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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发生一件在后世争议不断的事件，即“纵囚”，此事与唐太宗一生中的重大事迹如“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联系密切。为此，笔者以“唐太宗纵囚”为主题，进行了阅读教学。
一、学生的认知：唐太宗纵囚
笔者选取了相关历史文献中对纵囚事件的记述，供高一学生阅读：
材料一 （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
材料二 （贞观）六年十二月十日，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
材料三 （贞观）六年，（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泛指朝廷），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十六
材料四 是岁（贞观四年），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十一
（1）前三则材料叙述的是什么事？请对该事做简要的介绍。
（2）前三则材料关于同一事情的叙述有无差异？若有，请写出。
（3）阅读材料四之后，对前三则材料有无新的认识？若有，请简单说明。
学生很容易判断材料讲述的是太宗纵囚，且绝大多数能够发现其中的差异，即所纵人数不同。在阅读材料四后，部分学生对太宗纵囚之事表示怀疑，较为典型的看法有：
龚智宇：贞观四年只有二十九人被判死刑，而贞观六年却有三百甚至四百人，唐太宗很可能编造了数字以宣扬自己的政绩或仁德。
张语桐：贞观六年，死囚由二十九人迅速增长到数百人。因此这种政策表面上是皇帝有仁心，善待百姓，实际上却助长了不良风气，并不值得提倡。
从中可见，学生产生怀疑是基于纵囚数字的激增，进而对纵囚目的出现困惑，乃至对于纵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一定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取得了良好的开局，达到了预设，为阅读教学的继续进行打下了基础：一是深入探究縱囚事件的真相；二是把纵囚事件置于太宗的主要活动中去审视，从而关联起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鉴于上述史料记述极简略不明且互有抵牾，因此，探究纵囚之历史面目，需要拓展史料来源，利用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史料进行深入思考。
贞观之后的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作为唐人对于太宗与贞观之治最为完整全面系统的历史记述，通篇却只字未提太宗纵囚的德政。吴兢久居史官，参与国史编纂，谙熟初唐史事，似不应有此遗漏。令后人对太宗纵囚之事重新检视的，是《新唐书》的编纂者宋人欧阳修所著的《纵囚论》。[1]
材料五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宋）欧阳修《纵囚论》
（4）据材料指出，欧阳修对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怎样的质疑？
（5）你是否赞同欧阳修的观点？如果不赞同，请说明理由。
对于问题4，学生均能意识到欧阳修基于人性、人情而对纵囚之事产生怀疑。而对于问题5，学生中有57.4%赞同，42.6%不赞同。不赞同的典型理由包括：
董润川：不同史书对此事都有记载，虽然一些细节不同，但所述内容大致相同，可以确定此事的真实性，这不是单纯以人情判断就可以否定的。
杨刘晔：《后汉书·虞延传》《南史·席阐文传》《北齐书·张华原传》也有关于“放囚归家”的记载，这说明囚犯依期而归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这些思考均能体现历史研究中史料的互证原则，特别是能将理由建立在客观性的方法和依据之上，重视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和历史传统。但是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仍然有较多学生的怀疑是建立在对人性良好的判断上。为此，笔者继续引导学生进行阅读。
材料六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未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宋）欧阳修《纵囚论》
（6）据材料指出，欧阳修指出“太宗纵囚”有何目的？
（7）你是否赞同欧阳修的观点？如果不赞同，请说明理由。
《纵囚论》之主旨，在于论证唐太宗纵囚不符合人情事理，只不过是帝王德政形象的塑造和宣示。从“人情”和“常法”两个侧面揭露“纵囚”的虚伪和荒谬。对于问题6，学生根据材料基本可以作答，当然，也有几名学生因不理解而未回答。
从问题7的反馈来看，70.5%的学生赞同，29.5%不赞同。持赞同观点的学生通过此材料，进一步获得了依据，即太宗为了“求名”而“上下交相贼”，这也印证了原有的怀疑。而不赞同的学生提出的反对理由则包括：感恩于皇帝的仁慈；摄于皇帝的威权。
至此为止，学生对于纵囚之事的认识有了较大提升，但视野依然略显狭窄。为引导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下去，需要提供相关知识。
二、教师的讲述：纵囚的知识关联 学生因为缺少对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等内容的全面了解，而难以打开新的视界。为此，笔者进行了以下介绍。
1.玄武门之变
在唐高祖李渊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均立下赫赫战功。唐高祖立李建成为太子，常驻宫内处理事务，为文官集团代表。李世民为秦王，继续率领武将集团出征，功劳最大，因而逐渐萌生夺嫡上位的想法。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秦王，心有忌惮，就和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秦王；同时秦王集团也积极准备，双方明争暗斗。在李渊的偏袒下，太子集团逐渐占据上风。在部属的劝说下，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月后以“内禅”方式即皇帝位。当然，这些描述是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2]而得出，正史中的记载与此有较大出入，下面将会谈到。
