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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苏州，和风送爽，丹桂飘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丽和富饶。当我如约踏进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公司)总部所在地——苏州波特兰小街时，这种感觉尤甚，而内心又不由地涌现出难得的雀跃和喜乐，久久难以释怀。我想，固然波特兰小街有着浓郁的北美风情，让人心动神往；但同时这里的主人似乎有着博大无疆的气场，贯通天地，横亘古今，令人回归直觉，捡拾生命的真谛。在等候聂先生的稍瞬，我的思绪有些纷乱，虽然德胜公司现在不同凡响，广受追捧，探访者纷至沓来，但我并不是事先约定的一次例行采访，我只想凭着感觉或者最好是直觉和德胜的主人聊聊，无论是家事还是国事抑或天下事。从哪里开始呢?当思绪一顿，我突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不仅仅是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而更是思想的结晶。企业家的思想，思想家的企业，我们的对话就很自然地从这里开始，与其说是对话，还不如说是倾听，倾听聂先生的思想，享受精神上的盛宴。
谁是企业家?
企业家要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
曹永刚：您现有很多显赫的头衔，并且跨领域地做出了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在我看来，您首先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聂圣哲：首先看看企业家的由来，也就是商人的源起。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的存在，特别是有了商品和商品交换以后，不容讳言，任何一个阶层都是喜欢金钱的，而正因此才会催生商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但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主流价值观影响着方方面面，而在儒家的思想里，当官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士、农、工、学、商，商排在最后，地位最低。长久以来，就造成了社会对商人认知的分裂，而商人也可能形成自我人格的分裂，对社会和政府总会有一种情感上的纠缠和取舍。所以，千百年来中国虽然也有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商人，但很少有能称得上企业家的，也没有几家超过百年的老店。回头看看，清末时江苏的张謇算是一个例外，他是最后一个状元，却弃官从商，开了“学而优则商”的先河。他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难得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又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曹永刚：是啊，过去所谓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大商人也都是一些红顶商人，都游走在官道和商道之间。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企业家队伍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聂圣哲：依我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以前称为商人，现在不过是把企业主和管理者都统合成一个“企业家”的称谓而已。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一直都被实用主义或庸俗的唯物主义所笼罩着，只要能赚钱就不择手段。的确，企业家主要的责任就是创造财富，就是赚钱，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责任，还有其它的责任，比如创造性的思考、对人才的培育、对未来的筹划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没有未来，也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这些年所谓成功的企业家无外乎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靠奇思妙想成功的，第二种是靠依附体制成功的，第三种是靠草根奋斗成功的。前两种都没有什么代表性，即使如大名鼎鼎的海尔，前期有企业家的自我奋斗，后来也是顺从了体制而生存无忧。当然更多巨无霸类的大型国企，只不过是因为掌握了大量的垄断资源，才能坐享其成，沾沾自喜。这些企业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特别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应该是完全靠着一步一个脚印，靠着对商业社会的无比敬畏，对商业规则的完全履行，靠货真价实的产品和精益求精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拥戴和可持续的发展。
现在媒体无休止、大肆地宣传马云、张朝阳等类型的成功，难免会给年轻人造成一个错觉，要想成功，就要学习马云，学习张朝阳，就要走捷径、赚大钱。于是，就放弃、鄙视脚踏实地的工作与生活，整天异想天开，幻想着有朝一日做第二个马云、第二个张朝阳。而这些靠偶然的奇思妙想的成功无疑是极少数的，也无法复制，只会不断渲染和强化“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心理，令这个社会更加错乱和迷失。
电视片《公司的力量》就讲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企业始终推动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制造新的需求，简化交换规则，最终导致人类形态的进步。所以，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推动环境改善和社会进步的人。像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等才是我们追随和效仿的企业家，而放眼当代中国，这样的企业家寥寥无几，或许在媒体少有露面的浙江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算是很有思想、独具慧心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思想从哪里来?中国的文化变革势在必行。
曹永刚：您对企业家有很高的标准要求，是否所有的企业家都需要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呢?
