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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源自美国、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社区基金会，近年来在中国深圳等地发展迅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深度嵌入社区，充分吸纳各种社区力量，例如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辖区企业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将有助于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社区嵌入理论分析框架，以深圳市的实践探索为样本，对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居民主导等三类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区基金会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程度有所不同。从社区嵌入的各个维度来看，居民主导型的社区基金会是相对理想的模式，它对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和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区基金会；社区嵌入；模式
基金项目：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深圳市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区基金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124-06
一、研究背景
1914年诞生于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如今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截至2012年，全球约50个国家建立了1750 家社区基金会①，社区基金会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公益组织形式之一。其中，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区基金会近些年出现了迅速增长态势。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起步很晚，目前整体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备受关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兼具集资和公益双重功能的基层基金会②，有学者将其看作“类社区基金会”③。2008年，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而后发展为一类独具特色的社区基金会模式在深圳、重庆、天津等地复制、拓展。2014年，深圳率先试点培育了第一批13家社区基金会，并出台《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开创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先河。2015年，上海、南京等地也陆续开始探索发展社区基金会，并分别出台了推动社区型基金（会）发展的实施方案，掀起了地方政府支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80多家社区基金会，其中深圳和上海两地有60家左右，这些地方探索为中国社区基金会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国际上，以美国为例，社区基金会一般是免税的、非营利的、自治的、公众支持的慈善组织。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规模通常不大，最初由社区中的几个中产者发起，规模扩大后可能会有其他社区组织参与，服务范围相对较小，但也使得利用大规模的捐助应对公众需求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借此巩固和组建社区。国外的社区基金会，不论规模大小，基本都以服务捐赠者、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为共同目标，尤为关注特定地区的资金投资和资金募集，为受捐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旨在使社区不断完善和提升，以有效地满足社区最迫切的需求。此外，许多社区基金会还会召集思想领袖来共同探讨影响整个区域的问题，以及关系子孙后代的政策。④ 在中国，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社区基金会是为解决本社区问题而利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成立的为本社区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提供资金资助的非营利法人。⑤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大多数属于资助型基金会，即向其他组织提供捐款；第二，基金会的宗旨广泛，不局限于某个具体领域；第三，基金会往往具有地域性，服务于某个特定的地区；第四，基金会接受大量社会捐赠；主要用于服务某个地区；第五，基金会的管理层充分体现本地区各阶层公众的代表性；第六，基金会通过开展资本投资来维护基金会的长期运营。总体而言，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发展时间较短，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认识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的原因，社区基金会的规模和影响也相对较小，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发挥的作用还较弱。⑥ 比较而言，虽然国内外社区基金会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⑦，但在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等三大特征上基本一致⑧。
由于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短，受中国特色的体制影响，社区基金会发展呈现出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探索推动的格局。⑨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国内的社区基金会可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居民主导模式三种。⑩ 现有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基金会，由于资源动员限制等原因，出现了空壳现象，活力不足，开始尝试社会化转型；民间兴办的社区基金会将成为主流，但没有政府的支持或与政府的良性合作，影响力将受到限制。深度嵌入社区，充分吸纳各种社区力量，例如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辖区企业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将有助于中国社区基金会摆脱困境。为此，本文从嵌入性视角出发，选择目前中国本土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基金会，结合本土实际，从相应的理论维度对其社区嵌入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旨在为中国本土社区基金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嵌入性原理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一）嵌入与建构：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现实需要
