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戏剧的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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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6年是中国的汤显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年头,纪念两位世界级戏剧大师的活动从2015年底便拉开序幕,上海大剧院在大厅里竖立了类似丛林的模型,由几十根写有莎士比亚戏剧台词的长木牌组成,橱窗里摆出许多纪念莎士比亚的海报。2016年1月5日,上海戏剧学院携手上海文艺出版社召开发布会,宣布筹划数年的新版《汤显祖全集》出版,可以说拉开了国内纪念汤显祖的序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各地纪念两位戏剧大师的活动也日趋活跃。比如,上海戏剧学院4月初拉开“上戏有戏——莎士比亚戏剧展演”序幕,将演出十几台莎剧,采用话剧、京剧、昆曲、木偶剧等表演形式。9月份,上戏将举行“国际小剧场戏剧节——莎士比亚戏剧展演”。与此相呼应,媒体也开始出现围绕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展开的话题。4月28日,《文学报》第2版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傅小平整理的文章,题目特别抢眼,《翻译家屠岸预言引发争议——汤显祖的世界影响会超过莎士比亚?》,引起了我的注意。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上海思南路文学之家举行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翻译看东西方文化交流”座谈会,翻译家屠岸就是在这个会上做出了上述的预言,他的依据是“从伟大性上讲,这两位戏剧家不相上下。之所以在一个时期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比汤显祖大一些,是因为大英帝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世界,所以莎士比亚,还有英国文化借助大英帝国国力传遍全世界。但中国国力在很长时期里显然不如英国,现在中国崛起了,汤显祖扩大、甚至赶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也就可以预期了。”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张冲、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国华、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吴言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董上德等,大概因为该报是《文学报》,采访专家都是综合性大学的外语或文学教授,读了上述学者的评论,总觉得意犹未尽,下面就来谈谈我的观点。
  二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一年逝世是偶然的,但是,人们要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则是必然的,因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世界上伟大的戏剧家。同时,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研究也很有必要,这既是东西方戏剧的一种对话,也是一种有效的戏剧研究方法,关键是比较什么,为什么要比较,以及如何比较。陈国华教授从“谁更有水平”来比较就很不妥当,他认为汤显祖戏剧远远不如莎士比亚,并声称“我国古典戏剧远远没有达到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度”,我觉得作者的这种大胆断言貌似惊人,实则缺乏依据,值得商榷。相比而言,张冲的观点有分量,值得认真思考。他认为莎士比亚在西方依然是文学、文化,也是商业、社会话题。“暂且不论汤显祖的世界影响,其中国影响也很难比肩莎士比亚在英国本土的巨大影响力。不说当下有多少读者读过原版《牡丹亭》,就是看过《牡丹亭》演出的观众也是极少数,而且,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文化经典的存在形式也显得比较单一,往往就学术论学术,跟普通人没有关系。”
  我所感兴趣的是屠岸先生的预言。据我所知,20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就已开始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进而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在纪念汤显祖的学术活动中,都有学者将莎士比亚纳入研究之中,但是,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长契短的研究却鲜有见到。因此,认为汤显祖的世界影响要赶超莎士比亚的预言会在今天出现,并且引起人们热议,显然与当今时代有关。屠岸先生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而且看上去有些夸张,但并非没有依据。我认为他的观点包含了三个基本判断,一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伟大不相上下,二是莎士比亚今天的影响大于汤显祖,三是国力强弱与文化输出有正相关作用。现在中国国力大增,如果将来中国的整体实力超过英国,并且在国际上位列前茅,汤显祖的影响就有可能赶超莎士比亚。屠岸先生前两个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屠岸先生将这种比较聚焦于两位戏剧大师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不是孰优孰劣,我也持赞同意见。一位剧作家影响力的大小与是否伟大并不直接相关。尤其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伟大戏剧家之间来比较谁更伟大,至少在今天来看是没有意义的。