2.贞观君臣篡改历史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曾对掌管起居注的官员提出，要看起居注。起居注是君王言行的记录，是后世编撰实录的主要依据。唐太宗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唐会要》载，太宗碰壁后与房玄龄有一段对话，“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3]。可见，唐太宗执意要看起居注的意图是借君权力量统一对政变的口径，为其定下基调。
更有甚者，贞观君臣还在太原起兵的问题上大作文章。《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等都记载是李世民等人的主谋与策划；而由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翁大雅在李渊起兵后随军撰成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显示，李渊早有代隋之意。
3.贞观之治
太宗吸收隋亡教训，任人唯贤，善于纳谏；与民休息，减免课税；崇尚文治，改革制度；民族融合，和谐万邦；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文化辐射遍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史称“贞观之治”。
李世民对历史评价存有敬畏之心，只有社会的繁荣才能遮掩昔日的罪恶，所以他奋发有为，从而开创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尤其是面对隋朝末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在唐太宗即位五六年时间之后，局面出现了根本的改观。百姓建立起了对官府的高度信任” [4]。
三、材料的补充：对纵囚的进一步分析
唐太宗放免近四百名死囚的盛德之事，为何在唐代史传中记载如此简略并多有歧义？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材料七 太宗之世，天下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县有令尉，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持其必来之数以为权，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为券，纵而来归，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谁欺，欺天乎？夫三百九十人之中，非无至愚者，不足以测太宗必赦之情，而徼幸以逃；且当纵遣之时，为此骇异之举，太宗以从谏闻，亦未闻法吏据法以廷争；则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明末清初）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
材料八 如若将在押囚徒全部加工为死囚，且这些囚徒在唐太宗的仁恩之下如期而归，那么这个故事的教化功能和历史训诫作用将会陡然提升。因为以常理而言，死囚多为穷凶极恶之人，假使这些人受到唐太宗的恩德都能自行前来受死，更可表现唐太宗的治国之效和帝王道德，以彰显贞观年间的社会治世和民风淳朴。这看似一个数字概念的更换，但所体现的社会效应和后世记忆却会在文本的传颂中不断放大。若仅是在押刑犯390人，很难判断其中死囚的多寡，也就无法体现这个纵囚故事的经典。而将在押囚犯都转化为死囚数，则令唐太宗的仁慈德政和囚徒的遵从信义都得到了无形体现和层次升华。
——李孟哲《法律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从欧阳修的〈纵囚论〉说起》，
《天府新论》2017年第3期
（8）王夫之提出了怎样的推断？你是否认同，请说出你的理由？
（9）你是否赞同材料八的观点？请简要写出自己的理由。
在王夫之看来，这次纵囚是在唐王朝国力空前强大、统治空前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被遣囚犯有累及亲属之忧，不敢不归。王夫之进而推测，唐太宗以知人纳谏著称，此事未见有人据理力争，当是他下密旨于司法官员，告知所纵囚徒来归即赦，上下交相隐饰，完成德政制造。而且，这三百九十名囚犯，并不尽是死囚。对此，绝大多数学生表示赞同，代表性观点有：
陈婕：为了显示唐太宗的治国之效，将“在押囚徒”改成“死囚”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这样让人一读就会赞叹唐太宗的治国有方，感受到贞观的太平。
卢丽颖：有文字记载，贞觀四年全国判处死罪者只有29人，两年后死囚数超过原先十倍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从这一方面思考，尽管历史都是严谨的，但是真正被冠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因此史书记载可能与实际有所出入。由此我推测，李孟哲“在押囚徒全部加工为死囚”这一推论成立的可能性很高。
当然，也有学生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史乃至传统史学受到官方严格控制，里面讲述的历史有多少可信度？当然，这已属于较高层次的问题，即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问题，期待着用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主题来展开阅读。
四、余论
作为大唐基业的奠基者，唐太宗一度以“天可汗”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其统治时期内也出现了古代社会少有的盛世。可能正因为这一认知，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甚至持有肯定态度，贞观纵囚也被视为统治者自信仁慈的体现。但也要指出，对贞观纵囚真相的教学探索，并无全盘否定唐太宗之意，只是践履多一个视角、少一点偏见的原则。
参考文献
[1]陈爽.纵囚归狱与初唐的德政制造[J].历史研究，2018（2）.
[2]参见葛剑雄，周筱赟.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J].领导文萃，2002（10）.
魏明孔.“玄武门之变”探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4）.
[3]祺然.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J].甘肃社会科学，1991（2）.