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指一個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的过程，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由波兰尼（Karl Polanyi）首次提出并用于探讨经济活动如何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波兰尼指出，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同所处的制度环境、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经济活动通过不同的模式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嵌入性的概念细致化，认为经济活动过程应该被看作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嵌入性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对组织经济行为的影响，关注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特点或网络结构，强调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国内学术界除了将嵌入性理论用于解释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制度和企业能力建设等方面，还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结构多元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等。 研究嵌入性不能忽视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共同演化的特征。正如赛沃尔（William H. Sewell）在诠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结构双重性的观点时所指出的，行为主体一方面要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结构的产生及演化起作用，即扮演着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建构者。换言之，假设行动者处于某种社会网络中，则这种社会网络中蕴含着行动者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当行动者为了通过某种活动实现目标而动用这些资源时，嵌入性便开始发生，并会随之对资源的重组和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建构产生作用。因此，嵌入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嵌入的目标。建构实则体现了嵌入的能动性和塑造性。
中国社区公共性的式微对社会组织的社区嵌入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单位制”的解体，人口流动不断加快，传统的社区“精神共同体”瓦解加速，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的“身份异质化”程度不断上升。这造成了中国当下社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城市社区人口异质化造成的社区公共性衰减。社区不再是过去的熟人社会，传统社区的公共价值、公共精神与公共文化被社区人口异质化过程碎片化和个体化了。这种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和个体化过程导致社区秩序、社区纽带、社区关系和社区公共精神出现大分裂。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使得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应然属性消减，社区文化也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公共性品格，威胁到社区整合和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社区定义为富有人情味、有着共同价值观念、关系密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不仅是指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人群，还强调人群因具有共同的传统、价值等结成的“精神共同体”。社区作为具有凝聚力和文化维系力的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基础上，即必须建立在社区公共性的基础之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体现，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关联、公共空间的在场性以及公共空间的永恒性。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强调公共空间是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不同身份、民族、种族、性别的民众在公共空间借助“公共性”展开自由和平等的交往。中国学者李友梅等认为“公共性”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
社区公共性的培育和维护是建设社区共同体的核心。作为社区建设的重点，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的路径选择主要体现为如何通过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在培育社区公共性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可以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还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联结政府部门和广大社区居民的桥梁。
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基金会的深度社区嵌入带来了强大的社区建构力量，能够为社区成员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促进社区成员的互动，激发和培育社区成员的公共责任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这使得社区和社区基金会形成了一个互助互惠的运作机制，不仅提升了社区基金会的运营水平，而且增强了资源储备，进一步加强了社区嵌入性。社区基金会可从两个方面建构社区公共性：从价值维度来看，社区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通过传播慈善精神（例如助人）并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更多居民主动关心社区弱势群体，培养公共责任感和公共意识，培育社区慈善文化。从实体维度来看，社区基金会通过资助等形式与社区公益组织合作，推动公益活动的开展，为居民基于对社区的认同感而自觉自愿地参与各种维护社区共同利益的社区公共活动提供平台。
（二）嵌入机理——一个立足社区的分析框架
哈杰多恩（J. Hagedoorn）对嵌入性的层次进行了探讨。他在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构建的研究中指出，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形成，但是组织嵌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网络和双边关系情景有密切关系。基于此，他将嵌入性分为三个层次：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与双边嵌入性。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嵌入性可被分别理解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受特定地域与行业环境、组织间网络关系及合作者间的双边关系影响的程度。
嵌入性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格拉诺维特界定了两种类型的嵌入：关系性嵌入，意指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结构性嵌入，意指经济主体作为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祖金和迪马乔（S. Zukin and P. Dimaggio）将嵌入的类型丰富化，提出了四种嵌入类型：结构嵌入性，关注组织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强调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认知嵌入性，关注与经济逻辑相关的网络认知过程，强调社会认知、群体认知和群体思维对组织行为的塑造作用及反作用；文化嵌入性，关注促成经济目标实现的共有信念和价值观，强调共有信念、价值观和传统惯例等对组织目标实现的促成机理；政治嵌入性，关注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对主体行为的影响。
基于此，笔者将从嵌入性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情况，由此揭示社区基金会的“在地化”程度，即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等三大主要特征的表现程度。分析将基于以下框架展开（如图1所示）：
首先，环境嵌入性主要是指社区基金会发展需要考虑社区环境的影响。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和推广需要考虑是否契合当地实际需求、慈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等，盲目推广可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要因地制宜地培育社区基金会。
