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我第二次深入接触城管这个群体。第一次是在去年5月。此前多年，我对城管有深刻偏见。每当看到城管打人的视频，我会转发，并附上愤怒的评价和嘲讽。那时，我感觉城管存在的“价值”，就是不断砸掉底层人的饭碗。后来，和底层人接触多了，和城管接触多了，我逐渐修正自己的看法。
　　率先改变我传统偏见的，是一个叫任骞的小伙子。他是个80后，在进入城管系统以前，是一名选调生。任骞是武汉市江岸区城管委的一名执法人员。去年采访时，认识了他。他也是《南风窗》的读者，对《南风窗》不盲从、保持理性、克制的公允观点，很是赞赏。有了好感之后，彼此也有了深入交流的欲望。
　　有干劲，而且为人实诚的任骞，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进入城管工作，多少带有年轻人的冲动和理想主义—他想着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别人对城管的看法。在第一次跟随队伍执法时，任骞小心谨慎、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第一次暂扣小贩的东西，他于心不忍。因为小贩在城管面前不断哀求说，“自己不知道这里不能摆，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摆的”，“谋生不易，希望放我们一马”……这次执法让任骞内心很震撼，也很矛盾：城管怎么这样？
　　
　　后来，接触的小贩多了，任骞明白了怎么回事，也慢慢融入城管，并真正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如今的他，每天都重复着和前辈们一样的事情。“城市不需要管理吗？除了教育、暂扣，还有更好的办法吧？”任骞的疑问，也是一个群体的困惑。
　　后来，他也会对小贩的哀求麻木，因为面对城管执法，小贩大都说谎。比如“第一次到这里街道摆卖”，事实上，他们每天都来。当不断劝离都无效时，才是暂扣物品。
　　可处罚没带来多大效果，因为小贩生意的利润也不低。较高的利润，使得小贩将这些好消息，不断传给家乡的亲戚。因此，街头的小贩宗族化倾向十分明显。为抢到好地段，霸到好位置，他们甚至联合起来对抗另一拨小贩。一切都变得残酷，“底层”相互倾轧的新闻，也因此从不缺席。
　　冲突发生时，一个人，特别是媒体，是应该有底层情怀，但不能被情绪绑架。所有立场，应是居于客观事实之上。比如一个人违法了，就应该按照法律来办，法律如何规定就如何施行，不能因为他的身份而影响判决。但在今天，更多的是拒绝谈论是非，只求互相站队，并在情绪上大肆渲染。
　　我已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但主要是随着采访深入，我越来越发现：让我极度反感和愤怒的事件，很少了。
　　不是因为我麻木，而是对同类题材和阶层深入接触之后，我能更好地去理解人，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可能被潜藏的真相。所以，我不追逐热点，不再就热点事件发表武断性的结论。因为真相往往在拐角处，我不想再度自我打脸。
　　真的，偏见往往源于无知。比如临时工的话题，以前，一旦城管和小贩有冲突，官方总说对方是“临时工”。对此，我坚决反对强调对方是临时工的身份，因为不管是什么身份，错了就是错了。
　　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是：对方究竟是不是临时工？一开始，我也认为，官方是在找临时工顶罪，后来发现真的是临时工。
　　因为城市化过程中，涌现出很多行业，分工也在细化，需要管理的领域在增多。比如城管，上世纪80年代以前，商品经济落后，几乎没有什么小贩。随着商品经济发达，进城务工潮涌动，出现大量小贩，城管才应运而生。可城管编制远远不够。以武汉市江岸区城管委直属一中队为例，包括领导都得上路执法。此外，还得聘请150多个协管员帮忙干活，否则根本管不过来。在广州，全市城管执法人员3000多人，但协管员的人数，要在此基础上，再翻倍。
　　既然临时工的比例多，遑论素质等因素，他们发生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多一些。但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些，他们也不想管这些，他们只认为：在事件冲突发生后，只有愤怒批判体制，批判公权力，才是“热血好男儿”，才是占据道德最高地，才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这种人，也是在“装睡”。
　　可是，愤怒地打掉一切再重来，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好吗？无知可以原谅，但装睡的那个人，怎么叫，都是唤不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