[4]刘后滨.唐太宗的政绩观与贞观之治[J].文史天地，2014（2）.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中学）
责任编辑：肖佳晓
xiaojx@zgjszz.cn
一、学生的认知：唐太宗纵囚
笔者选取了相关历史文献中对纵囚事件的记述，供高一学生阅读：
材料一 （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
材料二 （贞观）六年十二月十日，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
材料三 （贞观）六年，（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泛指朝廷），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十六
材料四 是岁（贞观四年），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十一
（1）前三则材料叙述的是什么事？请对该事做简要的介绍。
（2）前三则材料关于同一事情的叙述有无差异？若有，请写出。
（3）阅读材料四之后，对前三则材料有无新的认识？若有，请简单说明。
学生很容易判断材料讲述的是太宗纵囚，且绝大多数能够发现其中的差异，即所纵人数不同。在阅读材料四后，部分学生对太宗纵囚之事表示怀疑，较为典型的看法有：
龚智宇：贞观四年只有二十九人被判死刑，而贞观六年却有三百甚至四百人，唐太宗很可能编造了数字以宣扬自己的政绩或仁德。
张语桐：贞观六年，死囚由二十九人迅速增长到数百人。因此这种政策表面上是皇帝有仁心，善待百姓，实际上却助长了不良风气，并不值得提倡。
从中可见，学生产生怀疑是基于纵囚数字的激增，进而对纵囚目的出现困惑，乃至对于纵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一定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取得了良好的开局，达到了预设，为阅读教学的继续进行打下了基础：一是深入探究縱囚事件的真相；二是把纵囚事件置于太宗的主要活动中去审视，从而关联起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鉴于上述史料记述极简略不明且互有抵牾，因此，探究纵囚之历史面目，需要拓展史料来源，利用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史料进行深入思考。
贞观之后的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作为唐人对于太宗与贞观之治最为完整全面系统的历史记述，通篇却只字未提太宗纵囚的德政。吴兢久居史官，参与国史编纂，谙熟初唐史事，似不应有此遗漏。令后人对太宗纵囚之事重新检视的，是《新唐书》的编纂者宋人欧阳修所著的《纵囚论》。[1]
材料五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宋）欧阳修《纵囚论》
（4）据材料指出，欧阳修对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怎样的质疑？
（5）你是否赞同欧阳修的观点？如果不赞同，请说明理由。
对于问题4，学生均能意识到欧阳修基于人性、人情而对纵囚之事产生怀疑。而对于问题5，学生中有57.4%赞同，42.6%不赞同。不赞同的典型理由包括：
董润川：不同史书对此事都有记载，虽然一些细节不同，但所述内容大致相同，可以确定此事的真实性，这不是单纯以人情判断就可以否定的。
杨刘晔：《后汉书·虞延传》《南史·席阐文传》《北齐书·张华原传》也有关于“放囚归家”的记载，这说明囚犯依期而归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这些思考均能体现历史研究中史料的互证原则，特别是能将理由建立在客观性的方法和依据之上，重视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和历史传统。但是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仍然有较多学生的怀疑是建立在对人性良好的判断上。为此，笔者继续引导学生进行阅读。
材料六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未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宋）欧阳修《纵囚论》
（6）据材料指出，欧阳修指出“太宗纵囚”有何目的？
（7）你是否赞同欧阳修的观点？如果不赞同，请说明理由。
《纵囚论》之主旨，在于论证唐太宗纵囚不符合人情事理，只不过是帝王德政形象的塑造和宣示。从“人情”和“常法”两个侧面揭露“纵囚”的虚伪和荒谬。对于问题6，学生根据材料基本可以作答，当然，也有几名学生因不理解而未回答。
从问题7的反馈来看，70.5%的学生赞同，29.5%不赞同。持赞同观点的学生通过此材料，进一步获得了依据，即太宗为了“求名”而“上下交相贼”，这也印证了原有的怀疑。而不赞同的学生提出的反对理由则包括：感恩于皇帝的仁慈；摄于皇帝的威权。
至此为止，学生对于纵囚之事的认识有了较大提升，但视野依然略显狭窄。为引导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下去，需要提供相关知识。
二、教师的讲述：纵囚的知识关联 学生因为缺少对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等内容的全面了解，而难以打开新的视界。为此，笔者进行了以下介绍。
1.玄武门之变
在唐高祖李渊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均立下赫赫战功。唐高祖立李建成为太子，常驻宫内处理事务，为文官集团代表。李世民为秦王，继续率领武将集团出征，功劳最大，因而逐渐萌生夺嫡上位的想法。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秦王，心有忌惮，就和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秦王；同时秦王集团也积极准备，双方明争暗斗。在李渊的偏袒下，太子集团逐渐占据上风。在部属的劝说下，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月后以“内禅”方式即皇帝位。当然，这些描述是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2]而得出，正史中的记载与此有较大出入，下面将会谈到。