其次，组织间嵌入性是指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组织在活动中要不断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组织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发展社区基金会要有机协调其与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辖区企业之间的资源互补，链接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积极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募集、整合、分配慈善资源，为社区基金会的运营注入活力。
再次，双边嵌入性是指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居民个体和家庭的深度互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嵌入性。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可发挥其在社区社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要在公共空间中通过人际对话交流、交往和沟通，达致思想和行动上的共识，形成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社会团结。二是认知嵌入性。社区基金会在发展中需要考虑社会对社区基金会的认识。在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利用本土资源，通过本土途径去解决本土社会问题和社区问题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对社区基金会的认识和认同也会更加深刻。三是文化嵌入性。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和推动需要关注其根植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慈善文化。 三、中国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状况分析——以深圳实践为例
深圳市是社区基金会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它不仅是全国第一家民间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诞生地，而且还开创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先河，当地政府率先试点培育了中国本土第一批社区基金会。下面本文将基于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深圳市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居民主导三种典型的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情况。
（一）政府主导模式——以光明新区社区基金会为例
2014年3月，深圳市光明新区将探索发展社区基金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号工程”，在全市率先试点培育发展社区基金会，以此探寻当地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突破口。当地政府在培育社区基金会的初期就很注重社区基金会的环境嵌入性，优先考虑了社会需求更高的社区。光明新区选定了三种类型的五个社区作为社区基金会试点。其中，凤凰和新羌社区是典型的侨民社区，近七成社区居民是归侨侨眷，社区困难群体多，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玉律和圳美社区是典型的工业型社区，外来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90%以上；白花社区以本地居民为主，企业较多，与社区互动较好，但社區公共服务设施不足，子女教育问题较突出。同时，鉴于成立基金会的原始资金的下限是2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或者4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对于很多社区而言，资金门槛过高，因此深圳市的《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将原始资金的下限规定为100万元。这一方面降低了社区基金会的成立门槛，但另一方面与《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冲突，反映了社区基金会嵌入现实环境和法制环境的矛盾。
在组织间嵌入性方面，社区基金会的辖区范围与社区工作站的覆盖范围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区基金会在服务区域上缺乏自主性，并且也导致服务区域过于狭小、僵化的缺陷。同时，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中将社区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确定为街道办事处，但是街道办事处对于基金会的业务指导能力明显不足。再者，虽然光明新区财政从2015年起每年安排900万元专项资金，对培育发展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服务进行资助，但并没有足够重视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辖区企业积极响应政府的倡导，主要在资金上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给予了支持，与居民一起筹集了善款2000万元用于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这表明，政府在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时过分关注公共权力主体与社区基金会的嵌入，导致了越界和降低培育效率的风险。而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企业与社区基金会的嵌入显得有些不足。
在双边嵌入性方面，政府动员热心公益的居民参与社区基金会，强化认知嵌入。五家基金会理事会分别由捐赠人、发起人、居民代表、专业人士等5—11人组成，通过推荐会议协商产生；监事由居委会主任担任。各社区基金会聘请了1名专业社工担任专职副秘书长，动员了6—8名社区志愿者参与基金会秘书处的工作。同时，政府积极加深社区基金会的文化嵌入，培育慈善文化。例如，凤凰社区基金会开展针对侨民家庭教育的项目，120多名家长从项目服务对象转变为项目志愿者；玉律社区基金会组织600多名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共融”项目，带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益和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五个试点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从400人发展到3000余人，扩大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溢出效应。再者，社区基金会在项目运作中广泛动员社区成员以自治、互助的方式解决社区问题，激发了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焕发了基层自治的活力，增加了居民的互动，强化了结构嵌入。然而，目前社区基金会还面临社区居民资金支持少、公益人才不足、资源聚集整合渠道比较单一、社区动员能力还有待加强等问题。
以上分析显示，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充分重视环境嵌入，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地培育社区基金会；在组织间嵌入方面注重公共权力主体与社区基金会的关系，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和社会力量重视不足；在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方面，积极吸纳社区能人参与，并试图通过此举带动更多社区居民关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二）企业主导模式——以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例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由开发商桃源居集团主导培育，于2008年7月在民政部正式注册成立。该基金会是以企业捐赠为主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主要为桃源居所开发项目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一个全新的社区中应需而生，不仅深度嵌入环境，还积极建构环境。1992年开始开发的深圳桃源居小区项目远离市区，地处五座荒山野岭之中，紧邻深圳当时最大的垃圾填埋场。1997年桃源居小区第一期开发建设项目完工，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加之社区规划不合理，开发计划错位，1200位业主入住后，没有成熟的社区商业、学校、文化娱乐，并且缺电、缺水、行路难和垃圾场环境污染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接踵而至，困扰着开发商。桃源居集团基于物业开发的通盘考虑，也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在业主们的感召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大量投入共建设施，主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后来促成了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成立。该基金会的地域性非常强，主要在与开发商相关的特定社区活动（目前主要是深圳桃源居和桃源居开发商在天津、重庆开发的社区）。可见，企业对居民需求的正确认识及其社会责任感对于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成长至关重要。
