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来落马的一批高官可见，其实在他们掌握一定权力后就开始腐败，所谓政绩往往成了腐败的掩体，让他们非但没有被惩处，反而混得很好。究其原因，除了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外，则是有些官员在认识上多少受到“腐败有益论”和“反腐适度论”的影响。这些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以提出 “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他的论点，通过某些中国学者的演绎，对我国社会的危害极大。
　　近年某些高官的腐败样本，契合我国转型时期的权力寻租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滞后，腐败逐步转化为更隐蔽的复杂形态。为什么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腐败现象呢？这和现代化有必然的联系吗？长久以来，以美国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腐败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其理由为：第一，现代化使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社会活动主体的行为既不遵循现代规范，也不受制于传统规范；第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第三，现代化要求政府职能扩大，为某些人利用权力来谋求利益提供了机会。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很可能是官员腐败现象多发和易发的阶段，必须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对于反腐败，在某些学者中还有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腐败有益论”和“反腐适度论”，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思想障碍。一种典型的说法，腐败并不影响我国GDP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观点源自亨廷顿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其观点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定情况下的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如果高层出现腐败，但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仍然敞开，就可能与政治稳定相容。二、如果上层官僚是清廉的，下层官僚的腐败则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三、如果官员为政党的利益而腐敗，例如，以加官晋爵来奖赏那些为自己政党捐款的人士，那么这种腐败则有利于政治发展。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四、腐败“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张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在市场体制尚未健全、政府对经济事务干涉过多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腐败，对经济成长会有正面作用。
　　亨廷顿这套“官场哲学”是十分有害的。首先，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若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值，必然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经济秩序和国家政策的正确实施，都会产生极大危害。其次，腐败能腐蚀国家民主政治的肌体，歪曲政府的上下层关系，并直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从而阻碍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最后，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严重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腐败的干部自身来说，腐败就像毒品，使他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由此可见，腐败绝不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而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摘自2012年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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