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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姜健
姜健的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河南的农民肖像看似简单,就是将农民与中堂(农居的堂屋,功能类似于城市中的客厅)叠加在一起。我们知道,在中国人传统的居住空间中,客堂的“中堂”这个空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家长制制度的价值观与制度保证。墙上高挂的中堂(此“中堂”为大幅字画),案几上的祖宗牌位等等,对于维系家族延续(也是宗族与民族的延续和维持家庭伦理以至君臣伦理等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那些由文字和图像等组成的文化符号从心理上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起着规范控制作用。中堂也是家族活动的中心,家庭成员也在此祭祖,聚合议事,也在此接待外人。它是家庭内部成员的活动空间,也是他们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而中国社会的变化,出了传统借“中堂”这样的空间延续之外,政治意识形态与当代大众文化也没有忘记进入这个空间展开争夺。在姜健的照片中,我们往往看到,各种政治符号,流行文化图像与传统文化符号交织并存于一个空间中,这就是这种争夺的现实。如今,这样一种具有仪式特征的场景在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中已经较少见到了(它们有的正在被西洋式客厅所取代),而《主人》所展示的这种空间,对于我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民间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间社会,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对峙与展开,借助于各种理论和方法,我们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准确的描述?这是许多人面对的一个问题。《主人》的独特手法给了我们以启示.姜健让人们在对于他来说还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空间里或站或坐,然后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录下他们与他们周围的一切细节他让细节展示人们农民的现实生活品质,并以艳俗的色彩表现强化了中原农民的审美趣味。与此同时,也出示了正统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与胶着在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现实景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照片看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是一种城市生活意识向农村的扩散与渗透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的城市化进程,其实并非简单地只是一种从农村向城市的单方向的进程,它同时也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从城市向农村辐射城市意识形态的进程。通过一种观念先行的程式化的观看方式,姜健为人们留下一份可以据此解读中国某个地区的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
策展人:顾 铮
姜健的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河南的农民肖像看似简单,就是将农民与中堂(农居的堂屋,功能类似于城市中的客厅)叠加在一起。我们知道,在中国人传统的居住空间中,客堂的“中堂”这个空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家长制制度的价值观与制度保证。墙上高挂的中堂(此“中堂”为大幅字画),案几上的祖宗牌位等等,对于维系家族延续(也是宗族与民族的延续和维持家庭伦理以至君臣伦理等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那些由文字和图像等组成的文化符号从心理上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起着规范控制作用。中堂也是家族活动的中心,家庭成员也在此祭祖,聚合议事,也在此接待外人。它是家庭内部成员的活动空间,也是他们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而中国社会的变化,出了传统借“中堂”这样的空间延续之外,政治意识形态与当代大众文化也没有忘记进入这个空间展开争夺。在姜健的照片中,我们往往看到,各种政治符号,流行文化图像与传统文化符号交织并存于一个空间中,这就是这种争夺的现实。如今,这样一种具有仪式特征的场景在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中已经较少见到了(它们有的正在被西洋式客厅所取代),而《主人》所展示的这种空间,对于我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民间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间社会,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对峙与展开,借助于各种理论和方法,我们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准确的描述?这是许多人面对的一个问题。《主人》的独特手法给了我们以启示.姜健让人们在对于他来说还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空间里或站或坐,然后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录下他们与他们周围的一切细节他让细节展示人们农民的现实生活品质,并以艳俗的色彩表现强化了中原农民的审美趣味。与此同时,也出示了正统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与胶着在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现实景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照片看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是一种城市生活意识向农村的扩散与渗透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的城市化进程,其实并非简单地只是一种从农村向城市的单方向的进程,它同时也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从城市向农村辐射城市意识形态的进程。通过一种观念先行的程式化的观看方式,姜健为人们留下一份可以据此解读中国某个地区的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
策展人:顾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