从组织嵌入性来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通过资助社区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社区资本来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与社区福利体系，从而实现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最关键的创新点在于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系的构建，其中，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主要扮演社区公益事业“输血者”、“风险投资者”的角色。换言之，该基金会主要是为其他社区社会组织输出资源，输入极其有限。该基金会还积极与政府合作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健全公益资产管理制度，解决了许多城市社区的服务性社会组织缺资金、缺场地、缺人员以及组织之间联系松散、合作水平低的难题。 从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来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社区居民的认知基础上不断加深认知嵌入。社区刚开发时没有政府派出单位进驻社区，社区治安状况不佳、居民缺乏安全感，开发商协助业主们自发组织了100多人参加的义务治安队，并组建了环保队，对乱倒垃圾等不良行为积极制止，并向政府反映诉求。这些草根社会组织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职能，扩大了社区居民的参与，也为居民对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社区居民对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贡献有限，该基金会的捐赠主体以开发商为主，不像西方国家的社区基金会那样拥有多元化的捐赠主体。同时，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认为，作为非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撬动社区资源、鼓励民众公共参与以及激发社区活力的意图受到阻碍，不利于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显示，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应环境需求而生，既深度嵌入又积极建构了环境。在组织嵌入方面，对其他社区社会组织重输出，轻输入。同时，由于资金独立，该社区基金会不用受政府过多限制，自主性强。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居民的双边嵌入在初期比较深刻，但在发展过程中囿于身份限制，不能很好地开发更多社区资源。企业所培育的社区基金会还需要处理好企业与居民作为开发商与消費者、捐赠者与受益人之间的角色矛盾。
（三）居民主导模式——以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例
蛇口社区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9月，其前身是蛇口社区公益基金，是全国第一个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基金会。
蛇口社区基金会的成立深深嵌入在了蛇口的文化环境中。蛇口是深圳特区改革与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改革浪潮的前哨。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发起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一，社区居民有较高的凝聚力，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一个社区的共识。第二，蛇口有大量的社团，社团文化特别丰富，有良好的社团群众基础。第三，蛇口社区的居民对于改革先锋“蛇口人”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蛇一代”和“蛇二代”们追求重燃蛇口人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建立宜居的人文环境，推进社区公益，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打造基层民主。为实现这一愿景，蛇口社区基金会在居民的呼声中成立并成长起来。该基金会定位于社区公益平台的角色，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以资助为主要形式，支持公益项目和活动，培育多元化的社区自组织、志愿者团队、社会企业等，并致力于引进成熟的公益理念、组织及模式，以推动社区公益生态持续改善，促进蛇口社会资本不断增值。
蛇口社区基金会建立了与社区内各种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实现了组织嵌入。例如，蛇口社区基金会与摄影协会合作举办“四海那个公园”历史摄影图片展，活动场地获得了南山区城管局和园林公司的支持；与蛇口的国际公益组织一起举办联接世界800个城市的“叽叽喳喳”新春晚会；在主妇联盟、喜来乐居家养老服务社、四海情老年大学等社会组织的参与帮助下，为社区病孩寻找医疗专家、康复机构；与海月社区中心策划社区饭堂，促成了蛇口第一个社区老人饭堂的试点；与蛇口工业区园区营运中心合作举办“蛇口沙龙”公益讲座活动；将台湾知名NGO组织——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引进蛇口，建立了“环保教育站”，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并得到了蛇口工业区园区运营中心和其乐物业公司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也为该基金会的活动提供场地，例如将四海公园一度闲置的东林茶馆变为“蛇口公益之家”，政府承诺未来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可以无偿使用。
从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来看，开展社区居民关心的公益活动，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一直是蛇口社区基金会最重要的主题。例如，蛇口社区基金会启动“口述历史”项目，组织妈妈们带孩子到社区走访关爱老人，既加强了亲子互动，又增强了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了解，培育了尊老的优良社区文化；蛇口社区基金会举办历史摄影图片展，重燃蛇口人美好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激情，加强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蛇口社区基金会关心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协调社区居民反对小区周边绿地改建停车场的维权活动，与社区居民形成共识；蛇口社区基金会关爱弱势群体，帮助社区清洁工脑瘫孙子募集医药费，建立社区老人饭堂，为社区病孩寻找医疗专家、康复机构，获得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蛇口社区基金会还通过与其他组织联合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和联欢活动，培养居民的慈善精神，增强居民的互动和社交，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在这些活动中，基金会建立了自己的志工、义工队伍，社区居民成为主要成员。该基金会还利用网络众筹的新型方式鼓励社区居民捐款，进一步参与到基金会的活动中。
以上分析显示，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根源于社区，与社区环境有着紧密的嵌入性。该类社区基金会体现着极强的社会性，与社区现有社会组织有着良性互动和持续互惠，并不是扮演单方“输血者”的角色。在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方面，该类基金会并不是仅仅发挥社区能人的效应，而是重视所有居民的参与和认知建设，具有很强的社区影响力，呈现出“众人拾柴”的局面。
四、研究结论