  屠岸先生第三个判断实际是一个预言,汤显祖的世界影响能不能赶超莎士比亚,今天难以证实,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展开讨论。但是,我从屠岸先生的观点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汤显祖的世界影响要比肩或赶超莎士比亚,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创造更多传播汤显祖戏剧的平台,包括学术、演出和影视。不管如何,汤显祖的世界影响相比改革开放前有很大的增强,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今年英国也热衷于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如果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文化交流,那就显得有些肤浅了。相信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活动会越来越多,而伟大的中国戏剧家汤显祖在世界上亮相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多,如翻译出版汤显祖戏剧作品,演出汤显祖戏剧作品,改编汤显祖戏剧作品等等,甚至进入高中、大学教科书。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汤显祖戏剧向当代开放。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首先,汤显祖戏剧向现代汉语开放。众所周知,汤显祖戏剧,包括《牡丹亭》在内,仍然是文言文的,与今天中国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有很大不同,不依靠注释能读懂《牡丹亭》的读者应该不会多。当然,这种情况在莎士比亚身上也发生过,莎士比亚逝世不满百年,英国人不依靠注释就难以读懂他的戏剧了,尽管这些戏莎士比亚是为普通观众而写。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校勘与阐释工作,一代又一代演员舞台上演出莎剧,推动着莎士比亚戏剧与现代社会的兼容,莎士比亚戏剧才能为更多的普通人所接受。另外,“莎士比亚在外国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必然取决于译者对他的成功再现。很多国家的文学史上都有这样的例子,译者在为本国读者重现年代久远的外国作家时,也给了他们新生。” 比如,中国出版了很多莎士比亚戏剧的译本,如朱生豪版本、梁实秋版本、方平版本等,曹禺也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除了林纾,绝大多数莎士比亚剧本都是用现代汉语翻译的。试想,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那会怎么样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将汤显祖戏剧用现代汉语呈现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读懂和理解汤显祖戏剧的艺术魅力,汤显祖戏剧才能真正活在今天,活在将来,同时要允许和鼓励多种多样的古典语言现代化实践。用现代汉语翻译、改译汤显祖戏剧,也许会失去让很多专家津津乐道的语言“原汁原味”,失去很多古典曲词特有的韵味,但也会增加很多东西,尤其是增加很多能与现代人沟通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可以不看字幕就能听懂台词,这难道不是汤显祖的一种新生吗?   其次,汤显祖戏剧要向话剧、歌剧、舞剧等更多剧种开放,向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更多艺术种类开放,而不能仅限于戏曲形式。我发现在众多比较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的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莎士比亚戏剧按今天的标准属于话剧,准确地说,莎剧是诗剧,但毕竟演出形式中没有歌舞。也许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两者差别不大,但从舞台演出的角度来说,差别就大了。今天的莎士比亚,可以说向所有戏剧、影视种类开放,而汤显祖戏剧的舞台演出基本上还局限于戏曲之中。因此,让汤显祖戏剧也活跃在话剧、歌剧、舞剧以及故事片中,这样汤显祖戏剧的故事就能为更多人知晓。在这方面,白先勇的尝试值得充分肯定。1966年,白先勇发表了小说《游园惊梦》,在小说中,白先勇以昆曲《牡丹亭-游园》中的“皂罗袍”曲目为线索,将钱夫人慕春、追春、惜春、伤春等情感细细道来,让人读来感慨万分。1981年,白先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话剧《游园惊梦》,该剧最大特色是用昆曲配音,将昆曲音乐融入剧作中,突出昆曲《游园-惊梦》与小说《游园惊梦》故事的联系。1982年该话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观众热捧,场场爆满。1988年大陆导演胡伟民导演的《游园惊梦》在广州长城剧院上演,此次演出采用了与台湾演出版本不同的舞台叙事形式,从写实到象征,从具象到抽象,逐渐过渡,用多种角度突出了“人生如梦、人生如戏”的主题,演出也引起轰动。最有名的当属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2004年首演成功,随后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巡演也大获成功,让《牡丹亭》赢得了更多的观众。白先勇率先突破《牡丹亭》所谓“原汁原味”的限制,在多媒介传播《牡丹亭》方面进行探索,其经验可供借鉴。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在谈到这种现象时指出,“一个故事的题材可以充当一部芭蕾舞的剧情;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可以搬到舞台或银幕上;一部电影可以讲给没有看过的人听。一个人读到的是文字,看见的是形象,辨认的是姿势,而通过这些,了解到的却是一个故事,而且可能是同一个故事。” 今天如果我们要让汤显祖的世界影响日趋增强,应该将汤显祖戏剧的故事从昆曲乃至传统戏曲的拘囿中解放出来。
