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打工人”一词走红，人们乐于用它调侃自己的生存痛点与集体焦虑。婚姻、情感、房价、收入水平、社会结构性压力等问题，似乎成为一座座大山，等待着前仆后继的脚步去翻越。
　　行路其中，负重之感日渐增大。累，已成为当代“打工人”的新常态。
　　身累，除了受困于“996”的工作节奏之中，“打工人”还被漫长的通勤、碎片化的信息海洋和快速的生活节奏捆绑，自救艰难;心累，是因为社会时钟和刻板成见间总有较量和拉锯。
　　快乐何以成了一种奢侈品？
　　愛尔兰哲学家布莱恩·奥康纳在《闲散的哲学》中提及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反思。他说：“环境迫使大多数人对生活严阵以待。我们必须埋头苦干才能获得那些自认为的必需品……在充满迫切需求的环境中，闲散是一种梦幻般的奢求。然而，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们对‘什么是体面生活’的普遍看法，对其所做的工作起到了激励、塑造、正当化的作用。”

工作不是元凶

　　“工作本身真的有那么忙吗？”当每个人拿这个问题问自己时，得到的答案也许并非全然肯定。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发布的《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居36个城市之首，为11.1公里，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为9.1公里、8.7公里、8.1公里。
　　拥挤的地铁、堵塞的街道、严苛的上下班打卡制度，都在为“忙碌”本身加砝码。“疲惫值”成为大多数人衡量忙碌与否、压力大小的标准。
　　移动智能化的普及，也使办公的界限不断扩张，无限黑白。
　　美国当代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写道，“清醒和睡眠的界限正在被侵蚀，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界限的消失”，比如，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
　　此外，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在线娱乐和网上购物的流行，以及无处不在的视频，同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生活进入了一种无眠状态。

被社会时钟厘定的个人足迹

　　除了日常生活中混乱的时间安排外，不少人对自己人生节奏的把握和规划，也是无措的。
　　作家梁文道曾提出一个观点：“现在年轻人的累，除了挣钱，往往是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些什么。”
　　事实上，如今更加开放多元的生活和就业环境，赋予人们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不可回避的是，许多人仍难以剥离来自长辈的生活经验和要求、消费主义所营造的短暂快感以及网络时代所植入的美好想象。
　　紧与松、快与慢、忙与闲的矛盾感，由此出现在每个个体身上。
　　2018年，青年群体中最流行的说法是“佛系”和“人间不值得”。部分人用这种自我批判的“反讽”，将个体失意的生活状态向群体转移，试图进行对现实压力的解构和反抗;也有一部分人处在迷茫无措中，将其作为正在陷入“内卷化”的托辞。当下80后、90后居高不下的裸辞率、离婚率，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与此同时，三十而立、功成名就、先立业后成家、成功学等，似乎正在成为丈量人生价值的标尺，倒逼着人们“不能停、不敢停”。
　　“人生本来就是未知的，你完全把自己纳入计划表内，就把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人。没有为过程本身而活，只为了将来有一天可以有钱、有时间、有伴侣，这种活法是很糟糕的。”心理学家李松蔚举例，一个人去游泳，放松地对水付出信任时，会被水接住、浮起来。“生活就是那样的水”。

快，并非最优解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现状，是前车之鉴。
　　九成以上的日本人不买股票，不买基金，不参与P2P，不考虑买房，更不碰古玩和黄金。日本年轻人正在远离和消费主义有关的一切。远离时尚、远离名牌、远离买车、远离喝酒，甚至远离恋爱……“草食男”、“草食女”越来越多。他们对恋爱结婚不感兴趣，六成日本男性更喜欢和AI谈恋爱。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胡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日本现状对中国社会的启示：“奋斗不一定是经济维度的，从无到有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就是怎么让社会更精致、更美好、更人性化。”
　　这一诉求的实现，仍需回归探寻人本身最真切的需求。
　　若能继续过上张弛有度的生活，人们也许会发现，把握好属于个体人生的时钟，可以为更贴近所追求的目标和摆脱“内卷化”提供一个更优解。人生的目标和诉求不是越过山丘，而是看沿途的景象。正如学者余世存所说：“我们可以把目标放缓一些，走得更踏实一些。只有经历过回忆和反思，我们才知道真正有效、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新周刊》 图：项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