基于社区基金会社区嵌入的分析框架，笔者以深圳市三类社会基金会的样本为分析对象，总结出了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居民主导模式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显示，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程度有所不同。从社区嵌入的各个维度来看，居民主导型的社区基金会是相对理想的模式。居民主导型的社区基金会深深扎根于其所生长的社区，与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及治理主体都建立了互惠的良性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努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同和支持并持续回报居民，这对于社区基金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这类基金会对于环境的依赖性太强，在国内非常少见，推广的难度也较大。尽管如此，这类基金会对于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和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政府在培育社区基金会的过程中，应划清职责范围，明确相关规定，重视社区基金会的社会属性和在地化特征，促进社区基金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除了发挥社区能人效应之外，还需更广泛地动员居民参与相关活动，共同建设社区基金会，这需要根据居民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居民与基金会、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其次，企业在培育社区基金会的过程中，应积极开拓资源，改变一味扮演“输血者”的角色，与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企业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在发掘社区居民资源方面，虽然非公募基金会的身份使居民捐赠受到限制，但居民的志愿者资源有待开发和充分利用，社区基金会可动员居民志愿者参与定向筹资活动，参与社区基金会资助和开展的各项社区活动的筹备工作，加深基金会的文化嵌入和结构嵌入。 总之，社区是社区基金会孕育生长的基础土壤和寻求发展的根本阵地。只有实现与社区全方位的深度嵌入，方可聚拢各种资源，实现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社区基金会对于社区营造的优势，打造社区公益生态系统，建立社区发展主体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注释：
① 饶锦兴、王筱昀：《社区基金会的全球视野与中国价值》，《开放导报》2014年第5期。
② 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③ 徐宇珊、苏群敏：《社区基金会的“形”与“神”》，《中国社会组织》2015年第3期。
④ 何立军、李全伦、孙春芳：《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关键特征及经验借鉴》，《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⑤ 杨伟伟：《社区基金会成长之谜》，《决策》2015年第12期。
⑥ 何立军：《中美社区基金会的起源与发展比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
⑦ 褚蓥：《社区基金会真不是基金会》，《公益时报》2014年10月22日。
⑧ 李爱君、金锦萍等：《社区基金会培育与运作模式研究》，詹成付、廖鸿主编：《2015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⑨ 杜啸天：《社区基金会深圳模式日趋成熟》，《南方日报》2015年12月8日。
⑩ 徐家良、刘春帅：《资源依赖理论视域下我国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研究——基于上海和深圳个案》，《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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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立军，吉林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杨永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广东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社区基金会；社区嵌入；模式
基金项目：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深圳市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区基金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124-06
一、研究背景
1914年诞生于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如今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截至2012年，全球约50个国家建立了1750 家社区基金会①，社区基金会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公益组织形式之一。其中，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区基金会近些年出现了迅速增长态势。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起步很晚，目前整体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备受关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兼具集资和公益双重功能的基层基金会②，有学者将其看作“类社区基金会”③。2008年，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而后发展为一类独具特色的社区基金会模式在深圳、重庆、天津等地复制、拓展。2014年，深圳率先试点培育了第一批13家社区基金会，并出台《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开创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先河。2015年，上海、南京等地也陆续开始探索发展社区基金会，并分别出台了推动社区型基金（会）发展的实施方案，掀起了地方政府支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80多家社区基金会，其中深圳和上海两地有60家左右，这些地方探索为中国社区基金会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国际上，以美国为例，社区基金会一般是免税的、非营利的、自治的、公众支持的慈善组织。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规模通常不大，最初由社区中的几个中产者发起，规模扩大后可能会有其他社区组织参与，服务范围相对较小，但也使得利用大规模的捐助应对公众需求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借此巩固和组建社区。国外的社区基金会，不论规模大小，基本都以服务捐赠者、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为共同目标，尤为关注特定地区的资金投资和资金募集，为受捐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旨在使社区不断完善和提升，以有效地满足社区最迫切的需求。此外，许多社区基金会还会召集思想领袖来共同探讨影响整个区域的问题，以及关系子孙后代的政策。④ 在中国，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社区基金会是为解决本社区问题而利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成立的为本社区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提供资金资助的非营利法人。⑤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大多数属于资助型基金会，即向其他组织提供捐款；第二，基金会的宗旨广泛，不局限于某个具体领域；第三，基金会往往具有地域性，服务于某个特定的地区；第四，基金会接受大量社会捐赠；主要用于服务某个地区；第五，基金会的管理层充分体现本地区各阶层公众的代表性；第六，基金会通过开展资本投资来维护基金会的长期运营。总体而言，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发展时间较短，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认识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的原因，社区基金会的规模和影响也相对较小，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发挥的作用还较弱。⑥ 比较而言，虽然国内外社区基金会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⑦，但在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等三大特征上基本一致⑧。
