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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子思想中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觉得其礼烦扰，厚杂雇财，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非乐”、“非命”、“非不扣不鸣”、“节用”等等观点都是墨子对儒家学说与主张的怀疑与批判而提出的，但是墨子并非全然否定孔子，对于其有理而不可更动的观点，墨子都会称赞。而且，他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只是教授学生前单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名知”与“取如”相结合，引导其面向生活实践，在知行合一的前据远用辨别的逻辑思维进行说理，从而使学生观念发生转变。
关键词：墨子思想；德育；兼爱
墨子姓墨名翟，据相关考证，大约出生于春秋末年孔子后孟子前，鲁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开创了墨子学说。墨子学说最具代表的就是“墨子十论，按《墨子》书的顺序分别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养、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1、墨子思想中值得当代德育借鉴的理论
1.1墨子思想的宗旨——实现天下相爱、尚同之政、尚贤使能
1.1.1兼相爱、交相利：爱无等差，视人如己
儒家是反对兼爱的，儒家讲“仁爱”，最重“亲亲之杀”，他们所讲的爱，是有层次、有厚薄、有分别的。但是墨子认为这种“仁爱”，尚无法祛除自私自利的心。墨子的“兼爱”，便是要祛除人们自私自利的心，他要人们以理智克服感情，视人身如己身。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只是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兼爱的难以实行，并不在理论本身，而是在于人心；世人不愿吃自己兼爱的苦，却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世人尽管反对兼爱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能够兼爱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实，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视人如己，兼爱并不难行。天下一些人在言论上反对兼爱，在选择时却选取兼爱的朋友，这岂不是言行相反吗？
世人反对兼爱的学说，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真能兼爱的人和他共事，而世人批评墨家的话，只说是“善而不可用”，真是没道理！世人不愿兼爱于人，却希望别人兼爱于己，这是墨学进行上的一处不可冲破的难关。
1.1.2尚同之政：上行下效
墨子认为在当时“乱”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义与不义的标准不统一。二是人伦的礼节混乱，这种礼节是什么呢？墨子说：“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三是没有正长出来按义、礼的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即“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焉”。此外，墨子认为还有一个使天下乱的原因，即：在上者义，不了解人民的是非善恶，不能赏善罚暴。墨子说：“上之为治矣，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针对上述乱的原因墨子提出了：“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便从事乎一同下之义。”。
1.1.3尚贤使能：培养兼士
如果贤人不在国君的身边，就是不贤的人在左右了。不贤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明的人；他们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凶恶的人。国君尊信这些人来治理国家，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贤人，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恶人。如果所赏不是贤人，所罚不是恶人，贤人就得不到奖励，恶人就肆无忌惮。古时候的昏君：桀王、纣王、幽王、厉王，他们国家的灭亡，就是用一些不贤的人在左右的缘故。
1.2墨子思想的实现途径——教育
1.2.1有教无类：大众化的全民教育
墨子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接受教育，即“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肤徒步之士”。他的教育对象不仅包括“王公大人”，也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真正做到了“有道者劝以相教”。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体现了教育公平观。与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培养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教育思想相比，墨子的“有教无类”更为彻底、更接地气，把受教育对象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他对教育对象受教前的品行及出身、天性、资质、等级、贫富、贵贱等并无明确规定，对所有自愿“修德进业者”均予以教诲。[1]
1.2.2不扣亦鸣：老师、学生共同努力
儒家主张君子若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而墨子作为一个积极的力行主义者，反对儒家的这种守旧的行事原则，他将人比作钟，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个人是不会主动的去学习的，因此他希望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都能在这方面不断的改进自己，做到“不扣亦鸣”。
1.2.3素丝说：环境的重要性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认为人性生来就像素丝一样。后天的环境就如同染料，人性与教育环境的关系就如同染料与丝线的关系，教育环境对教育者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其环境和教养的不同，结果或善或恶。如果人们不断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道德风尚，就会对受教育者起到“近朱者赤”的作用，反之，如果处在不好的环境中，受教育者就会出现“近墨者黑”的结果。
1.2.4三表法：以直接经验、间接经验、社会效果为准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2]
1.3墨子思想的现实回归——实践
1.3.1知行合一
墨子最看不起那些光说不练的人，也最厌恶那些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伪君子，所以他要“言行合一”；他仰慕治水的夏禹，很能发挥夏禹的刻苦精神。他生活节俭，甘于粗衣恶食，为救世拯民而奉献自己。他反对战争，但又不忍见弱肉強食的场面，因此他将弟子组成一支维护和平的十字军，参与各种济弱锄强的行动。在先秦各种学派的领袖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位有像墨子这样的实践苦干的精神的。墨子与孔子尽管理想不同，作法不同，但他们为求世界的和平所做的努力是相同的。他们的精神同样博得后世学者的赞扬。 1.3.2非命观
墨子的“非命”论，是从“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体系发展而来的，他所反对的是充塞当时社会麻醉人心已久的“命定”之说。他既坚信天帝、鬼神，但又不信命运，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然。胡适之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说：“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来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3]
墨子以为“命”是：“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主张有命的人说：“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天则天。虽强劲何益哉？”（非命上篇）这种命定之说，会使人民依赖命运而不努力工作，因而阻碍政治、社会的进步，所以墨子斥为“非仁者之言”。而偏偏这种不仁的“执有命者，以裸于民间者众”（非命上篇），因而使国家“不得富贵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所以墨子极力反对有命之说。[4]
