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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的行为表现受到普遍关注。本文以西方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引入TPB模型，采用跟踪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使用SPSS和Amos软件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生成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TPB模型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有很好的预测和解释作用;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会显著影响其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大学生感知或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受限于个体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即父母、老师、同伴等群体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形成的普遍性认知进而营造的社会压力氛围会显著影响到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意图以及对执行网络伦理失范难易程度的认识。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TPB模型
一、国内外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及其教育现状分析
网络伦理的研究始于计算机伦理的发展，国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计算机伦理。我国学术界最早关注网络伦理问题的是陆俊和严耕，他们于1997年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次年，和孙伟平一起合作出版著作《网络伦理》，之后学界对于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逐年增加。
从现有文献可知，我国针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深入探讨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比如饶桂生（2015）认为当代青年学生的网络伦理在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均存在问题，包括伦理认知模糊、伦理情感淡漠、伦理意志薄弱和伦理行为失范。[1]李玉华、闫锋（2012）认为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价值观混乱，道德意识弱化;传播垃圾信息，造成信息污染;言行随意放纵，暴力倾向严重;诚信缺失，引发信任危机，沉溺网络，导致人格障碍。[2]安仲森（2011）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社会报告数据，认为网络、个体、家庭以及网络管理工作中的疏漏造成了大学生在认知、情感、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表现出的网络伦理失范问题。[3]郑洁（2010）将网络伦理问题的表征主要归结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信息欺诈和信息垄断、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信息共享与信息独有、信息滥用与信用危机、数字异化与个人隐私等六个方面，并从技术、理论、社会和主体四个方面剖析原因，提供治理对策。[4]
面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国内外研究均呼吁高校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早在2005年，就有国外学者就如何使今天的年轻人能够在网络世界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成员对高校提出了建议，比如启动网络伦理课程，让所有核心科目的老师都加入课程的教学;将网络伦理引入课堂，无论什么课程，都要将教育技术使用过程中卷入的伦理问题与情景纳入到课堂教学中;把互联网作为网络伦理教学的一个工具等。[5]美国陶森大学Portia Pusey和William A.Sadera（2011）在对职前教师的实证调研中发现，尽管这一代学生是伴随着技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拥有足够的C3①知识，也没有能力去教他们未来的学生避免来自网络的伤害，因而呼吁学校对职前教师加强C3教育。[6]国内研究者针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也对网络伦理教育进行了探索，比如陆伟华（2009）建议要把网络伦理教育纳入学校德育系统，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7];薛伟莲（2011）认为我国的网络伦理教育应该在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精华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责任意识教育，不断充实完善网络伦理教育内容。[8]相较而言，国外针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开展的网络伦理教育更加注重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同步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在开展该学院一门研究生阶段的课程CE-101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能够提高学生网络伦理的前提来源包括对计算机科学伦理的研究、对互联网心理的研究、品质教育、老师的责任感等。[9]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网络伦理、網络伦理失范、网络伦理教育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尚未对大学生网络伦理生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并非单一原因造就，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普及率、大学生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网络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网络道德准则的模糊等等，都为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提供了土壤。大学时期恰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阶段，也是运用网络最自由的阶段，大学生对于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同伴、师长的影响以及网络操作的匿名性、便利性等多种因素如何影响和牵制网络伦理失范意图，进而产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为了更好地预测和解释人类在具体情境下的行为，Ajzen（1991）[10]在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实际行为（Behavior）是受其行为意图（Intention）所影响的，而行为意图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分别是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其中，行为态度是一种情感倾向，表现为对某一行为的喜好，即喜欢或是不喜欢，积极评价或是消极评价;主观规范体现的是重要他人的影响，即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知觉行为控制则是感知到执行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且受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困难及阻碍的影响。但三个因素对于行为意图的重要性要视具体的行为和情况而定。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模型及假设
