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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利用掌握的大量学生信息，打电话给家长，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就读班级以及家长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地址，并警告家长花钱“消灾”，否则孩子将受伤害。此案暴露出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安全隐患，决不能容忍。
学生个人信息泄露并非个案。快放暑假了，一些家长的手机会“准时”收到培训班广告；该中考了，家长手机会收到临考培训班的招生电话……各样精准“信息服务”送达的背后，是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买卖学生个人信息，并施展狂轰滥炸信息骚扰。貌似“贴心”服务，骨子里是谋利企图，甚至可能借机实施诈骗或敲诈勒索犯罪。
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我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等一批规章也已经有针对性的规定。但现实状况要求，应有一部专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
充分保护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既要不断完善法律规章，扎好篱笆，又要重视落实，严格执法。目前各地频频发生的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案件表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亟待加强。
治理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查清泄露源头是难点。电信、教育等管理部门应与公安部门相互配合，形成打击合力，严查学生个人信息泄露背后的非法交易，顺藤摸瓜找到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以此为突破口拔掉“根系”，铲除信息泄露、交易存在的土壤。学生家长也应绷紧个人信息安全这根弦，不随意留下个人信息，遇到个人信息被泄漏及非法侵害时应果断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报案。希望全社会一起努力，为学生个人信息安全多加几道安全锁。
（来源：新华网 欧甸丘 吕梦琦/文）
治理“论文代写”必须铲除利益链和产业链
为强调中国学者发表国际论文的行为规范，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近日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这“五不”是：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貌似是对发表学术期刊的严格要求，但实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而不治本。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学术期刊接连宣布撤回中国学者的论文——今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1篇中国学者论文；今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这些文章全部出自中国作者。其中，同行评价造假，是这些论文被撤的重要原因，而同行评价造假，又多与委托第三方撰写论文、修改论文、提供虚假的同行评价报告、投递论文有关。这也是此次“五不”行为守则出台的背景。
问题在于，这“五不”究竟怎样才能落实。“五不”针对的只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我国，已经形成论文发表的利益链条和产业链。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国买卖论文交易已达10亿“产值”，请第三方代写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其实质就是论文买卖，一些专门的机构和写手，为那些需要发表国际学术论文，以通过课题验收、考核评价的“学者”提供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有的代写者比较重视“商业道德”，保证论文原创，没有造假，学者拿着发表的论文去交差，“请赏”；而有的代写者收了钱却出不了论文，为完成交易，一路造假，直到事发。
从本质上说，只要请人代写论文，就是学术违规、造假，甚至欺诈——拿着他人撰写的论文，充当自己的论文，以谋求学术利益。这是应该严格治理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是，目前治理代写论文，十分困难。在目前所有学术不端中，代写论文，还会被认为是“最道德”的方式，毕竟委托代写者，是花了钱的，不像有的领导，自己不从事学术研究，却轻轻松松在论文、成果中署名第一作者；而且，舆论有时也很同情委托代写者，如果不是课题评估、职称晋升、年度考核等那么看重论文，要求必须完成发表什么档次期刊论文的指标，大家用得着这么花心思去弄论文吗？另外，对于把论文作为学校重要办学成果的大学来说，对教师以弄虚作假方式发表论文，也并不会严查，因为，在发表论文这件事上，学校和教师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很多时候，高校并不会启动针对涉嫌学术不端的学者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严肃处理，而是睁只眼闭只眼。比如，对于国际期刊宣布撤销论文，按理，这些论文作者所在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调查，可是，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铲除代写论文利益链，才能根治代写论文的丑恶学术现象。这关键在于推进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和学术同行评价。或有人说，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就出在同行评价，同行评价还可信吗？这其实是整体学术行政化之下的同行评价，并不是学术独立、自主的同行评价，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无论是申请课题，还是在所在单位参加评价，都面临被行政力量主导的问题，包括论文发表与否、发表在何期刊上，作为评价学者的重要指标，就是偏离学术的行政性的指标。真正重视学术成果，不应该以论文是否发表作为标准，而应该针对论文本身，看其创新价值；而重视论文发表，就是用期刊评价代替了学术评价，进而把学者的精力导向论文发表，而不是潜心做研究。因此，论文评价机制还有待调整改善。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熊丙奇/文）