1.3.3节用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消费行为所应递循的道德规范。第二，墨子在注重节用的同时，也强调生产之重要性。他以为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心须加强生产。第三，节用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尚俭节用，本为先秦各学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体力行，自奉甚俭，还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对消费行为予以规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5]墨子的节俭以“国家百姓人们之利”为旨归，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栖牲的精神。墨子这一节用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纯经济学的意义，闪烁着伦理智慧之光。
2、墨子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2.1注重社会、家庭、学校环境的重要性
俗话说得好“环境造就人”，环境能影响人，可以熏陶人，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它能从多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并支配着孩子思想道德行为。良好的环境能成就一个人，而不良的环境也将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带来负面作用，当然这里的环境既指家庭环境、也指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2.2培养兼爱天下的义利观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觉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也就是说眠要重视物质利益，要大力发展好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要重视愿想道德的提高，要加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各种拜金主义，以权谋私、经济犯罪等等丑恶现象广泛蔓延。因此在新时期、更要重视“利”和“义”的统一，两个文明一起抓，既要讲物质利益，也要讲利国利民利他人的道德，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单方面地强調那场面都是错误的。要以“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标准，努力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多做贡献。
2.3提倡劝之赏罚、威之刑罚的德育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赏罚也不能例外，我们要善于把赏罚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赏罚的全过程之中。每项赏罚政策出台时，应当结合实际，向群众讲明白制定赏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事业的发展，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也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使大家统一认识，端正态度，树立争上游、争先进的良好风气，防止出现不择手段获取奖赏的做法。同时也要处理好贯罚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赏罚具有倡是禁非、惩恶扬善的作用，这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作用相同，但绝不能因此而用赏罚来代替思想政治工作。
2.4养成经世致用的学习态度
学习与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知识与理论应用于现实，付诸实践，而知识分子则应以“士大夫”的身份积极入世，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目标。《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过程，就是将经世致用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墨子学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任继愈.墨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陈克守先生，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2007.
[4]黄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陈谷嘉，朱汉民.中国德育思想研究[M].江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樊如一，女，青海西宁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政教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伦理学。
常亚男，女，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
关键词：墨子思想；德育；兼爱
墨子姓墨名翟，据相关考证，大约出生于春秋末年孔子后孟子前，鲁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开创了墨子学说。墨子学说最具代表的就是“墨子十论，按《墨子》书的顺序分别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养、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1、墨子思想中值得当代德育借鉴的理论
1.1墨子思想的宗旨——实现天下相爱、尚同之政、尚贤使能
1.1.1兼相爱、交相利：爱无等差，视人如己
儒家是反对兼爱的，儒家讲“仁爱”，最重“亲亲之杀”，他们所讲的爱，是有层次、有厚薄、有分别的。但是墨子认为这种“仁爱”，尚无法祛除自私自利的心。墨子的“兼爱”，便是要祛除人们自私自利的心，他要人们以理智克服感情，视人身如己身。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只是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兼爱的难以实行，并不在理论本身，而是在于人心；世人不愿吃自己兼爱的苦，却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世人尽管反对兼爱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能够兼爱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实，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视人如己，兼爱并不难行。天下一些人在言论上反对兼爱，在选择时却选取兼爱的朋友，这岂不是言行相反吗？
世人反对兼爱的学说，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真能兼爱的人和他共事，而世人批评墨家的话，只说是“善而不可用”，真是没道理！世人不愿兼爱于人，却希望别人兼爱于己，这是墨学进行上的一处不可冲破的难关。
1.1.2尚同之政：上行下效
墨子认为在当时“乱”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义与不义的标准不统一。二是人伦的礼节混乱，这种礼节是什么呢？墨子说：“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三是没有正长出来按义、礼的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即“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焉”。此外，墨子认为还有一个使天下乱的原因，即：在上者义，不了解人民的是非善恶，不能赏善罚暴。墨子说：“上之为治矣，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针对上述乱的原因墨子提出了：“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便从事乎一同下之义。”。
1.1.3尚贤使能：培养兼士
如果贤人不在国君的身边，就是不贤的人在左右了。不贤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明的人；他们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凶恶的人。国君尊信这些人来治理国家，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贤人，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恶人。如果所赏不是贤人，所罚不是恶人，贤人就得不到奖励，恶人就肆无忌惮。古时候的昏君：桀王、纣王、幽王、厉王，他们国家的灭亡，就是用一些不贤的人在左右的缘故。
1.2墨子思想的实现途径——教育
1.2.1有教无类：大众化的全民教育
