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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毕《相国丹青隐士签》，意犹未尽，想到了与张之洞相关的一件墨拓和与李拙翁相关的本碑拓，不免心为之忧。
张之洞对联真与假
谈拓本之前，想先谈谈两副署款“张之洞”的对联。
张之洞不似其族兄张之万擅长绘事，但书法颇具功力，在晚清习苏字的书家中堪称佼佼，又受政治业绩和诗文成就的烘托，故而近十多年来墨迹在拍场上屡屡出现。只是圊于藏家的眼力和文化底蕴，举牌竞价之际，时而让人拍手称善，时而又令人哑然失笑。即以2009年各大拍卖会的成交结果而论，张之洞有两副对联表现不俗，然而不看图录则已，看了网上图录，却发现拍品真一假，假货竟比真货拍出了更高价位!
在9月刚结束的保利仲夏拍卖会上，一副张氏1906年八都前自题抱冰堂的七言联，估价仅5DOO至8000元，成交价乃达60480元。这一结果令我赞叹，同时不禁为抱冰堂感到惋惜。这是一副行楷七言联，甸为，“不嫌老圃秋容淡：顿觉皇州春意回。”落款“丙午入都前张之洞撰并书”。钤印“0孝达”，“张之洞印”。联语之间，有一段跋文——
余心白如玉，洁如冰，一尘不染，故名其堂日“抱冰”抱冰堂前点缀之山石玲珑，花禾茂美，而秋菊眷桃，尤争一时之胜因题一联云：“不嫌老圃秋容淡：顿觉皇州春意回。”以志余心终不忘抱冰之意云耳
这是张之洞逝世前三年的手书。无论联语还是跋文，取势、用笔皆潇洒遒逸，有明显的习苏痕迹，又自成风貌，而尤为珍贵的是其内容。盖武昌原有两座纪念张之洞的建筑，一为奥略楼，一为抱冰堂。前者已在修建长江第桥时拆除，后者位于蛇山南坡，至今尚存，前几年经修缮后，以文字、图片、绘画、雕塑、浮雕等多种形式展示张之洞在湖北的业绩。不足的是，在各种陈列中独缺张之洞本人的手迹，更谈不上与抱冰堂直接相关的遗墨。而上述楹联不仅道出抱冰堂起名因由，且有外景描写，还透露出张氏离鄂赴京(皇州)前的心境。倘若抱冰堂管理者能参加这次竞拍，并将楹联购回，悬于堂内，那将多么有意义当然，跋文中复述一遍联语，显得有点累赘，其实以张之洞的文才，句子应可简化为“因题是联，以志余心终不忘抱冰之意云耳”。这是我对该联的存疑之处。
比上述楹联拍得更高价的对联出现在3月嘉德四季第17期拍卖会上，句为，“和平养性方；万事尽嘉祥。”落款“张之洞敬书”。钤印“臣之洞印”。估价25000至35000元，成交价76160元(图1)。这副对联破绽甚多：1 上下联的用词和语法结构都不成对仗。2 平仄失对，尤其是上联末字出现平声，犯了低级错误。其实这两句诗出自民间流传的一首格言五律·“清慎为官本，和平养性方。存真福自广，积德寿而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若能遵此旨，万事尽嘉祥。”由于书者的不通，竟将第二句和第八句凑成一联，闹了大笑话。3 既无上款，所写又不过是两句普通格言，下款“敬书”二字就显得莫名其妙。4 字不像张之洞的书法。5 钤印只一方，不符合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数人习惯。图录中还说明”附入境单”。可能正是这句说明，使缺乏鉴赏力、一味迷信境外回流之物的买家盲目竞拍，遂使一件赝品拍出了高价。
苏迹今何在?