  三
  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特征是思想的深刻性和情节的生动性,汤显祖戏剧同样如此,因此,汤显祖戏剧应该突破“原汁原味”的限制,向实验戏剧开放,向所有演出形式开放。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一个具有生动情节的戏可以在戏剧探索乃至解构中变得晦涩难懂,但原本晦涩的情节如《秃头歌女》这样的戏则很难变得生动,因而也很难解构,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形式创新首选剧目的原因。英国环球剧院演出莎剧很正宗,但莎士比亚能够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恰恰不是恪守环球剧院的演出方式,而是世界各地百花齐放的演出样式。汤显祖戏剧应该向各种改编和解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当代社会。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界在这方面有所探索,20世纪90年代,林兆华导演了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对该剧进行了解构和重构,获得很高评价。林兆华公开说,这个戏的主题,就是人人都是哈姆莱特。他还声称,我为我自己说话,我不为莎士比亚说话。林兆华的想法是否符合莎士比亚写作该剧的原意,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林兆华从《哈姆莱特》中看到了一个令现代人感兴趣的主题,通过《哈姆莱特》探讨了一个现代问题。同样,2004年,林兆华导演了话剧《赵氏孤儿》,该剧根据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进行了改编,采用了解构的舞台叙事,演出后引起争议。然而,正是因为林版《赵氏孤儿》、田沁鑫版《赵氏孤儿》的解构,让《赵氏孤儿》剧情涉及的问题与现代人的思考联系起来。随后,陈凯歌拍摄了故事片《赵氏孤儿》,也对程婴杀子救孤的情节进行了新的阐释,把《赵氏孤儿》介绍给更多普通观众。前几年还有电视剧《赵氏孤儿》问世,包括王晓鹰导演的越剧《赵氏孤儿》,掀起了一股《赵氏孤儿》热,《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的影响大大扩展。然而,我们很少在汤显祖戏剧中看到这种多元化的舞台阐释,如果汤显祖戏剧要在今天扩大影响力,我觉得这方面的尝试是必不可少的,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四
  莎剧研究专家吴言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符号,汤显祖却是一个中国古典戏剧作家。”但是,我认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与“古典戏剧作家”并非对立关系,完全可以兼容,莎士比亚难道不是古典戏剧作家?而且对于艺术来说,古典、现代、当代这些概念不应该与艺术价值直接挂钩。中国古典戏剧作家汤显祖能不能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文化符号?我认为完全有可能。汤显祖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存在着许多与现代文化兼容之处。汤显祖关注人性,关注感情,《牡丹亭》开宗明义说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的这种“至情”观向来为人所称道,因而也一直被作为汤显祖戏剧的文化符号。但是,汤显祖戏剧博大精深,远非“至情”所能涵盖。被称为“临川四梦”的《牡丹亭》《邯郸记》《南柯梦》《紫钗记》,均以“梦”来叙事,汤显祖对“梦”与欲望之间的联系有着天才的发现,对人性的复杂性、神秘性也有深刻的见解,如“情欲”、“官欲”等,今天依然是一种普遍性的欲望,在人的意识无意识层面推动着“行动”的发生。另外,“梦”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梦”的哲学根基就是儒、道、释,在汤显祖戏剧中,“梦”是一种思考,一种解决,一种动力。汤显祖戏剧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写出了“欲望”的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同时也提供一种对“欲望”本身的人生思考。特别要强调一点,我们绝不能认为涉及道、释的人生解决方案就是消极的,诸如汤显祖戏剧探讨的欲望的鲜活,欲望的复杂,欲望的不可控,难道不是当今世界的“显学”吗?我认为,这是汤显祖戏剧能够成为全球性文化符号的基础,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深入发掘汤显祖戏剧深刻的思想性,并以多种方式与汤显祖对话。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世界戏剧史上伟大的戏剧家,这是事实,说汤显祖今天的世界影响没有莎士比亚大,也是事实,但这只是今天的事实,不等于永远如此,同时,必须承认,汤显祖戏剧要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这就是屠岸先生观点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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