国外不少学者以TPB模型检验网络相关行为，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人员Wannes Heirman和Michel Walrave（2012）[11]以及Sara Pabian和Heidi Vandebosch（2014）[12]通过实证分析证实TPB在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参与情况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将TPB模型用于检验穆斯林参加网上宗教行为的影响因素。[13]美国学者以TAM和TPB研究印度学生的网络使用情况。[14]这些研究均证实TPB模型为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提供了较为有效的预测和解释。目前，国内有研究者对网络行为失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等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均停留在学理性分析层面，缺少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黄少华（2010）[15]研究发现的大学生网络欺骗行为、不当使用网络行为、网络色情以及网络学术不诚实行为等作为网络伦理失范的具体内容采集数据信息，将TPB模型用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生成机制的实证检验，以了解影响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重要因素，从而提供防控对策。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总是有紧密联系的。在群体中，群体因素明显会影响个人行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并不是机械式地各自生活着，他们的很多行为是互相作用的结果，他们向往的很多事情是通过相互依赖的社会性努力才能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具体对应的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模型和假设。
H1：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和主观规范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主观规范主要是指重要他人的影响，对于大学生而言，这些重要他人包括父母、老师、朋友、室友和同学等，这些重要他人给大学生造成的社会压力越大，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就越消极，即认为网络伦理失范是不好的、有害的行为，则越不可能产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
H2：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即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和难易程度之间呈现一定的关系，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实施网络伦理失范越难，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H3：大学生对待网路伦理失范的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知觉行为控制主要表现的实施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對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而言，网络操作的便捷性、匿名性等都是影响知觉行为控制的因素。因而，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越积极，就越容易导致网络伦理失范。
H4：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个体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的社会压力越大，实施网络伦理失范的主观意愿就越小，所以假设两者呈现负相关。
H5：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和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如果大学生认为网络伦理失范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的，那么他们就越会在实际学习、生活过程中尝试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因而，本文假设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H6：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知觉行为控制与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如果大学生感知到实施网络伦理失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他们实施该行为的意图可能就越强烈，因而，假定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H7：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与自我报告的网络伦理失范情况呈显著正相关，即认为自己可能实施网络伦理失范和最终网络伦理失范发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2.问卷设计及样本结构
根据Ajzen（2011）[16]对TPB问卷结构的建议，借鉴国外学者基于TPB开展的网络欺凌的实证分析，将问卷设计为关于网络伦理失范的TPB结构问卷和参与网络伦理失范情况的自我报告两个部分。TPB结构问卷中包括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意图四部分内容。其中关于态度的测量包括正反两极的六个选项，以语义上的轻微区分来表达个人态度的积极或消极倾向。比如“我认为大学生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是：（1）好的：1：2：3：4：5：6：7：坏的;（2）有害的：1：2：3：4：5：6：7：无害的”等。主观规范主要考量来自于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社会压力，比如同学、室友和亲密朋友等同伴的影响，父母和老师等长辈或前辈的影响。问卷中设计了5个涉及主观规范的问项，比如“我的室友不喜欢我在网络空间中有失范行为”。知觉行为控制则包括个人对发生网络伦理失范难易程度的认知以及网络使用客观条件所创造的伦理失范的便利性。关于知觉行为控制涉及到3个题目，比如“无论是否掌握信息通信知识，网络伦理失范都很容易”。意图是一种主观意愿，问卷中用2个问项作为测量指标。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意图这三部分问项均采用Likert七级量表来表示对相关描述的认可程度。自我报告问卷通过询问“在过去三个月里，你出现网络伦理失范的频率有多高”进行，选项包括“从来没有”“只有一次”“一个月一次”和“无数次”。本研究中将选择“从来没有”的记作“0”，一次及以上的记作“1”。
为了检测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课题组采用了纵向跟踪调查的方式，于2017年3月发放TPB结构问卷，三个月后即2017年6月针对同一群体发放自我报告问卷。为确保个人隐私及两次问卷结果的对应，采用手机号码后六位作为问卷的编号。问卷被分别发放到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河南工程学院、湖州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第一次发放TPB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874份;第二次发放自我报告问卷1000份，回收605份。通过对TPB问卷和自我报告问卷进行逐一核对，剔除编号不一致的问卷以及有明显残缺等影响数据质量的问卷，最后统计有效数据360份，具体样本构成分布情况见表1。大四学生因6月份就业流动性较大，所以跟踪问卷缺失较多，有效数据相对较少，其余数据均表明样本数据较全面。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内部信度检验，逐一测量了态度、意图、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四个变量影响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因自我报告的网络伦理失范情况只有一个测量问项，在此不做信度检验。经SPSS16.0检测，结果显示上述四个变量影响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861、0.686、0.746和0.621，均大于临界值0.6，说明研究变量的问卷数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信性。