张之洞摹习苏体，是稍懂书法的人都能看出的，而张之洞是否鉴藏过苏轼(1037—1101)真迹，则仅见于《汪穰卿笔记》的一段记载——
在张丈襄幕，见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雪林初下瓦跳珠”，“林”作“床”注：京师俚语，霰为“雪床”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曾于1890至1895年入张之洞(谥号文襄)幕，为张的两个孙子授课，又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并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习。他获睹《浣溪沙五首》墨迹，应当也在这几年中。他是在怎样的情境中观赏，现已无从详悉；这一珍贵文物是否尚存世间，也不得而知。但可确定的是，它后来曾归汉阳吴传荣(字筱珊)收藏。吴系光绪戊子科举人、曾任武昌府兴国州训导，本人也擅楷书，汉阳归元寺《藏经阁记》即由他书丹。1903年(光绪癸9口)，吴氏将苏轼手迹连同元代揭侯斯(1274—1344)的跋文钩摹上石，以若干拓本分赠同好。其中一本配上樟木夹板，于1927年赠给我岳父的祖父、收藏家张仁芬(字桂荪)，目前由我保存。(图2、3)
原迹钤有多方鉴藏印，分别为宋代朝廷的方形朱文“内府书画”印、元明之际顾德辉(1356—1369)的朱文“金粟道人”别号印、明代朝廷的葫芦形朱文“内府宝玩”印、祝允明外祖徐有贞(1407—1472)的朱文“南州武功伯家藏之宝”印以及“黄小园曾观”、“吴氏传荣”、“筱珊永宝”等印。徐有贞是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封武功伯，苏轼原迹可能正是此时由英宗赏赐给他。至于原迹后来的流传情形以及黄小园为何许人，尚待考证。
在赠送张仁芬的拓本上有吴传荣的题签和题跋。签条写的是：“苏文忠公浣溪沙词墨拓，桂荪宝玩，传荣赠。”(钤印吴传荣印)跋文为——
苏文忠公《浣溪沙词五首》，用硬黄笺所书，现藏敝庐 宜都杨惺吾先生题跋，称为“诗书均妙”光绪癸卯春钩摹上石，俾广流传。坊本苏集无小注，“雪床”作“雪林”以此证之，足征坊本之误与词句之妙。其他出入处亦多，用特标出，以俟鉴赏家之审定焉
民国十有六年汉阳吴传荣志(钤印：传荣之印，筱珊父)
跋中提及的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是近代鉴赏碑帖的权威学者，著有《学书迩言》、《评碑评帖记》。拓本未将他的题跋一并钩摹上石，殊为遗憾。
苏轼书法在宋代书坛乃至整个书法史上享有盛誉。尽管苏本人对长他25岁的蔡襄十分推崇，然而黄庭坚认为“本朝善书，自当推公(指轼)第一”，(《山谷题跋》)后世也都习惯以“苏黄米蔡”的顺序把他列在宋四家之首。苏早年临习《兰亭序》，兼师徐浩、柳公权，中岁喜学颜真卿、杨凝式，对李邕也有所借鉴，可以说是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尤其可贵的是，作为一代文豪，他善于把学司和诗情融入书中，从而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中蕴含无穷的机轴、高超的意境，这就不是光凭功力、不重读书者所能企及的了。
苏书包括碑、帖两部分。一般认为，他的碑书如《表忠观碑》、《罗池庙碑》等在唐碑基础上有所创新，为宋代其他书家所不及：但成就更突出、影响更深远的是他的行书帖。前文提到的那种变化之美、诗文之气，主要也体现在他中年以后的行书帖中。《浣溪沙五首》作于贬谪黄州期间，正是他书法艺术达到高峰时期的作品。从现存拓本来看，尽管双钩摹刻较之原件总会有所失真，但基本的笔势、结体、章法、行气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苏书的若干重要特点如用笔直锋多变、结体取横势、外貌丰润内含骨力(所谓“纯绵裹铁”)等，在这一拓本中均有鲜明体现。苏书布白多以字字紧逼为特征，而此拓较为疏朗，则又正好显示了东坡不拘格、所谓“无穷机轴出清新”(刘墉《论书绝句》)的一面。