学生个人信息泄露并非个案。快放暑假了，一些家长的手机会“准时”收到培训班广告；该中考了，家长手机会收到临考培训班的招生电话……各样精准“信息服务”送达的背后，是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买卖学生个人信息，并施展狂轰滥炸信息骚扰。貌似“贴心”服务，骨子里是谋利企图，甚至可能借机实施诈骗或敲诈勒索犯罪。
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我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等一批规章也已经有针对性的规定。但现实状况要求，应有一部专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
充分保护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既要不断完善法律规章，扎好篱笆，又要重视落实，严格执法。目前各地频频发生的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案件表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亟待加强。
治理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查清泄露源头是难点。电信、教育等管理部门应与公安部门相互配合，形成打击合力，严查学生个人信息泄露背后的非法交易，顺藤摸瓜找到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以此为突破口拔掉“根系”，铲除信息泄露、交易存在的土壤。学生家长也应绷紧个人信息安全这根弦，不随意留下个人信息，遇到个人信息被泄漏及非法侵害时应果断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报案。希望全社会一起努力，为学生个人信息安全多加几道安全锁。
（来源：新华网 欧甸丘 吕梦琦/文）
治理“论文代写”必须铲除利益链和产业链
为强调中国学者发表国际论文的行为规范，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近日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这“五不”是：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貌似是对发表学术期刊的严格要求，但实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而不治本。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学术期刊接连宣布撤回中国学者的论文——今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1篇中国学者论文；今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这些文章全部出自中国作者。其中，同行评价造假，是这些论文被撤的重要原因，而同行评价造假，又多与委托第三方撰写论文、修改论文、提供虚假的同行评价报告、投递论文有关。这也是此次“五不”行为守则出台的背景。
问题在于，这“五不”究竟怎样才能落实。“五不”针对的只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我国，已经形成论文发表的利益链条和产业链。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国买卖论文交易已达10亿“产值”，请第三方代写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其实质就是论文买卖，一些专门的机构和写手，为那些需要发表国际学术论文，以通过课题验收、考核评价的“学者”提供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有的代写者比较重视“商业道德”，保证论文原创，没有造假，学者拿着发表的论文去交差，“请赏”；而有的代写者收了钱却出不了论文，为完成交易，一路造假，直到事发。
从本质上说，只要请人代写论文，就是学术违规、造假，甚至欺诈——拿着他人撰写的论文，充当自己的论文，以谋求学术利益。这是应该严格治理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是，目前治理代写论文，十分困难。在目前所有学术不端中，代写论文，还会被认为是“最道德”的方式，毕竟委托代写者，是花了钱的，不像有的领导，自己不从事学术研究，却轻轻松松在论文、成果中署名第一作者；而且，舆论有时也很同情委托代写者，如果不是课题评估、职称晋升、年度考核等那么看重论文，要求必须完成发表什么档次期刊论文的指标，大家用得着这么花心思去弄论文吗？另外，对于把论文作为学校重要办学成果的大学来说，对教师以弄虚作假方式发表论文，也并不会严查，因为，在发表论文这件事上，学校和教师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很多时候，高校并不会启动针对涉嫌学术不端的学者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严肃处理，而是睁只眼闭只眼。比如，对于国际期刊宣布撤销论文，按理，这些论文作者所在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调查，可是，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铲除代写论文利益链，才能根治代写论文的丑恶学术现象。这关键在于推进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和学术同行评价。或有人说，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就出在同行评价，同行评价还可信吗？这其实是整体学术行政化之下的同行评价，并不是学术独立、自主的同行评价，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无论是申请课题，还是在所在单位参加评价，都面临被行政力量主导的问题，包括论文发表与否、发表在何期刊上，作为评价学者的重要指标，就是偏离学术的行政性的指标。真正重视学术成果，不应该以论文是否发表作为标准，而应该针对论文本身，看其创新价值；而重视论文发表，就是用期刊评价代替了学术评价，进而把学者的精力导向论文发表，而不是潜心做研究。因此，论文评价机制还有待调整改善。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熊丙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