的一项制度。
　　加强协调。反避税管理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和税源监控的重要手段，要与纳税申报、审核评税、税务检查等日常征管工作密切结合，提高反避税工作的质量；要建立反避税信息资料库，要及时获取海关、银行、工商、外经贸、财政、统计、外管、行业主管局（行业协会）等部门发布的各类信息和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