拓本对于研究苏词也很有意义。首先，有助于 确定《浣溪沙五首》的写作时间。学界对此原有两说傅藻《东坡纪年录》谓作于元丰四年(1081)，傅斡《注坡词》残本谓序后原有“时元丰五年也”(1082)之句。从此墨拓看，则序后并无“元丰五年”的字样。其二，有助于纠正其他版本的错字，如“雪床”误作“雪林”、“冻吟”误作“冻冷”之类。(吴氏已在拓本上方将坊本之误摘出)其三，有助于考证本事。这是因为原迹中的夹注为其他版本所无，而离开了作者的自注，是不可能全面理解某些词句的背景和含意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客居北京东四12条，曾数度前往位于朝内大街的夏承焘先生家闲谈、请益。夏老代词宗，当他听说我家原有朱孝臧(1857—1931，字古微，号礓村)的楷书屏条，所写为四首《望江南》，分咏王船山、陈迦陵、朱竹姹、纳兰容若的词，而“文革”中被抄没时，连声叹道“可惜，可惜一”1981年春夏之交，《夏承焘词集》出版，夏老托人带口信，让我去他家取赠书。我顺便将上述《浣溪沙五首》墨拓带去请他鉴赏。他很感兴趣地看了又看，认为其价值无庸置疑，又问了一句，“勿晓得苏东坡原稿还在不在?”的确，自1927年吴传荣于跋中说明“现藏敞庐”以来，80余年间，经过多次兵燹、运动乃至十年浩劫，原迹下落已不容乐观，甚至当年的拓本，恐亦散失殆尽，而我所庋藏的墨拓也许已成为海内孤本了。
曹碑叫拓稀
《浣溪沙五首》毕竟因墨拓保存完好而多少弥补了原迹下落不明的遗憾，而我手头的一本明拓《曹全碑》则没有这么幸运。笔者在《收藏·拍卖》杂志2009年12期拙文《相国丹青隐士签》末段提过李拙翁转让给张仁芬的若干藏品，其中一件是未断本《曹全碑》。该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因字体秀美飞动，结构舒展，
向被视为汉隶的代表作而在书法史上享有盛名。只是碑拓的价值总是与所拓时间相联系。《曹全碑》于明万历初年在陕西邰阳旧城莘村被发掘后，随即移存邰阳县孔庙东门内。当时碑身完好，文字笔划清晰，一字不缺。但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碑身断裂，后更有字缺灭，所以在该碑的各种拓本中，必然以碑身未断前的明拓最为珍稀，而李拙翁于宣统三年(1911)从书贾手中购得的正是完好的“明拓佳本”。该拓本原有题签为——
曹君全碑诵清署签(钤印：漱六藏)
据李拙翁考证，此收藏者应为湖南的袁漱六，但“不知确否”。(图4)自从购得这一拓本，作为书法家兼碑帖鉴赏家的拙翁，不由得“时时展玩，为之欣慰屡日”。从辛亥年(1911)至甲寅年(1914)，他四次为拓本题跋，说明未断本的特点与价值——
近见刘铁云自跋明拓本云：此碑万历时出土后不久即断。断后“成日君哉”，“曰”字先泐作“白”次则“悉以薄官”，“悉”字泐。再次则“乾”字穿，“悉”字不泐。仅得此本，能不宝诸。翁氏《两汉金石记》云：得“乾”字未穿者，旧本也“成日君哉”，“成”字内“口”上一画，是弯曲倒折之笔，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画不可见，遂成二小横画一余往闻人云：国初“乾”字始穿。收藏家不但未断本稀如麟凤，即“乾”字未穿亦不易得。此本“悉”字未泐，“成”字倒折笔尚明显可见，刘本则已成二小横画一又末行“辰”字撇笔，“造”字右半，刘本已泐，此尚完好。确为明拓佳本无疑，数年来求之不获，常用为恨。今夏书估忽持此求售。购置案头，时时展玩，为之欣慰屡日。宣统三年初秋日拙翁记(钤印：曾经我目，拙翁，疏懒迂阔之士)