通过对量表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KMO指标0.867，Bartlett’s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此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把除样本统计学信息外的其他17个测量指标降为5个公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2.195%。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同属一个变量的测量问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00，具有聚焦性，且不存在横跨因子现象，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二）结构模型分析和假设验证 问卷结果显示，19.72%（n=71）的被调查者报告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出现过一次（6.39%，n=23）或多次（13.33%，n=48）网络伦理失范情况。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运行机制是否与上述假设有关，本文运用Amos 21.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修正标识变量的误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后，模型的卡方值为131.09，自由度为108，两者比值为1.21<3，P值为0.065>0.05，未达显著水平，接受虚无假设，即观察数据与假设模型间可以适配。GFI=0.960>0.90，AGFI=0.943>0.90，RMSEA=0.024<0.05，这些指标均说明数据与模型间有较好的拟合度。
结果显示，标识变量和潜变量间均具有较显著的相关性。其中潜变量态度对应的态度1到态度6等六个标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t值均大于1.96，p<0.05，即在95%的置信区间内通过了T检验。其余潜变量和标识变量间的显著性检验t值均大于2.58，p<0.001，即在99%的置信区间内通过了T检验。知觉行为控制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的t值为2.534>1.96，p=0.011<0.05，在95%的置信区间内通过T 检验，即H6假设得到验證。主观规范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态度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以及网络伦理失范意图对自我报告的网络伦理失范情况的显著性检验t值的绝对值均大于2.58，p<0.001，即在99%的置信区间内通过T检验，假设H4、H5和H7通过验证。
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个潜变量间的t=-1.710，其绝对值小于1.96，p=0.087，则在95%的置信区间内没有通过T检验，因而H3假设不成立。态度与主观规范两个潜变量间的t=-2.287，其绝对值大于1.96，p=0.022<0.05，在95%的置信区间内通过T检验，即H1假设得到验证。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t=4.069>2.58，p=<0.001，在99%的置信区间内通过了T检验，H2假设得到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与其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之间P=0.005在水平上成显著负相关，即个体感受到的来自父母、老师、同伴之间的社会压力越大，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越消极。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在P=0.001水平上成显著正相关，即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感知或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行为就越难，反之亦然。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成显著负相关，即主观规范越高，网络伦理失范意图越小。此外，从图2可知，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越积极，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行为就越容易，个体就越有可能实施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与最终实施网络伦理失范情况成显著正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网络伦理失范是伴随着网络科技高速发展所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当前，对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鲜有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基于TPB模型的视角来研究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生成机制，旨在对网络社会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络伦理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研究结果显示，TPB模型为网络伦理失范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对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能发挥有效的预测和解释功能。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大学生实施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会显著影响其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第二，从个体角度出发，大学生感知或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受限于个体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第三，就群体角度而言，主观规范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即父母、老师、同伴等群体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形成的普遍性认知进而营造的社会压力氛围会显著影响到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意图以及对执行网络伦理失范难易程度的认识。
（二）研究启示与局限性
1.研究启示
通过对网络伦理失范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地避免网络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国家层面要持续推进网络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网络法治体系。研究发现，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网络伦理失范意图，即个人认为网络伦理失范越容易则越有可能发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换言之，网络伦理失范的机会成本越低，则越容易发生。网络不能成为法外之地，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的，但活跃在网络空间的主体却是真实的。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建设，也在不断地酝酿出台相应的法律，比如2016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较于网络事件的层出不穷和网络伦理的包罗万象，系列配套的法制法规还需持续跟进，以便不断完善网络法治体系。