由于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短，受中国特色的体制影响，社区基金会发展呈现出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探索推动的格局。⑨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国内的社区基金会可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居民主导模式三种。⑩ 现有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基金会，由于资源动员限制等原因，出现了空壳现象，活力不足，开始尝试社会化转型；民间兴办的社区基金会将成为主流，但没有政府的支持或与政府的良性合作，影响力将受到限制。深度嵌入社区，充分吸纳各种社区力量，例如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辖区企业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将有助于中国社区基金会摆脱困境。为此，本文从嵌入性视角出发，选择目前中国本土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基金会，结合本土实际，从相应的理论维度对其社区嵌入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旨在为中国本土社区基金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嵌入性原理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一）嵌入与建构：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现实需要
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指一個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的过程，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由波兰尼（Karl Polanyi）首次提出并用于探讨经济活动如何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波兰尼指出，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同所处的制度环境、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经济活动通过不同的模式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嵌入性的概念细致化，认为经济活动过程应该被看作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嵌入性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对组织经济行为的影响，关注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特点或网络结构，强调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国内学术界除了将嵌入性理论用于解释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制度和企业能力建设等方面，还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结构多元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等。 研究嵌入性不能忽视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共同演化的特征。正如赛沃尔（William H. Sewell）在诠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结构双重性的观点时所指出的，行为主体一方面要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结构的产生及演化起作用，即扮演着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建构者。换言之，假设行动者处于某种社会网络中，则这种社会网络中蕴含着行动者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当行动者为了通过某种活动实现目标而动用这些资源时，嵌入性便开始发生，并会随之对资源的重组和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建构产生作用。因此，嵌入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嵌入的目标。建构实则体现了嵌入的能动性和塑造性。
中国社区公共性的式微对社会组织的社区嵌入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单位制”的解体，人口流动不断加快，传统的社区“精神共同体”瓦解加速，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的“身份异质化”程度不断上升。这造成了中国当下社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城市社区人口异质化造成的社区公共性衰减。社区不再是过去的熟人社会，传统社区的公共价值、公共精神与公共文化被社区人口异质化过程碎片化和个体化了。这种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和个体化过程导致社区秩序、社区纽带、社区关系和社区公共精神出现大分裂。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使得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应然属性消减，社区文化也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公共性品格，威胁到社区整合和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社区定义为富有人情味、有着共同价值观念、关系密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不仅是指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人群，还强调人群因具有共同的传统、价值等结成的“精神共同体”。社区作为具有凝聚力和文化维系力的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基础上，即必须建立在社区公共性的基础之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体现，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关联、公共空间的在场性以及公共空间的永恒性。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强调公共空间是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不同身份、民族、种族、性别的民众在公共空间借助“公共性”展开自由和平等的交往。中国学者李友梅等认为“公共性”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
社区公共性的培育和维护是建设社区共同体的核心。作为社区建设的重点，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的路径选择主要体现为如何通过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在培育社区公共性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可以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还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联结政府部门和广大社区居民的桥梁。
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基金会的深度社区嵌入带来了强大的社区建构力量，能够为社区成员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促进社区成员的互动，激发和培育社区成员的公共责任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这使得社区和社区基金会形成了一个互助互惠的运作机制，不仅提升了社区基金会的运营水平，而且增强了资源储备，进一步加强了社区嵌入性。社区基金会可从两个方面建构社区公共性：从价值维度来看，社区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通过传播慈善精神（例如助人）并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更多居民主动关心社区弱势群体，培养公共责任感和公共意识，培育社区慈善文化。从实体维度来看，社区基金会通过资助等形式与社区公益组织合作，推动公益活动的开展，为居民基于对社区的认同感而自觉自愿地参与各种维护社区共同利益的社区公共活动提供平台。
（二）嵌入机理——一个立足社区的分析框架