张叔未云：潭溪谓“成曰君哉”，“成”字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画不可见，遂成二小横画。此拓不旧而小直画尚存，岂先生偶见新拓为重煤所灭耶?刘铁云谓“悉”字先泐；余近见一新本，“乾”字已穿而“悉”字尚存，岂刘铁云亦偶见新拓为重煤所灭耶?辛亥十二月再记于石潭守拙斋拙翁(钤印：拙翁)
叔未又云：郑谷口专学是碑而习气太重，诚有如王虚舟给谏所评，比之赵寒山之篆也。(钤印：守拙，风高别号拙翁)
按朱竹姹于康熙庚戌跋尾，尚未断裂，越二年再至京师买此碑，已中断，完好者且漶漫矣。据此则刘氏所谓“明时出土不久即断”者为不确也。甲寅春日又记(钤印：钜庭，拙翁所藏)(图7)
李拙翁的题跋说明这拓本有四个特点：1 “秉乾之机”的“乾”字未穿；2 “悉以薄官”的“悉”字未损；3 “咸白君哉”的“咸”字完整，“白”字撇笔清晰(后来的拓本均作“曰“字)：4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的“辰”字撇笔、“造”字右半均完好无损。(图5、6)以上特点也正是后世拓本的缺损之处。
张仁芬去世后，未断本《曹全碑》由其长孙即我岳父张世模收藏。“文革”中该拓本与许多字画图书一起被抄走，上世纪80年代始发还，惜已拓纸发脆，黑白难分，连上述四个特点也须在充足光照下才能辨认。而一旦拓纸进一步破碎，这些优点将不复存在。
忧心之余，我不禁忆起将近40年前的次经历。那时我在武汉文教部门任职，一天忽被分官政工、宣传的两位军代表邀去“查看”抄家图书。记得是一座破旧的平房，院子里搭着竹棚。房内棚内像堆垃圾般堆满了书，都是“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成果”，多数是平装书，也有一些精装书、线装书和碑帖。经过几年风吹曰烤，水蚀虫蛀，整个景象可谓惨不忍睹。两位军代表是“爱书”的，他们分别挑了十多本各自喜爱的书。其中位翻到本《拿破仑情书选》，很高兴地举起来向我晃了晃。我也当仁不让地挑了一些书，除几种辞典外，还拿了《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和周汝昌选注的《杨万里选集》。翻开这两本书，可以看到每页四围都有发黄的水渍印。据说，由于该处平房另有他用，我们走后剩下的图书将送往造纸厂。
我想，当年《曹全碑》拓本被抄后，想必也就抛掷在诸如此类的场所，虽然躲过了送造纸厂的命运，但经不起风化，现已到了一碰就碎、难以修复的地步。
张之洞对联真与假
谈拓本之前，想先谈谈两副署款“张之洞”的对联。
张之洞不似其族兄张之万擅长绘事，但书法颇具功力，在晚清习苏字的书家中堪称佼佼，又受政治业绩和诗文成就的烘托，故而近十多年来墨迹在拍场上屡屡出现。只是圊于藏家的眼力和文化底蕴，举牌竞价之际，时而让人拍手称善，时而又令人哑然失笑。即以2009年各大拍卖会的成交结果而论，张之洞有两副对联表现不俗，然而不看图录则已，看了网上图录，却发现拍品真一假，假货竟比真货拍出了更高价位!
在9月刚结束的保利仲夏拍卖会上，一副张氏1906年八都前自题抱冰堂的七言联，估价仅5DOO至8000元，成交价乃达60480元。这一结果令我赞叹，同时不禁为抱冰堂感到惋惜。这是一副行楷七言联，甸为，“不嫌老圃秋容淡：顿觉皇州春意回。”落款“丙午入都前张之洞撰并书”。钤印“0孝达”，“张之洞印”。联语之间，有一段跋文——
余心白如玉，洁如冰，一尘不染，故名其堂日“抱冰”抱冰堂前点缀之山石玲珑，花禾茂美，而秋菊眷桃，尤争一时之胜因题一联云：“不嫌老圃秋容淡：顿觉皇州春意回。”以志余心终不忘抱冰之意云耳
这是张之洞逝世前三年的手书。无论联语还是跋文，取势、用笔皆潇洒遒逸，有明显的习苏痕迹，又自成风貌，而尤为珍贵的是其内容。盖武昌原有两座纪念张之洞的建筑，一为奥略楼，一为抱冰堂。前者已在修建长江第桥时拆除，后者位于蛇山南坡，至今尚存，前几年经修缮后，以文字、图片、绘画、雕塑、浮雕等多种形式展示张之洞在湖北的业绩。不足的是，在各种陈列中独缺张之洞本人的手迹，更谈不上与抱冰堂直接相关的遗墨。而上述楹联不仅道出抱冰堂起名因由，且有外景描写，还透露出张氏离鄂赴京(皇州)前的心境。倘若抱冰堂管理者能参加这次竞拍，并将楹联购回，悬于堂内，那将多么有意义当然，跋文中复述一遍联语，显得有点累赘，其实以张之洞的文才，句子应可简化为“因题是联，以志余心终不忘抱冰之意云耳”。这是我对该联的存疑之处。