2.贞观君臣篡改历史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曾对掌管起居注的官员提出，要看起居注。起居注是君王言行的记录，是后世编撰实录的主要依据。唐太宗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唐会要》载，太宗碰壁后与房玄龄有一段对话，“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3]。可见，唐太宗执意要看起居注的意图是借君权力量统一对政变的口径，为其定下基调。
更有甚者，贞观君臣还在太原起兵的问题上大作文章。《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等都记载是李世民等人的主谋与策划；而由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翁大雅在李渊起兵后随军撰成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显示，李渊早有代隋之意。
3.贞观之治
太宗吸收隋亡教训，任人唯贤，善于纳谏；与民休息，减免课税；崇尚文治，改革制度；民族融合，和谐万邦；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文化辐射遍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史称“贞观之治”。
李世民对历史评价存有敬畏之心，只有社会的繁荣才能遮掩昔日的罪恶，所以他奋发有为，从而开创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尤其是面对隋朝末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在唐太宗即位五六年时间之后，局面出现了根本的改观。百姓建立起了对官府的高度信任” [4]。
三、材料的补充：对纵囚的进一步分析
唐太宗放免近四百名死囚的盛德之事，为何在唐代史传中记载如此简略并多有歧义？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做出了大胆的推测。
材料七 太宗之世，天下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县有令尉，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持其必来之数以为权，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为券，纵而来归，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谁欺，欺天乎？夫三百九十人之中，非无至愚者，不足以测太宗必赦之情，而徼幸以逃；且当纵遣之时，为此骇异之举，太宗以从谏闻，亦未闻法吏据法以廷争；则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明末清初）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
材料八 如若将在押囚徒全部加工为死囚，且这些囚徒在唐太宗的仁恩之下如期而归，那么这个故事的教化功能和历史训诫作用将会陡然提升。因为以常理而言，死囚多为穷凶极恶之人，假使这些人受到唐太宗的恩德都能自行前来受死，更可表现唐太宗的治国之效和帝王道德，以彰显贞观年间的社会治世和民风淳朴。这看似一个数字概念的更换，但所体现的社会效应和后世记忆却会在文本的传颂中不断放大。若仅是在押刑犯390人，很难判断其中死囚的多寡，也就无法体现这个纵囚故事的经典。而将在押囚犯都转化为死囚数，则令唐太宗的仁慈德政和囚徒的遵从信义都得到了无形体现和层次升华。
——李孟哲《法律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从欧阳修的〈纵囚论〉说起》，
《天府新论》2017年第3期
（8）王夫之提出了怎样的推断？你是否认同，请说出你的理由？
（9）你是否赞同材料八的观点？请简要写出自己的理由。
在王夫之看来，这次纵囚是在唐王朝国力空前强大、统治空前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被遣囚犯有累及亲属之忧，不敢不归。王夫之进而推测，唐太宗以知人纳谏著称，此事未见有人据理力争，当是他下密旨于司法官员，告知所纵囚徒来归即赦，上下交相隐饰，完成德政制造。而且，这三百九十名囚犯，并不尽是死囚。对此，绝大多数学生表示赞同，代表性观点有：
陈婕：为了显示唐太宗的治国之效，将“在押囚徒”改成“死囚”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这样让人一读就会赞叹唐太宗的治国有方，感受到贞观的太平。
卢丽颖：有文字记载，贞觀四年全国判处死罪者只有29人，两年后死囚数超过原先十倍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从这一方面思考，尽管历史都是严谨的，但是真正被冠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因此史书记载可能与实际有所出入。由此我推测，李孟哲“在押囚徒全部加工为死囚”这一推论成立的可能性很高。
当然，也有学生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史乃至传统史学受到官方严格控制，里面讲述的历史有多少可信度？当然，这已属于较高层次的问题，即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问题，期待着用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主题来展开阅读。
四、余论
作为大唐基业的奠基者，唐太宗一度以“天可汗”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其统治时期内也出现了古代社会少有的盛世。可能正因为这一认知，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甚至持有肯定态度，贞观纵囚也被视为统治者自信仁慈的体现。但也要指出，对贞观纵囚真相的教学探索，并无全盘否定唐太宗之意，只是践履多一个视角、少一点偏见的原则。
参考文献
[1]陈爽.纵囚归狱与初唐的德政制造[J].历史研究，2018（2）.
[2]参见葛剑雄，周筱赟.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J].领导文萃，2002（10）.
魏明孔.“玄武门之变”探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4）.
[3]祺然.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J].甘肃社会科学，1991（2）.
[4]刘后滨.唐太宗的政绩观与贞观之治[J].文史天地，2014（2）.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中学）
责任编辑：肖佳晓
xiaojx@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