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命观念，其实是在天人关系的思维框架下来讨论天命与人事。他在继承传统天命观念的基础上，对传统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把天命解读为他所承担的一种使命。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尽人事以俟天命”，把天人贯通起来，认为天命就体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传统的天命神学是，在宗教神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下来处理天人关系。其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即不离天命去论人事，也不离人事而论天命，天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在思维还是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天”是出发点与归宿，“天”的观念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形态与政治结构，它决定社会人事，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尽管在传统天命神学中已经有了以德配天、敬天重人的思想，但是这些说法只有在神学体系中才有意义，是用来论证神学体系的，这样的天命神学主要是通过降命撤命来贯通天人。
　　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强调人事、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念，认为天命必须归结到人事上，搞好人事就是顺应天命。这反映出天命观念尽管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而就在人事之中。孔子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天命观念作了根本性的转化，并且提出了“尽人事以俟天命”的思想，对儒学与中国文化重视现实社会人生这样一种基本特征产生了巨大影响。
　　孔子在天人关系上强调了人事的作用，他认为天命就蕴含在人事之中，通过人事反映出来，这固然要了解天命之不可违，但更重要的是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一味消极地去顺从天命，相反要在主观上努力，做到尽人事以俟天命。
　　孔子周游列国，在穷苦困厄之时，依然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在他看来，上天赋予他继承中国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使命，因此他总是以饱满的精神去游说各诸侯，向他们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到处碰壁也不改初衷。他的旨趣是，我们首先要尽人事，至于事成与否，乃听天命，即所谓的“谨修听事”，然后“待命于天”，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使得孔子绝不消极地屈从于命运，而是进行积极的抗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而奋斗。在礼乐崩坏的情况下，孔子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思以其道易天下”，力图再造西周盛世，恢复“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
　　既然孔子自认为肩负着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就必然会产生如何去完成的问题，因此在承认天命的同时，更强调要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在人事范围内不要消极无为，主张体认天命要靠人为的努力，通过在人事活动上的积极有为，激发奋发进取的精神。这就是他所说的“下学而上达”，即主观努力从人事活动开始，与天相沟通，而以人事为主，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尽人事而俟天命”，就不能苟且偷安，要不断地进取，绝不轻言放弃。孔子的经典名言是“当仁不让与师”。他赞扬不断上进的颜渊，说他只看到颜渊始终在向前奋进，从来没有看到他停下向前的脚步；他批评再求借口自己力不从心，而不思进取；至于白天也在睡懒觉的宰予，更是毫不留情地嘲讽他“朽木不可雕也”。
　　总之，孔子的思想通过下学上达，以人事贯通天命。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以现实的社会人生为出发点，强调在现实的人事社会活动中去体认天命。这就要求发挥人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作用，而绝不消磨自己的意志，任凭天命的摆布。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都应该积极努力地工作，承担起对于人生与社会的责任，事情做成功了，那是天命如此，事情没有做好，那也是天命如此。但是不管成功与否，我们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问心无愧。做与不做是我的事，成功与否是天的事。
　　孔子这种“尽人事以俟天命”的观念，尤其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不管天意如何，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甚至不惜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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