比上述楹联拍得更高价的对联出现在3月嘉德四季第17期拍卖会上，句为，“和平养性方；万事尽嘉祥。”落款“张之洞敬书”。钤印“臣之洞印”。估价25000至35000元，成交价76160元(图1)。这副对联破绽甚多：1 上下联的用词和语法结构都不成对仗。2 平仄失对，尤其是上联末字出现平声，犯了低级错误。其实这两句诗出自民间流传的一首格言五律·“清慎为官本，和平养性方。存真福自广，积德寿而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若能遵此旨，万事尽嘉祥。”由于书者的不通，竟将第二句和第八句凑成一联，闹了大笑话。3 既无上款，所写又不过是两句普通格言，下款“敬书”二字就显得莫名其妙。4 字不像张之洞的书法。5 钤印只一方，不符合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数人习惯。图录中还说明”附入境单”。可能正是这句说明，使缺乏鉴赏力、一味迷信境外回流之物的买家盲目竞拍，遂使一件赝品拍出了高价。
苏迹今何在?
张之洞摹习苏体，是稍懂书法的人都能看出的，而张之洞是否鉴藏过苏轼(1037—1101)真迹，则仅见于《汪穰卿笔记》的一段记载——
在张丈襄幕，见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雪林初下瓦跳珠”，“林”作“床”注：京师俚语，霰为“雪床”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曾于1890至1895年入张之洞(谥号文襄)幕，为张的两个孙子授课，又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并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习。他获睹《浣溪沙五首》墨迹，应当也在这几年中。他是在怎样的情境中观赏，现已无从详悉；这一珍贵文物是否尚存世间，也不得而知。但可确定的是，它后来曾归汉阳吴传荣(字筱珊)收藏。吴系光绪戊子科举人、曾任武昌府兴国州训导，本人也擅楷书，汉阳归元寺《藏经阁记》即由他书丹。1903年(光绪癸9口)，吴氏将苏轼手迹连同元代揭侯斯(1274—1344)的跋文钩摹上石，以若干拓本分赠同好。其中一本配上樟木夹板，于1927年赠给我岳父的祖父、收藏家张仁芬(字桂荪)，目前由我保存。(图2、3)
原迹钤有多方鉴藏印，分别为宋代朝廷的方形朱文“内府书画”印、元明之际顾德辉(1356—1369)的朱文“金粟道人”别号印、明代朝廷的葫芦形朱文“内府宝玩”印、祝允明外祖徐有贞(1407—1472)的朱文“南州武功伯家藏之宝”印以及“黄小园曾观”、“吴氏传荣”、“筱珊永宝”等印。徐有贞是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封武功伯，苏轼原迹可能正是此时由英宗赏赐给他。至于原迹后来的流传情形以及黄小园为何许人，尚待考证。
在赠送张仁芬的拓本上有吴传荣的题签和题跋。签条写的是：“苏文忠公浣溪沙词墨拓，桂荪宝玩，传荣赠。”(钤印吴传荣印)跋文为——
苏文忠公《浣溪沙词五首》，用硬黄笺所书，现藏敝庐 宜都杨惺吾先生题跋，称为“诗书均妙”光绪癸卯春钩摹上石，俾广流传。坊本苏集无小注，“雪床”作“雪林”以此证之，足征坊本之误与词句之妙。其他出入处亦多，用特标出，以俟鉴赏家之审定焉
民国十有六年汉阳吴传荣志(钤印：传荣之印，筱珊父)
