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本无所谓“意义”,被人说得多了,也就产生了“意义”,有些甚至是“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趣的是,没有多少人会去探究这些“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到底“重要”和“深远”在哪里,正因为如此,凡是遇到自认为重大的事件时,许多人都要套用这句话。
　　 人类在最早的时候大概不懂得什么叫“意义”,只知道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冷了就找点什么东西裹在身上。后来随着进化,人类的思维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复杂,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便渐渐开始考虑做某些事情的“意义”了。比如联合起来的意义是能够获取更多的猎物,以便更好地生存;固定伴侣的意义是可以确认自己的后代,确立自己的家族体系。后来社会越发展,做事的目的越明确,越来越多的意义也就应运而生,而意义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其中有实际的意义,也有虚拟的意义;有本来的意义,也有引伸的意义;有具体的意义,也有抽象的意义;有实在的意义,也有臆想的意义,等等。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有“意义”,即使看上去“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也必须想办法赋予“意义”,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就是做了,也会被人认为“毫无意义”。于是,我们便生活在了“意义”之中:走路的意义是可以健身,坐车的意义是体现身份,喝酒的意义是增进感情,讲空话、套话的意义是虽然大而无当却不会有错……
　　 仔细分析一下,“意义”在现实社会中往往被实用主义所主导,有时候给一件事情赋予某种意义,就是为了给它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比如游山玩水,可以说是“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有重要意义”;比如各种名义的出国考察,可以说是“开阔眼界,借鉴先进经验,对促进思想解放有重要意义”。有时各种“意义”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但它们又同时存在于各自的话语体系里。 比如“发展汽车,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限制汽车过快发展,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素质教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有重要意义”,而“提高升学率,让更多的学生考上理想的学校,对于改变学生的命运有重要意义”。有时候“软意义”要服从“硬意义”,非功利的“意义”要服从功利的“意义”。如环保与GDP,素质教育与升学率,就属于这样的关系。还有很多“意义”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在遇到某些事情,或者某项工作时,却必须得习惯性地讲一讲“重要性”和“意义”。对于此类“意义”,可以不去较真,不必非要弄清“意义”究竟何在,否则,只能让说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充满了“意义”,还在于所有的行为只要有了一定的“意义”,就有了某种实施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如强制拆迁的“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地拔除影响城市建设顺利进行的‘钉子户’,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公共利益”;听证涨价的“意义”在于“既发扬了民主,尊重了民意,维护了和谐稳定,又使价格上涨的目的得以实现”。择校高收费的“意义”在于“既增加了学校收入,改善了办学条件,又防止了一些人利用职权无偿占有优质教育资源,体现了公平”。至于这些“意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多少,就很耐人寻味了。
　　我们还会经常被“意义”所绑架,以至于对那些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倘若不热情、不积极、不参与,就得承担一定的政治的或道德的风险。比如以残疾人名义演出的节目,虽然票价定得很高,也没有时间去观赏,但“为了体现全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就得对找上门来的推销者“慷慨解囊”;比如以保护环境等名义开展的各种“公益活动”,你就必须“自愿”地把捐款打到某个协会指定的账号上,而不必去管这些钱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因为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而不能不做的事情,但做了之后总有一种被“意义”所劫持的感觉,丝毫体会不到做了好事之后的愉悦。事后想想才明白,这是有些人经过策划,把某种“意义”变成了“有价证券”,用一种道德的强制出售给我们,而我们却别无选择,因为谁都不想背负没有爱心、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名声。
　　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泛化了的时代,从小开始就要认识做每件事情的“意义”,因此它也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时候,却因为过度重视和强调了“意义”,而忽略了藏在“意义”背后的真实内涵,并且很多“意义”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意义”缺失了人性人文的基础,缺少了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照,包含了过多功利主义的色彩,那么,这样的“意义”就只能成为一种宣传,一种套话,一种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一种自我标榜、自我粉饰的噱头,自然也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各种“意义”的纷争,很容易引起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混乱,使得他们对于一些社会现象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影响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对此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