聂圣哲：如果确实是企业和企业家推动社会的进步，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企业家怎能没有思想呢?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就像泥石流能够毁灭村庄一样，靠的是整体的力量，单独其中的一粒沙石或一滴水都没有什么威力。所以，如果从企业家个体来看，特别是一些小企业主或管理者不可能也不需要都具有思想的高度，他们能够生存才是第一重要的；但对于企业家整体来说，则一定是需要有思想的，甚至不仅仅要有思想，还要有创造新型交易规则的智慧。如果整体上没有思想层面的指引，那么大家就会破坏商业规则，商业社会也就会随时坍塌，进而国之不国。像最近国美的黄陈之争，并不是因为对规则的不遵守而导致股权之争，而是每个人都试图想摆脱规则的制约。其实在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支撑的东西，那就是信仰，那就是为人的本份。还有这段时间媒体热炒的巴比慈善晚宴，更像一场闹剧，一些中国企业家表现得很不成熟，并不了解慈善的内在机制，却急于粉墨登场，别有所求，发出的豪言壮语最后都将不了了之。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有一批很优秀的人来经商。比如在美国，有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堪称伟大的企业家，而且这两位还都是著名的大学肄业生。所以，我在多次的教育会议上，都呼吁要重视肄业生，因为这些肄业生，可能不是学习的专才，或更可能已经没有人能够教授他们了，而他们却可能是创业或其它方面的天才，这些肄业生在美国已经创造了奇迹，在中国也有可能创造奇迹，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
没有思想就没有未来，一个不能涌现思想家的民族就一定不会有灿烂的未来。而中国企业家都很忙，事务性工作太多，而思想在忙碌当中是很难产生的，即使有思想的火花，也很难有思想的体系，甚至有些火花也在忙碌中泯灭了。
中国没有思想家和企业家没有思想，一个更根深蒂固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文化问题。中国的文化必须革命，但不能采取一哄而上的大破大立的革命方式。中国文化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进步，不具备坚实而崭新的面貌，是无法支撑和造就现代化的社会。
曹永刚：企业家要有思想也可能是个渐进的过 程，或许在未来新生代的批企业家中能冒出这样的优秀代表?
聂圣哲：我对此相当悲观。首先，企业家的后代难堪企业管理的重任。“富二代”的成长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最大的特征是挥霍无度和想当然，他们即使走到管理岗位上也不会靠智慧和高尚来管理企业，而是靠凭感觉、拍脑袋来管理企业，这显然很难有大的作为。其次，中国会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做企业家，年轻人不愿意做企业家，大学生不愿意创业或者也没有创业的本事，都愿意挤进公务员的队伍，这从公务员考试中动辄一个岗位就是几千人去竞争可见一斑。除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影响之外，还和现在的企业家不受重视、公务员高枕无忧有很大关系，说白了，还是文化与体制的问题。
我们最缺乏的什么?常识的力量既能载舟也能覆舟。
曹永刚：在中国目前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您觉得我们作为管理者也好，作为普通员工也好，最缺乏的是什么?