跋中提及的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是近代鉴赏碑帖的权威学者，著有《学书迩言》、《评碑评帖记》。拓本未将他的题跋一并钩摹上石，殊为遗憾。
苏轼书法在宋代书坛乃至整个书法史上享有盛誉。尽管苏本人对长他25岁的蔡襄十分推崇，然而黄庭坚认为“本朝善书，自当推公(指轼)第一”，(《山谷题跋》)后世也都习惯以“苏黄米蔡”的顺序把他列在宋四家之首。苏早年临习《兰亭序》，兼师徐浩、柳公权，中岁喜学颜真卿、杨凝式，对李邕也有所借鉴，可以说是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尤其可贵的是，作为一代文豪，他善于把学司和诗情融入书中，从而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中蕴含无穷的机轴、高超的意境，这就不是光凭功力、不重读书者所能企及的了。
苏书包括碑、帖两部分。一般认为，他的碑书如《表忠观碑》、《罗池庙碑》等在唐碑基础上有所创新，为宋代其他书家所不及：但成就更突出、影响更深远的是他的行书帖。前文提到的那种变化之美、诗文之气，主要也体现在他中年以后的行书帖中。《浣溪沙五首》作于贬谪黄州期间，正是他书法艺术达到高峰时期的作品。从现存拓本来看，尽管双钩摹刻较之原件总会有所失真，但基本的笔势、结体、章法、行气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苏书的若干重要特点如用笔直锋多变、结体取横势、外貌丰润内含骨力(所谓“纯绵裹铁”)等，在这一拓本中均有鲜明体现。苏书布白多以字字紧逼为特征，而此拓较为疏朗，则又正好显示了东坡不拘格、所谓“无穷机轴出清新”(刘墉《论书绝句》)的一面。
拓本对于研究苏词也很有意义。首先，有助于 确定《浣溪沙五首》的写作时间。学界对此原有两说傅藻《东坡纪年录》谓作于元丰四年(1081)，傅斡《注坡词》残本谓序后原有“时元丰五年也”(1082)之句。从此墨拓看，则序后并无“元丰五年”的字样。其二，有助于纠正其他版本的错字，如“雪床”误作“雪林”、“冻吟”误作“冻冷”之类。(吴氏已在拓本上方将坊本之误摘出)其三，有助于考证本事。这是因为原迹中的夹注为其他版本所无，而离开了作者的自注，是不可能全面理解某些词句的背景和含意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客居北京东四12条，曾数度前往位于朝内大街的夏承焘先生家闲谈、请益。夏老代词宗，当他听说我家原有朱孝臧(1857—1931，字古微，号礓村)的楷书屏条，所写为四首《望江南》，分咏王船山、陈迦陵、朱竹姹、纳兰容若的词，而“文革”中被抄没时，连声叹道“可惜，可惜一”1981年春夏之交，《夏承焘词集》出版，夏老托人带口信，让我去他家取赠书。我顺便将上述《浣溪沙五首》墨拓带去请他鉴赏。他很感兴趣地看了又看，认为其价值无庸置疑，又问了一句，“勿晓得苏东坡原稿还在不在?”的确，自1927年吴传荣于跋中说明“现藏敞庐”以来，80余年间，经过多次兵燹、运动乃至十年浩劫，原迹下落已不容乐观，甚至当年的拓本，恐亦散失殆尽，而我所庋藏的墨拓也许已成为海内孤本了。
曹碑叫拓稀
《浣溪沙五首》毕竟因墨拓保存完好而多少弥补了原迹下落不明的遗憾，而我手头的一本明拓《曹全碑》则没有这么幸运。笔者在《收藏·拍卖》杂志2009年12期拙文《相国丹青隐士签》末段提过李拙翁转让给张仁芬的若干藏品，其中一件是未断本《曹全碑》。该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因字体秀美飞动，结构舒展，
向被视为汉隶的代表作而在书法史上享有盛名。只是碑拓的价值总是与所拓时间相联系。《曹全碑》于明万历初年在陕西邰阳旧城莘村被发掘后，随即移存邰阳县孔庙东门内。当时碑身完好，文字笔划清晰，一字不缺。但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碑身断裂，后更有字缺灭，所以在该碑的各种拓本中，必然以碑身未断前的明拓最为珍稀，而李拙翁于宣统三年(1911)从书贾手中购得的正是完好的“明拓佳本”。该拓本原有题签为——