墨子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接受教育，即“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肤徒步之士”。他的教育对象不仅包括“王公大人”，也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真正做到了“有道者劝以相教”。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体现了教育公平观。与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培养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教育思想相比，墨子的“有教无类”更为彻底、更接地气，把受教育对象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他对教育对象受教前的品行及出身、天性、资质、等级、贫富、贵贱等并无明确规定，对所有自愿“修德进业者”均予以教诲。[1]
1.2.2不扣亦鸣：老师、学生共同努力
儒家主张君子若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而墨子作为一个积极的力行主义者，反对儒家的这种守旧的行事原则，他将人比作钟，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个人是不会主动的去学习的，因此他希望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都能在这方面不断的改进自己，做到“不扣亦鸣”。
1.2.3素丝说：环境的重要性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认为人性生来就像素丝一样。后天的环境就如同染料，人性与教育环境的关系就如同染料与丝线的关系，教育环境对教育者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其环境和教养的不同，结果或善或恶。如果人们不断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道德风尚，就会对受教育者起到“近朱者赤”的作用，反之，如果处在不好的环境中，受教育者就会出现“近墨者黑”的结果。
1.2.4三表法：以直接经验、间接经验、社会效果为准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2]
1.3墨子思想的现实回归——实践
1.3.1知行合一
墨子最看不起那些光说不练的人，也最厌恶那些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伪君子，所以他要“言行合一”；他仰慕治水的夏禹，很能发挥夏禹的刻苦精神。他生活节俭，甘于粗衣恶食，为救世拯民而奉献自己。他反对战争，但又不忍见弱肉強食的场面，因此他将弟子组成一支维护和平的十字军，参与各种济弱锄强的行动。在先秦各种学派的领袖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位有像墨子这样的实践苦干的精神的。墨子与孔子尽管理想不同，作法不同，但他们为求世界的和平所做的努力是相同的。他们的精神同样博得后世学者的赞扬。 1.3.2非命观
墨子的“非命”论，是从“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体系发展而来的，他所反对的是充塞当时社会麻醉人心已久的“命定”之说。他既坚信天帝、鬼神，但又不信命运，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然。胡适之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说：“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来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3]
墨子以为“命”是：“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主张有命的人说：“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天则天。虽强劲何益哉？”（非命上篇）这种命定之说，会使人民依赖命运而不努力工作，因而阻碍政治、社会的进步，所以墨子斥为“非仁者之言”。而偏偏这种不仁的“执有命者，以裸于民间者众”（非命上篇），因而使国家“不得富贵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所以墨子极力反对有命之说。[4]
1.3.3节用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消费行为所应递循的道德规范。第二，墨子在注重节用的同时，也强调生产之重要性。他以为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心须加强生产。第三，节用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尚俭节用，本为先秦各学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体力行，自奉甚俭，还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对消费行为予以规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5]墨子的节俭以“国家百姓人们之利”为旨归，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栖牲的精神。墨子这一节用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纯经济学的意义，闪烁着伦理智慧之光。
2、墨子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2.1注重社会、家庭、学校环境的重要性
俗话说得好“环境造就人”，环境能影响人，可以熏陶人，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它能从多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并支配着孩子思想道德行为。良好的环境能成就一个人，而不良的环境也将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带来负面作用，当然这里的环境既指家庭环境、也指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2.2培养兼爱天下的义利观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觉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也就是说眠要重视物质利益，要大力发展好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要重视愿想道德的提高，要加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各种拜金主义，以权谋私、经济犯罪等等丑恶现象广泛蔓延。因此在新时期、更要重视“利”和“义”的统一，两个文明一起抓，既要讲物质利益，也要讲利国利民利他人的道德，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单方面地强調那场面都是错误的。要以“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标准，努力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多做贡献。
2.3提倡劝之赏罚、威之刑罚的德育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赏罚也不能例外，我们要善于把赏罚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赏罚的全过程之中。每项赏罚政策出台时，应当结合实际，向群众讲明白制定赏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事业的发展，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也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使大家统一认识，端正态度，树立争上游、争先进的良好风气，防止出现不择手段获取奖赏的做法。同时也要处理好贯罚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赏罚具有倡是禁非、惩恶扬善的作用，这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作用相同，但绝不能因此而用赏罚来代替思想政治工作。
2.4养成经世致用的学习态度
学习与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知识与理论应用于现实，付诸实践，而知识分子则应以“士大夫”的身份积极入世，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目标。《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过程，就是将经世致用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墨子学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任继愈.墨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陈克守先生，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2007.
[4]黄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陈谷嘉，朱汉民.中国德育思想研究[M].江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樊如一，女，青海西宁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政教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伦理学。
常亚男，女，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