聂圣哲：我们最缺乏的是对常识的认知和遵守。我们是缺乏常识的国家，在很多国家是常识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却成为了渊博的知识；我们追求知识，但我们却漠视常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想拼命奔跑起来，但却不愿意去好好学会走路一样的道理。我们国家要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但现在制造还没做好，何来创造?我们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但很多人本职工作都没有做好，怎么创新?创新只有重复地把工作做到极致，才可能去突破、搞创新。
可以举两个例证，说明我们对常识的无知。有一句口号“没有国哪有家”喊得惊天动地，但细想想，是先有国还是先有家?常识显然。还有老师教育学生、老板训导下属常有一句口头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好士兵”的标准可能具体会有很多条，但哪个国家也不会有这么一条规定，在我们这里却以讹传讹，捧为至宝。我倒认为，只有首先做一个好士兵，才可能当上将军。在我们德胜公司，我们所有员工胸牌上都有一句话：“我首先是一个诚实勤劳的人”，而且德胜公司所有管理干部每个月都要剥夺权力一天，到基层去顶岗，当工人，以时刻牢记如何做一个好员工。同样，我们现在流行的很多俗话或相互传发的一些短信都有反常识的内容，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乐在其中了。
我们缺乏常识，不尊重常识，也缘于我们一些人的懒惰成性和耻于劳动，或者退一步说，我们是勤劳民族中比较懒惰的，又是懒惰民族中比较勤劳的。虽然建国后我们大张旗鼓宣传“劳动光荣”，但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劳动光荣，我们的文化是鼓吹“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还有“劳力者下，劳智者中，劳人者上”等与时俱进的新观点。经常可见媒体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从工人变成了管理者，并树立为榜样；但很少看到社会大众能够不吝口舌去褒奖一个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做一辈子的好工人或好农民。
其实，大道至简，常识归真，基本道理和社会常识就在我们身边，就像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对生命弥足珍贵，但我们却视而不见，或肆意破坏，总有一天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曹永刚：我们本来是诚实勤劳的民族，常识也应该是天生就会、简单易学的人生基本道理，可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间不懂得常识呢?
聂圣哲：常识知道容易，但做起来很难。这些年我们在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物质主义唯上，投机取巧成风，没有规则意识，没有道德底线，常识就成了摆设，以致让人们都不再相信常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现在的教育纯粹是考试教育、功利教育，甚至连知识教育都谈不上，而最重要的公民教育，做人做事基本道理的教育却少得可怜，这样的教育本身就背离了教育常识。对我们来说，寻找思想可能是一种奢望，而回归常识也将任重道远。
德胜的成功能否复制?德胜是价值观文化的胜利。
曹永刚：无论怎么看，您对德胜公司的打造是很成功，这是管理的成功还是思想的成功?现在有很多企业来德胜学习取经，那么德胜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呢?
聂圣哲：德胜的成功跟我们特殊地位有关系。德胜经过10多年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做成了行业内的全国第一，没有竞争对手，不需要去求人，我们只要专注于自身发展，搞好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就不用担心市场的千变万化或风吹草动。而且，德胜这一行入门的门槛也很高，特别需要有品德和有修养的人来做，这就需要时间去一点点来积淀才行，而后加入的公司都很难有这样的能力和耐心。那么，成为优秀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具有不可替代性，当然这种不可替代性不能和强权结合起来，而是在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下的不可替代性。
因为德胜具有不可替代性，做成了全国第一，所以德胜才不需要找人求人，不需要去行贿和遵行什么潜规则，德胜的管理才能奏效，德胜的制度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反过来，德胜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德胜相信常识，相信自己，不急功近利，不斤斤计较，始终遵循德胜人的价值观一“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迈进，终有所成。因此可以说，德胜的成功是管理的成功，是思想的成果，但究其根本是价值观文化的胜利。任何管理和制度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支持，都是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因此看，德胜的成功难以复制。
价值观都是一些极其常见的道理，或是根据自身情况对基本道理的取舍和排序。价值观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对国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古今中外，人类最终都是对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和认同。我记得多年前李肇星外长和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李外长说：“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不能对抗要对话”；佐利克回答说：“我承认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但两个国家要成为永久的战略合作伙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是不行的。”价值观的东西既无形又有形，看似无力却最具力量。如果企业或社会只做一些表面文章，时不时搞些煽情的举动，这只能图一时的痛快：煽情绝不是永恒的力量，如果虚伪的、肤浅的文化代表了实实在在的、具有生命力的价值观文化，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三个方面是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一是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要在意别人的存在；第二不能偷盗，不能以任何借口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第三不能撒谎，撒谎是不可饶恕的犯罪。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撒谎呢?因为维系美国存在的法律制度的根基就是诚信。
向先贤学习，做率真有为的人!
曹永刚：您除了主要办实业和搞教育之外，还涉足过多个领域，不知您是如何对自己定位和进行未来的规划?