哈杰多恩（J. Hagedoorn）对嵌入性的层次进行了探讨。他在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构建的研究中指出，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形成，但是组织嵌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网络和双边关系情景有密切关系。基于此，他将嵌入性分为三个层次：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与双边嵌入性。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嵌入性可被分别理解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受特定地域与行业环境、组织间网络关系及合作者间的双边关系影响的程度。
嵌入性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格拉诺维特界定了两种类型的嵌入：关系性嵌入，意指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结构性嵌入，意指经济主体作为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祖金和迪马乔（S. Zukin and P. Dimaggio）将嵌入的类型丰富化，提出了四种嵌入类型：结构嵌入性，关注组织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强调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认知嵌入性，关注与经济逻辑相关的网络认知过程，强调社会认知、群体认知和群体思维对组织行为的塑造作用及反作用；文化嵌入性，关注促成经济目标实现的共有信念和价值观，强调共有信念、价值观和传统惯例等对组织目标实现的促成机理；政治嵌入性，关注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对主体行为的影响。
基于此，笔者将从嵌入性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情况，由此揭示社区基金会的“在地化”程度，即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等三大主要特征的表现程度。分析将基于以下框架展开（如图1所示）：
首先，环境嵌入性主要是指社区基金会发展需要考虑社区环境的影响。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和推广需要考虑是否契合当地实际需求、慈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等，盲目推广可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要因地制宜地培育社区基金会。
其次，组织间嵌入性是指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组织在活动中要不断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组织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发展社区基金会要有机协调其与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辖区企业之间的资源互补，链接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积极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募集、整合、分配慈善资源，为社区基金会的运营注入活力。
再次，双边嵌入性是指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居民个体和家庭的深度互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嵌入性。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可发挥其在社区社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要在公共空间中通过人际对话交流、交往和沟通，达致思想和行动上的共识，形成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社会团结。二是认知嵌入性。社区基金会在发展中需要考虑社会对社区基金会的认识。在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利用本土资源，通过本土途径去解决本土社会问题和社区问题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对社区基金会的认识和认同也会更加深刻。三是文化嵌入性。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和推动需要关注其根植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慈善文化。 三、中国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状况分析——以深圳实践为例
深圳市是社区基金会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它不仅是全国第一家民间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诞生地，而且还开创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先河，当地政府率先试点培育了中国本土第一批社区基金会。下面本文将基于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深圳市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居民主导三种典型的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情况。
（一）政府主导模式——以光明新区社区基金会为例
2014年3月，深圳市光明新区将探索发展社区基金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号工程”，在全市率先试点培育发展社区基金会，以此探寻当地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突破口。当地政府在培育社区基金会的初期就很注重社区基金会的环境嵌入性，优先考虑了社会需求更高的社区。光明新区选定了三种类型的五个社区作为社区基金会试点。其中，凤凰和新羌社区是典型的侨民社区，近七成社区居民是归侨侨眷，社区困难群体多，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玉律和圳美社区是典型的工业型社区，外来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90%以上；白花社区以本地居民为主，企业较多，与社区互动较好，但社區公共服务设施不足，子女教育问题较突出。同时，鉴于成立基金会的原始资金的下限是2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或者4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对于很多社区而言，资金门槛过高，因此深圳市的《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将原始资金的下限规定为100万元。这一方面降低了社区基金会的成立门槛，但另一方面与《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冲突，反映了社区基金会嵌入现实环境和法制环境的矛盾。
在组织间嵌入性方面，社区基金会的辖区范围与社区工作站的覆盖范围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区基金会在服务区域上缺乏自主性，并且也导致服务区域过于狭小、僵化的缺陷。同时，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中将社区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确定为街道办事处，但是街道办事处对于基金会的业务指导能力明显不足。再者，虽然光明新区财政从2015年起每年安排900万元专项资金，对培育发展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服务进行资助，但并没有足够重视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辖区企业积极响应政府的倡导，主要在资金上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给予了支持，与居民一起筹集了善款2000万元用于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这表明，政府在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时过分关注公共权力主体与社区基金会的嵌入，导致了越界和降低培育效率的风险。而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企业与社区基金会的嵌入显得有些不足。