曹君全碑诵清署签(钤印：漱六藏)
据李拙翁考证，此收藏者应为湖南的袁漱六，但“不知确否”。(图4)自从购得这一拓本，作为书法家兼碑帖鉴赏家的拙翁，不由得“时时展玩，为之欣慰屡日”。从辛亥年(1911)至甲寅年(1914)，他四次为拓本题跋，说明未断本的特点与价值——
近见刘铁云自跋明拓本云：此碑万历时出土后不久即断。断后“成日君哉”，“曰”字先泐作“白”次则“悉以薄官”，“悉”字泐。再次则“乾”字穿，“悉”字不泐。仅得此本，能不宝诸。翁氏《两汉金石记》云：得“乾”字未穿者，旧本也“成日君哉”，“成”字内“口”上一画，是弯曲倒折之笔，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画不可见，遂成二小横画一余往闻人云：国初“乾”字始穿。收藏家不但未断本稀如麟凤，即“乾”字未穿亦不易得。此本“悉”字未泐，“成”字倒折笔尚明显可见，刘本则已成二小横画一又末行“辰”字撇笔，“造”字右半，刘本已泐，此尚完好。确为明拓佳本无疑，数年来求之不获，常用为恨。今夏书估忽持此求售。购置案头，时时展玩，为之欣慰屡日。宣统三年初秋日拙翁记(钤印：曾经我目，拙翁，疏懒迂阔之士)
张叔未云：潭溪谓“成曰君哉”，“成”字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画不可见，遂成二小横画。此拓不旧而小直画尚存，岂先生偶见新拓为重煤所灭耶?刘铁云谓“悉”字先泐；余近见一新本，“乾”字已穿而“悉”字尚存，岂刘铁云亦偶见新拓为重煤所灭耶?辛亥十二月再记于石潭守拙斋拙翁(钤印：拙翁)
叔未又云：郑谷口专学是碑而习气太重，诚有如王虚舟给谏所评，比之赵寒山之篆也。(钤印：守拙，风高别号拙翁)
按朱竹姹于康熙庚戌跋尾，尚未断裂，越二年再至京师买此碑，已中断，完好者且漶漫矣。据此则刘氏所谓“明时出土不久即断”者为不确也。甲寅春日又记(钤印：钜庭，拙翁所藏)(图7)
李拙翁的题跋说明这拓本有四个特点：1 “秉乾之机”的“乾”字未穿；2 “悉以薄官”的“悉”字未损；3 “咸白君哉”的“咸”字完整，“白”字撇笔清晰(后来的拓本均作“曰“字)：4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的“辰”字撇笔、“造”字右半均完好无损。(图5、6)以上特点也正是后世拓本的缺损之处。
张仁芬去世后，未断本《曹全碑》由其长孙即我岳父张世模收藏。“文革”中该拓本与许多字画图书一起被抄走，上世纪80年代始发还，惜已拓纸发脆，黑白难分，连上述四个特点也须在充足光照下才能辨认。而一旦拓纸进一步破碎，这些优点将不复存在。
忧心之余，我不禁忆起将近40年前的次经历。那时我在武汉文教部门任职，一天忽被分官政工、宣传的两位军代表邀去“查看”抄家图书。记得是一座破旧的平房，院子里搭着竹棚。房内棚内像堆垃圾般堆满了书，都是“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成果”，多数是平装书，也有一些精装书、线装书和碑帖。经过几年风吹曰烤，水蚀虫蛀，整个景象可谓惨不忍睹。两位军代表是“爱书”的，他们分别挑了十多本各自喜爱的书。其中位翻到本《拿破仑情书选》，很高兴地举起来向我晃了晃。我也当仁不让地挑了一些书，除几种辞典外，还拿了《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和周汝昌选注的《杨万里选集》。翻开这两本书，可以看到每页四围都有发黄的水渍印。据说，由于该处平房另有他用，我们走后剩下的图书将送往造纸厂。
我想，当年《曹全碑》拓本被抄后，想必也就抛掷在诸如此类的场所，虽然躲过了送造纸厂的命运，但经不起风化，现已到了一碰就碎、难以修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