聂圣哲：无论什么人对自己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是评价，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评价都是不准确的。我是做不了官的，我是很率真的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感觉，做不断扩张的企业家也不是很合格的，做一个学者，对我们这一 代人来说，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学问值得去做，所以对自己在社会的坐标系里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发生位移和振荡?有时候也很矛盾。所以，我们需要向先贤们学习请教，可惜中国的思想家和先贤太少了，但是富兰克林、华盛顿这样的英美先贤们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既有理想主义者，也有实干家，但把这两者合为一体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如果在思想上做到绝对的理想主义，行动上做到完全的实干，这个人就能被各种层面的人所接纳，也就会有更广阔的思想和实践的空间，更容易地做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来。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之后，我便开始尝试着遵循这一原则，做一个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行动上的务实主义者。我觉得办实业最能让一个人了解社会，可以从中悟出许多书本上无法得到的道理，能更深刻地了解国民性；至于办教育，其实和我的总体思想是吻合的，就是要试验，怎样的教育才是有效的教育，怎样的教育最适合中国，我办教育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信奉一个真理，那就是“优秀是教出来的”，我要实践这个真理。
我想率真地为自己而活着，还要多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其实有一个职位，就是在过去叫“师爷”(幕僚)的工作很适合我做，但现在中国官场没有这个需求。至于其它方面的涉足，多是我的兴趣爱好而已，或者更好地打发时光，以后我想花比较多的时间把几本书完成。一本书是《基本道理》，把天下基本道理整理出来，有些事情不需要再去争论，我们就按照这些东西去教化人就可以了，虽然有人反对说教，但其实人类都是在说教中长大的，只不过看你说教什么，如何去说教的。还想写一本《国家与企业》，把国家和企业说清楚，现在国家该做的事情企业在做，企业该做的事情国家在做。到70多岁的时候，希望能写一本《总结愚蠢》，看看在中国到底有哪些愚蠢，这些愚蠢又该如何总结和吸取教训。总之，自己的存在总是要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什么就是你生命的浓缩和你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时断时续，和聂先生交流由下午转到晚上，刚开始还有点拘谨，但只要你完全地打开心门，让智慧的声音自然地倾泻进来，你就会有淋漓尽致的感觉，天下大同的开悟。我们谈到思想、论及常识，研讨实业，评鉴教育，这些之间也许很远，也许很近，就像在外人眼里聂先生涉猎了很多不相干的事情，但在他而言都是一件事情：率真地活着，让理想之光照亮脚下的道路，永远做高尚的领路人!
谁是企业家?
企业家要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
曹永刚：您现有很多显赫的头衔，并且跨领域地做出了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在我看来，您首先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聂圣哲：首先看看企业家的由来，也就是商人的源起。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的存在，特别是有了商品和商品交换以后，不容讳言，任何一个阶层都是喜欢金钱的，而正因此才会催生商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但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主流价值观影响着方方面面，而在儒家的思想里，当官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士、农、工、学、商，商排在最后，地位最低。长久以来，就造成了社会对商人认知的分裂，而商人也可能形成自我人格的分裂，对社会和政府总会有一种情感上的纠缠和取舍。所以，千百年来中国虽然也有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商人，但很少有能称得上企业家的，也没有几家超过百年的老店。回头看看，清末时江苏的张謇算是一个例外，他是最后一个状元，却弃官从商，开了“学而优则商”的先河。他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难得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又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曹永刚：是啊，过去所谓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大商人也都是一些红顶商人，都游走在官道和商道之间。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企业家队伍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聂圣哲：依我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以前称为商人，现在不过是把企业主和管理者都统合成一个“企业家”的称谓而已。