第二，社会层面要形成网络行为规范的制约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研究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在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越不可能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即除了个体内在的自我约束之外，社会制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除了明确的法律之外，社会层面要有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和技术监督，以便个人在规则允许范围内规范言行，畅游网络。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要通过生动灵活、大众较为容易接纳的方式进行传递，比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社会相融合，以类似专题公益广告的形式进行传播，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健康用网的共识。
第三，高校层面要重视网络伦理教育，将其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范畴。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报道屡见不鲜，从上述研究可知，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意图。因而，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伦理失范，树立正确用网、安全用网、健康用网的网络使用观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针对由谁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指明了方向，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展的趋势。高校网络伦理教育也可以搭上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东风，在德育共同体的构建中寻找合适的方式。 2.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研究为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局限性。首先，问卷设计中采用电话号码后六位作为跟踪调查的标识号欠妥，部分被测者随意填写，出现类似“111111”“123456”“666666”“888888”等数字，无法完成跟踪调研，导致最终有效数据回收率较低，因而以出生年月日作为跟踪调查的标识号更为妥当。其次，在研究设计中对网络伦理失范的界定比较宽泛，个体在不同类别的网络伦理失范行为表现上的偏好或是差异性无法得到体现。下一步可以就某一类网络伦理失范行为进行跟踪研究，比如网络欺凌、大学生网贷等。再者，网络伦理失范问卷调查涉及到个人道德、态度、价值观等问题，容易出现被试者主观选择性误差，影响问卷的质量。因此，质性研究的引入是下一阶段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状况调查可以尝试的重要方式，以便从典型案例中挖掘网络伦理失范的深层次原因。
注释：
①C3指的是Cyberethics，Cybersafety和Cybersecurity。在中文语境中Cybersafety和Cybersecurity均指网络安全，在英语语境中两者有细微差异。Cybersafety侧重于个体在使用网络时的安全问题，比如病毒、间谍等;Cybersecurity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干预，从而保护数据、身份信息以及一些未经许可的访问所造成的硬件伤害等，比如杀毒软件、互联网过滤器、防火墙、密码保护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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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洁.网络伦理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4）：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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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arcelline Fusilier Subhash Durlabhji.An Exploration of Student Internet Use in India[J].Campuswide Information Systems，2005，22（4）：233-246.
[15]黃少华.虚拟世界中的道德实践——以大学生网民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8.
[16]Ajzen，I.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Questionnaire[EB/OL].http：//people.umass.edu/aizen/pdf/tpb.measurement.pdf，2016-12-20.
（责任编辑 钟嘉仪）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TPB模型
一、国内外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及其教育现状分析
网络伦理的研究始于计算机伦理的发展，国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计算机伦理。我国学术界最早关注网络伦理问题的是陆俊和严耕，他们于1997年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次年，和孙伟平一起合作出版著作《网络伦理》，之后学界对于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逐年增加。
从现有文献可知，我国针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深入探讨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比如饶桂生（2015）认为当代青年学生的网络伦理在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均存在问题，包括伦理认知模糊、伦理情感淡漠、伦理意志薄弱和伦理行为失范。[1]李玉华、闫锋（2012）认为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价值观混乱，道德意识弱化;传播垃圾信息，造成信息污染;言行随意放纵，暴力倾向严重;诚信缺失，引发信任危机，沉溺网络，导致人格障碍。[2]安仲森（2011）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社会报告数据，认为网络、个体、家庭以及网络管理工作中的疏漏造成了大学生在认知、情感、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表现出的网络伦理失范问题。[3]郑洁（2010）将网络伦理问题的表征主要归结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信息欺诈和信息垄断、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信息共享与信息独有、信息滥用与信用危机、数字异化与个人隐私等六个方面，并从技术、理论、社会和主体四个方面剖析原因，提供治理对策。[4]