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一直都被实用主义或庸俗的唯物主义所笼罩着，只要能赚钱就不择手段。的确，企业家主要的责任就是创造财富，就是赚钱，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责任，还有其它的责任，比如创造性的思考、对人才的培育、对未来的筹划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没有未来，也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这些年所谓成功的企业家无外乎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靠奇思妙想成功的，第二种是靠依附体制成功的，第三种是靠草根奋斗成功的。前两种都没有什么代表性，即使如大名鼎鼎的海尔，前期有企业家的自我奋斗，后来也是顺从了体制而生存无忧。当然更多巨无霸类的大型国企，只不过是因为掌握了大量的垄断资源，才能坐享其成，沾沾自喜。这些企业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特别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应该是完全靠着一步一个脚印，靠着对商业社会的无比敬畏，对商业规则的完全履行，靠货真价实的产品和精益求精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拥戴和可持续的发展。
现在媒体无休止、大肆地宣传马云、张朝阳等类型的成功，难免会给年轻人造成一个错觉，要想成功，就要学习马云，学习张朝阳，就要走捷径、赚大钱。于是，就放弃、鄙视脚踏实地的工作与生活，整天异想天开，幻想着有朝一日做第二个马云、第二个张朝阳。而这些靠偶然的奇思妙想的成功无疑是极少数的，也无法复制，只会不断渲染和强化“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心理，令这个社会更加错乱和迷失。
电视片《公司的力量》就讲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企业始终推动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制造新的需求，简化交换规则，最终导致人类形态的进步。所以，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推动环境改善和社会进步的人。像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等才是我们追随和效仿的企业家，而放眼当代中国，这样的企业家寥寥无几，或许在媒体少有露面的浙江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算是很有思想、独具慧心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思想从哪里来?中国的文化变革势在必行。
曹永刚：您对企业家有很高的标准要求，是否所有的企业家都需要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呢?
聂圣哲：如果确实是企业和企业家推动社会的进步，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企业家怎能没有思想呢?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就像泥石流能够毁灭村庄一样，靠的是整体的力量，单独其中的一粒沙石或一滴水都没有什么威力。所以，如果从企业家个体来看，特别是一些小企业主或管理者不可能也不需要都具有思想的高度，他们能够生存才是第一重要的；但对于企业家整体来说，则一定是需要有思想的，甚至不仅仅要有思想，还要有创造新型交易规则的智慧。如果整体上没有思想层面的指引，那么大家就会破坏商业规则，商业社会也就会随时坍塌，进而国之不国。像最近国美的黄陈之争，并不是因为对规则的不遵守而导致股权之争，而是每个人都试图想摆脱规则的制约。其实在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支撑的东西，那就是信仰，那就是为人的本份。还有这段时间媒体热炒的巴比慈善晚宴，更像一场闹剧，一些中国企业家表现得很不成熟，并不了解慈善的内在机制，却急于粉墨登场，别有所求，发出的豪言壮语最后都将不了了之。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有一批很优秀的人来经商。比如在美国，有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堪称伟大的企业家，而且这两位还都是著名的大学肄业生。所以，我在多次的教育会议上，都呼吁要重视肄业生，因为这些肄业生，可能不是学习的专才，或更可能已经没有人能够教授他们了，而他们却可能是创业或其它方面的天才，这些肄业生在美国已经创造了奇迹，在中国也有可能创造奇迹，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
没有思想就没有未来，一个不能涌现思想家的民族就一定不会有灿烂的未来。而中国企业家都很忙，事务性工作太多，而思想在忙碌当中是很难产生的，即使有思想的火花，也很难有思想的体系，甚至有些火花也在忙碌中泯灭了。
中国没有思想家和企业家没有思想，一个更根深蒂固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文化问题。中国的文化必须革命，但不能采取一哄而上的大破大立的革命方式。中国文化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进步，不具备坚实而崭新的面貌，是无法支撑和造就现代化的社会。
曹永刚：企业家要有思想也可能是个渐进的过 程，或许在未来新生代的批企业家中能冒出这样的优秀代表?
聂圣哲：我对此相当悲观。首先，企业家的后代难堪企业管理的重任。“富二代”的成长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最大的特征是挥霍无度和想当然，他们即使走到管理岗位上也不会靠智慧和高尚来管理企业，而是靠凭感觉、拍脑袋来管理企业，这显然很难有大的作为。其次，中国会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做企业家，年轻人不愿意做企业家，大学生不愿意创业或者也没有创业的本事，都愿意挤进公务员的队伍，这从公务员考试中动辄一个岗位就是几千人去竞争可见一斑。除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影响之外，还和现在的企业家不受重视、公务员高枕无忧有很大关系，说白了，还是文化与体制的问题。
我们最缺乏的什么?常识的力量既能载舟也能覆舟。
曹永刚：在中国目前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您觉得我们作为管理者也好，作为普通员工也好，最缺乏的是什么?
聂圣哲：我们最缺乏的是对常识的认知和遵守。我们是缺乏常识的国家，在很多国家是常识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却成为了渊博的知识；我们追求知识，但我们却漠视常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想拼命奔跑起来，但却不愿意去好好学会走路一样的道理。我们国家要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但现在制造还没做好，何来创造?我们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但很多人本职工作都没有做好，怎么创新?创新只有重复地把工作做到极致，才可能去突破、搞创新。
可以举两个例证，说明我们对常识的无知。有一句口号“没有国哪有家”喊得惊天动地，但细想想，是先有国还是先有家?常识显然。还有老师教育学生、老板训导下属常有一句口头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好士兵”的标准可能具体会有很多条，但哪个国家也不会有这么一条规定，在我们这里却以讹传讹，捧为至宝。我倒认为，只有首先做一个好士兵，才可能当上将军。在我们德胜公司，我们所有员工胸牌上都有一句话：“我首先是一个诚实勤劳的人”，而且德胜公司所有管理干部每个月都要剥夺权力一天，到基层去顶岗，当工人，以时刻牢记如何做一个好员工。同样，我们现在流行的很多俗话或相互传发的一些短信都有反常识的内容，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乐在其中了。
我们缺乏常识，不尊重常识，也缘于我们一些人的懒惰成性和耻于劳动，或者退一步说，我们是勤劳民族中比较懒惰的，又是懒惰民族中比较勤劳的。虽然建国后我们大张旗鼓宣传“劳动光荣”，但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劳动光荣，我们的文化是鼓吹“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还有“劳力者下，劳智者中，劳人者上”等与时俱进的新观点。经常可见媒体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从工人变成了管理者，并树立为榜样；但很少看到社会大众能够不吝口舌去褒奖一个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做一辈子的好工人或好农民。
其实，大道至简，常识归真，基本道理和社会常识就在我们身边，就像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对生命弥足珍贵，但我们却视而不见，或肆意破坏，总有一天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曹永刚：我们本来是诚实勤劳的民族，常识也应该是天生就会、简单易学的人生基本道理，可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间不懂得常识呢?
聂圣哲：常识知道容易，但做起来很难。这些年我们在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物质主义唯上，投机取巧成风，没有规则意识，没有道德底线，常识就成了摆设，以致让人们都不再相信常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现在的教育纯粹是考试教育、功利教育，甚至连知识教育都谈不上，而最重要的公民教育，做人做事基本道理的教育却少得可怜，这样的教育本身就背离了教育常识。对我们来说，寻找思想可能是一种奢望，而回归常识也将任重道远。
德胜的成功能否复制?德胜是价值观文化的胜利。
曹永刚：无论怎么看，您对德胜公司的打造是很成功，这是管理的成功还是思想的成功?现在有很多企业来德胜学习取经，那么德胜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呢?