面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国内外研究均呼吁高校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早在2005年，就有国外学者就如何使今天的年轻人能够在网络世界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成员对高校提出了建议，比如启动网络伦理课程，让所有核心科目的老师都加入课程的教学;将网络伦理引入课堂，无论什么课程，都要将教育技术使用过程中卷入的伦理问题与情景纳入到课堂教学中;把互联网作为网络伦理教学的一个工具等。[5]美国陶森大学Portia Pusey和William A.Sadera（2011）在对职前教师的实证调研中发现，尽管这一代学生是伴随着技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拥有足够的C3①知识，也没有能力去教他们未来的学生避免来自网络的伤害，因而呼吁学校对职前教师加强C3教育。[6]国内研究者针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也对网络伦理教育进行了探索，比如陆伟华（2009）建议要把网络伦理教育纳入学校德育系统，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7];薛伟莲（2011）认为我国的网络伦理教育应该在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精华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责任意识教育，不断充实完善网络伦理教育内容。[8]相较而言，国外针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开展的网络伦理教育更加注重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同步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在开展该学院一门研究生阶段的课程CE-101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能够提高学生网络伦理的前提来源包括对计算机科学伦理的研究、对互联网心理的研究、品质教育、老师的责任感等。[9]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网络伦理、網络伦理失范、网络伦理教育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尚未对大学生网络伦理生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并非单一原因造就，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普及率、大学生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网络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网络道德准则的模糊等等，都为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提供了土壤。大学时期恰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阶段，也是运用网络最自由的阶段，大学生对于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同伴、师长的影响以及网络操作的匿名性、便利性等多种因素如何影响和牵制网络伦理失范意图，进而产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为了更好地预测和解释人类在具体情境下的行为，Ajzen（1991）[10]在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实际行为（Behavior）是受其行为意图（Intention）所影响的，而行为意图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分别是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其中，行为态度是一种情感倾向，表现为对某一行为的喜好，即喜欢或是不喜欢，积极评价或是消极评价;主观规范体现的是重要他人的影响，即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知觉行为控制则是感知到执行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且受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困难及阻碍的影响。但三个因素对于行为意图的重要性要视具体的行为和情况而定。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模型及假设
国外不少学者以TPB模型检验网络相关行为，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人员Wannes Heirman和Michel Walrave（2012）[11]以及Sara Pabian和Heidi Vandebosch（2014）[12]通过实证分析证实TPB在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参与情况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将TPB模型用于检验穆斯林参加网上宗教行为的影响因素。[13]美国学者以TAM和TPB研究印度学生的网络使用情况。[14]这些研究均证实TPB模型为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提供了较为有效的预测和解释。目前，国内有研究者对网络行为失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等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均停留在学理性分析层面，缺少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黄少华（2010）[15]研究发现的大学生网络欺骗行为、不当使用网络行为、网络色情以及网络学术不诚实行为等作为网络伦理失范的具体内容采集数据信息，将TPB模型用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生成机制的实证检验，以了解影响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重要因素，从而提供防控对策。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总是有紧密联系的。在群体中，群体因素明显会影响个人行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并不是机械式地各自生活着，他们的很多行为是互相作用的结果，他们向往的很多事情是通过相互依赖的社会性努力才能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具体对应的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模型和假设。
H1：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和主观规范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主观规范主要是指重要他人的影响，对于大学生而言，这些重要他人包括父母、老师、朋友、室友和同学等，这些重要他人给大学生造成的社会压力越大，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就越消极，即认为网络伦理失范是不好的、有害的行为，则越不可能产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
H2：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即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和难易程度之间呈现一定的关系，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实施网络伦理失范越难，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H3：大学生对待网路伦理失范的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知觉行为控制主要表现的实施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對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而言，网络操作的便捷性、匿名性等都是影响知觉行为控制的因素。因而，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越积极，就越容易导致网络伦理失范。
H4：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个体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的社会压力越大，实施网络伦理失范的主观意愿就越小，所以假设两者呈现负相关。
H5：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和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如果大学生认为网络伦理失范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的，那么他们就越会在实际学习、生活过程中尝试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因而，本文假设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H6：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知觉行为控制与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如果大学生感知到实施网络伦理失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他们实施该行为的意图可能就越强烈，因而，假定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H7：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与自我报告的网络伦理失范情况呈显著正相关，即认为自己可能实施网络伦理失范和最终网络伦理失范发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2.问卷设计及样本结构
根据Ajzen（2011）[16]对TPB问卷结构的建议，借鉴国外学者基于TPB开展的网络欺凌的实证分析，将问卷设计为关于网络伦理失范的TPB结构问卷和参与网络伦理失范情况的自我报告两个部分。TPB结构问卷中包括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意图四部分内容。其中关于态度的测量包括正反两极的六个选项，以语义上的轻微区分来表达个人态度的积极或消极倾向。比如“我认为大学生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是：（1）好的：1：2：3：4：5：6：7：坏的;（2）有害的：1：2：3：4：5：6：7：无害的”等。主观规范主要考量来自于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社会压力，比如同学、室友和亲密朋友等同伴的影响，父母和老师等长辈或前辈的影响。问卷中设计了5个涉及主观规范的问项，比如“我的室友不喜欢我在网络空间中有失范行为”。知觉行为控制则包括个人对发生网络伦理失范难易程度的认知以及网络使用客观条件所创造的伦理失范的便利性。关于知觉行为控制涉及到3个题目，比如“无论是否掌握信息通信知识，网络伦理失范都很容易”。意图是一种主观意愿，问卷中用2个问项作为测量指标。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意图这三部分问项均采用Likert七级量表来表示对相关描述的认可程度。自我报告问卷通过询问“在过去三个月里，你出现网络伦理失范的频率有多高”进行，选项包括“从来没有”“只有一次”“一个月一次”和“无数次”。本研究中将选择“从来没有”的记作“0”，一次及以上的记作“1”。
为了检测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课题组采用了纵向跟踪调查的方式，于2017年3月发放TPB结构问卷，三个月后即2017年6月针对同一群体发放自我报告问卷。为确保个人隐私及两次问卷结果的对应，采用手机号码后六位作为问卷的编号。问卷被分别发放到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河南工程学院、湖州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第一次发放TPB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874份;第二次发放自我报告问卷1000份，回收605份。通过对TPB问卷和自我报告问卷进行逐一核对，剔除编号不一致的问卷以及有明显残缺等影响数据质量的问卷，最后统计有效数据360份，具体样本构成分布情况见表1。大四学生因6月份就业流动性较大，所以跟踪问卷缺失较多，有效数据相对较少，其余数据均表明样本数据较全面。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内部信度检验，逐一测量了态度、意图、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四个变量影响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因自我报告的网络伦理失范情况只有一个测量问项，在此不做信度检验。经SPSS16.0检测，结果显示上述四个变量影响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861、0.686、0.746和0.621，均大于临界值0.6，说明研究变量的问卷数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信性。
通过对量表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KMO指标0.867，Bartlett’s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此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把除样本统计学信息外的其他17个测量指标降为5个公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2.195%。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同属一个变量的测量问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00，具有聚焦性，且不存在横跨因子现象，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二）结构模型分析和假设验证 问卷结果显示，19.72%（n=71）的被调查者报告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出现过一次（6.39%，n=23）或多次（13.33%，n=48）网络伦理失范情况。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运行机制是否与上述假设有关，本文运用Amos 21.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修正标识变量的误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后，模型的卡方值为131.09，自由度为108，两者比值为1.21<3，P值为0.065>0.05，未达显著水平，接受虚无假设，即观察数据与假设模型间可以适配。GFI=0.960>0.90，AGFI=0.943>0.90，RMSEA=0.024<0.05，这些指标均说明数据与模型间有较好的拟合度。
结果显示，标识变量和潜变量间均具有较显著的相关性。其中潜变量态度对应的态度1到态度6等六个标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t值均大于1.96，p<0.05，即在95%的置信区间内通过了T检验。其余潜变量和标识变量间的显著性检验t值均大于2.58，p<0.001，即在99%的置信区间内通过了T检验。知觉行为控制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的t值为2.534>1.96，p=0.011<0.05，在95%的置信区间内通过T 检验，即H6假设得到验證。主观规范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态度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以及网络伦理失范意图对自我报告的网络伦理失范情况的显著性检验t值的绝对值均大于2.58，p<0.001，即在99%的置信区间内通过T检验，假设H4、H5和H7通过验证。