聂圣哲：德胜的成功跟我们特殊地位有关系。德胜经过10多年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做成了行业内的全国第一，没有竞争对手，不需要去求人，我们只要专注于自身发展，搞好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就不用担心市场的千变万化或风吹草动。而且，德胜这一行入门的门槛也很高，特别需要有品德和有修养的人来做，这就需要时间去一点点来积淀才行，而后加入的公司都很难有这样的能力和耐心。那么，成为优秀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具有不可替代性，当然这种不可替代性不能和强权结合起来，而是在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下的不可替代性。
因为德胜具有不可替代性，做成了全国第一，所以德胜才不需要找人求人，不需要去行贿和遵行什么潜规则，德胜的管理才能奏效，德胜的制度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反过来，德胜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德胜相信常识，相信自己，不急功近利，不斤斤计较，始终遵循德胜人的价值观一“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迈进，终有所成。因此可以说，德胜的成功是管理的成功，是思想的成果，但究其根本是价值观文化的胜利。任何管理和制度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支持，都是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因此看，德胜的成功难以复制。
价值观都是一些极其常见的道理，或是根据自身情况对基本道理的取舍和排序。价值观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对国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古今中外，人类最终都是对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和认同。我记得多年前李肇星外长和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李外长说：“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不能对抗要对话”；佐利克回答说：“我承认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但两个国家要成为永久的战略合作伙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是不行的。”价值观的东西既无形又有形，看似无力却最具力量。如果企业或社会只做一些表面文章，时不时搞些煽情的举动，这只能图一时的痛快：煽情绝不是永恒的力量，如果虚伪的、肤浅的文化代表了实实在在的、具有生命力的价值观文化，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三个方面是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一是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要在意别人的存在；第二不能偷盗，不能以任何借口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第三不能撒谎，撒谎是不可饶恕的犯罪。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撒谎呢?因为维系美国存在的法律制度的根基就是诚信。
向先贤学习，做率真有为的人!
曹永刚：您除了主要办实业和搞教育之外，还涉足过多个领域，不知您是如何对自己定位和进行未来的规划?
聂圣哲：无论什么人对自己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是评价，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评价都是不准确的。我是做不了官的，我是很率真的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感觉，做不断扩张的企业家也不是很合格的，做一个学者，对我们这一 代人来说，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学问值得去做，所以对自己在社会的坐标系里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发生位移和振荡?有时候也很矛盾。所以，我们需要向先贤们学习请教，可惜中国的思想家和先贤太少了，但是富兰克林、华盛顿这样的英美先贤们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既有理想主义者，也有实干家，但把这两者合为一体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如果在思想上做到绝对的理想主义，行动上做到完全的实干，这个人就能被各种层面的人所接纳，也就会有更广阔的思想和实践的空间，更容易地做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来。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之后，我便开始尝试着遵循这一原则，做一个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行动上的务实主义者。我觉得办实业最能让一个人了解社会，可以从中悟出许多书本上无法得到的道理，能更深刻地了解国民性；至于办教育，其实和我的总体思想是吻合的，就是要试验，怎样的教育才是有效的教育，怎样的教育最适合中国，我办教育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信奉一个真理，那就是“优秀是教出来的”，我要实践这个真理。
我想率真地为自己而活着，还要多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其实有一个职位，就是在过去叫“师爷”(幕僚)的工作很适合我做，但现在中国官场没有这个需求。至于其它方面的涉足，多是我的兴趣爱好而已，或者更好地打发时光，以后我想花比较多的时间把几本书完成。一本书是《基本道理》，把天下基本道理整理出来，有些事情不需要再去争论，我们就按照这些东西去教化人就可以了，虽然有人反对说教，但其实人类都是在说教中长大的，只不过看你说教什么，如何去说教的。还想写一本《国家与企业》，把国家和企业说清楚，现在国家该做的事情企业在做，企业该做的事情国家在做。到70多岁的时候，希望能写一本《总结愚蠢》，看看在中国到底有哪些愚蠢，这些愚蠢又该如何总结和吸取教训。总之，自己的存在总是要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什么就是你生命的浓缩和你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时断时续，和聂先生交流由下午转到晚上，刚开始还有点拘谨，但只要你完全地打开心门，让智慧的声音自然地倾泻进来，你就会有淋漓尽致的感觉，天下大同的开悟。我们谈到思想、论及常识，研讨实业，评鉴教育，这些之间也许很远，也许很近，就像在外人眼里聂先生涉猎了很多不相干的事情，但在他而言都是一件事情：率真地活着，让理想之光照亮脚下的道路，永远做高尚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