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个潜变量间的t=-1.710，其绝对值小于1.96，p=0.087，则在95%的置信区间内没有通过T检验，因而H3假设不成立。态度与主观规范两个潜变量间的t=-2.287，其绝对值大于1.96，p=0.022<0.05，在95%的置信区间内通过T检验，即H1假设得到验证。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t=4.069>2.58，p=<0.001，在99%的置信区间内通过了T检验，H2假设得到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与其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之间P=0.005在水平上成显著负相关，即个体感受到的来自父母、老师、同伴之间的社会压力越大，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越消极。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在P=0.001水平上成显著正相关，即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感知或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行为就越难，反之亦然。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对网络伦理失范意图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成显著负相关，即主观规范越高，网络伦理失范意图越小。此外，从图2可知，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越积极，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行为就越容易，个体就越有可能实施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与最终实施网络伦理失范情况成显著正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网络伦理失范是伴随着网络科技高速发展所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当前，对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鲜有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基于TPB模型的视角来研究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生成机制，旨在对网络社会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络伦理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研究结果显示，TPB模型为网络伦理失范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对于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能发挥有效的预测和解释功能。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大学生实施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会显著影响其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第二，从个体角度出发，大学生感知或执行网络伦理失范的意图受限于个体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第三，就群体角度而言，主观规范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即父母、老师、同伴等群体对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所形成的普遍性认知进而营造的社会压力氛围会显著影响到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意图以及对执行网络伦理失范难易程度的认识。
（二）研究启示与局限性
1.研究启示
通过对网络伦理失范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地避免网络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国家层面要持续推进网络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网络法治体系。研究发现，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网络伦理失范意图，即个人认为网络伦理失范越容易则越有可能发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换言之，网络伦理失范的机会成本越低，则越容易发生。网络不能成为法外之地，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的，但活跃在网络空间的主体却是真实的。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建设，也在不断地酝酿出台相应的法律，比如2016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较于网络事件的层出不穷和网络伦理的包罗万象，系列配套的法制法规还需持续跟进，以便不断完善网络法治体系。
第二，社会层面要形成网络行为规范的制约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研究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在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现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越不可能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即除了个体内在的自我约束之外，社会制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除了明确的法律之外，社会层面要有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和技术监督，以便个人在规则允许范围内规范言行，畅游网络。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要通过生动灵活、大众较为容易接纳的方式进行传递，比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社会相融合，以类似专题公益广告的形式进行传播，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健康用网的共识。
第三，高校层面要重视网络伦理教育，将其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范畴。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报道屡见不鲜，从上述研究可知，大学生对待网络伦理失范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意图。因而，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伦理失范，树立正确用网、安全用网、健康用网的网络使用观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针对由谁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指明了方向，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展的趋势。高校网络伦理教育也可以搭上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东风，在德育共同体的构建中寻找合适的方式。 2.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研究为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局限性。首先，问卷设计中采用电话号码后六位作为跟踪调查的标识号欠妥，部分被测者随意填写，出现类似“111111”“123456”“666666”“888888”等数字，无法完成跟踪调研，导致最终有效数据回收率较低，因而以出生年月日作为跟踪调查的标识号更为妥当。其次，在研究设计中对网络伦理失范的界定比较宽泛，个体在不同类别的网络伦理失范行为表现上的偏好或是差异性无法得到体现。下一步可以就某一类网络伦理失范行为进行跟踪研究，比如网络欺凌、大学生网贷等。再者，网络伦理失范问卷调查涉及到个人道德、态度、价值观等问题，容易出现被试者主观选择性误差，影响问卷的质量。因此，质性研究的引入是下一阶段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状况调查可以尝试的重要方式，以便从典型案例中挖掘网络伦理失范的深层次原因。
注释：
①C3指的是Cyberethics，Cybersafety和Cybersecurity。在中文语境中Cybersafety和Cybersecurity均指网络安全，在英语语境中两者有细微差异。Cybersafety侧重于个体在使用网络时的安全问题，比如病毒、间谍等;Cybersecurity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干预，从而保护数据、身份信息以及一些未经许可的访问所造成的硬件伤害等，比如杀毒软件、互联网过滤器、防火墙、密码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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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