在双边嵌入性方面，政府动员热心公益的居民参与社区基金会，强化认知嵌入。五家基金会理事会分别由捐赠人、发起人、居民代表、专业人士等5—11人组成，通过推荐会议协商产生；监事由居委会主任担任。各社区基金会聘请了1名专业社工担任专职副秘书长，动员了6—8名社区志愿者参与基金会秘书处的工作。同时，政府积极加深社区基金会的文化嵌入，培育慈善文化。例如，凤凰社区基金会开展针对侨民家庭教育的项目，120多名家长从项目服务对象转变为项目志愿者；玉律社区基金会组织600多名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共融”项目，带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益和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五个试点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从400人发展到3000余人，扩大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溢出效应。再者，社区基金会在项目运作中广泛动员社区成员以自治、互助的方式解决社区问题，激发了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焕发了基层自治的活力，增加了居民的互动，强化了结构嵌入。然而，目前社区基金会还面临社区居民资金支持少、公益人才不足、资源聚集整合渠道比较单一、社区动员能力还有待加强等问题。
以上分析显示，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充分重视环境嵌入，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地培育社区基金会；在组织间嵌入方面注重公共权力主体与社区基金会的关系，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和社会力量重视不足；在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方面，积极吸纳社区能人参与，并试图通过此举带动更多社区居民关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二）企业主导模式——以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例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由开发商桃源居集团主导培育，于2008年7月在民政部正式注册成立。该基金会是以企业捐赠为主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主要为桃源居所开发项目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一个全新的社区中应需而生，不仅深度嵌入环境，还积极建构环境。1992年开始开发的深圳桃源居小区项目远离市区，地处五座荒山野岭之中，紧邻深圳当时最大的垃圾填埋场。1997年桃源居小区第一期开发建设项目完工，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加之社区规划不合理，开发计划错位，1200位业主入住后，没有成熟的社区商业、学校、文化娱乐，并且缺电、缺水、行路难和垃圾场环境污染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接踵而至，困扰着开发商。桃源居集团基于物业开发的通盘考虑，也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在业主们的感召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大量投入共建设施，主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后来促成了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成立。该基金会的地域性非常强，主要在与开发商相关的特定社区活动（目前主要是深圳桃源居和桃源居开发商在天津、重庆开发的社区）。可见，企业对居民需求的正确认识及其社会责任感对于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成长至关重要。
从组织嵌入性来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通过资助社区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社区资本来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与社区福利体系，从而实现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最关键的创新点在于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系的构建，其中，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主要扮演社区公益事业“输血者”、“风险投资者”的角色。换言之，该基金会主要是为其他社区社会组织输出资源，输入极其有限。该基金会还积极与政府合作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健全公益资产管理制度，解决了许多城市社区的服务性社会组织缺资金、缺场地、缺人员以及组织之间联系松散、合作水平低的难题。 从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来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社区居民的认知基础上不断加深认知嵌入。社区刚开发时没有政府派出单位进驻社区，社区治安状况不佳、居民缺乏安全感，开发商协助业主们自发组织了100多人参加的义务治安队，并组建了环保队，对乱倒垃圾等不良行为积极制止，并向政府反映诉求。这些草根社会组织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职能，扩大了社区居民的参与，也为居民对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社区居民对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贡献有限，该基金会的捐赠主体以开发商为主，不像西方国家的社区基金会那样拥有多元化的捐赠主体。同时，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认为，作为非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撬动社区资源、鼓励民众公共参与以及激发社区活力的意图受到阻碍，不利于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显示，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应环境需求而生，既深度嵌入又积极建构了环境。在组织嵌入方面，对其他社区社会组织重输出，轻输入。同时，由于资金独立，该社区基金会不用受政府过多限制，自主性强。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居民的双边嵌入在初期比较深刻，但在发展过程中囿于身份限制，不能很好地开发更多社区资源。企业所培育的社区基金会还需要处理好企业与居民作为开发商与消費者、捐赠者与受益人之间的角色矛盾。
（三）居民主导模式——以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例
蛇口社区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9月，其前身是蛇口社区公益基金，是全国第一个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基金会。
蛇口社区基金会的成立深深嵌入在了蛇口的文化环境中。蛇口是深圳特区改革与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改革浪潮的前哨。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发起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一，社区居民有较高的凝聚力，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一个社区的共识。第二，蛇口有大量的社团，社团文化特别丰富，有良好的社团群众基础。第三，蛇口社区的居民对于改革先锋“蛇口人”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蛇一代”和“蛇二代”们追求重燃蛇口人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建立宜居的人文环境，推进社区公益，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打造基层民主。为实现这一愿景，蛇口社区基金会在居民的呼声中成立并成长起来。该基金会定位于社区公益平台的角色，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以资助为主要形式，支持公益项目和活动，培育多元化的社区自组织、志愿者团队、社会企业等，并致力于引进成熟的公益理念、组织及模式，以推动社区公益生态持续改善，促进蛇口社会资本不断增值。
蛇口社区基金会建立了与社区内各种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实现了组织嵌入。例如，蛇口社区基金会与摄影协会合作举办“四海那个公园”历史摄影图片展，活动场地获得了南山区城管局和园林公司的支持；与蛇口的国际公益组织一起举办联接世界800个城市的“叽叽喳喳”新春晚会；在主妇联盟、喜来乐居家养老服务社、四海情老年大学等社会组织的参与帮助下，为社区病孩寻找医疗专家、康复机构；与海月社区中心策划社区饭堂，促成了蛇口第一个社区老人饭堂的试点；与蛇口工业区园区营运中心合作举办“蛇口沙龙”公益讲座活动；将台湾知名NGO组织——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引进蛇口，建立了“环保教育站”，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并得到了蛇口工业区园区运营中心和其乐物业公司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也为该基金会的活动提供场地，例如将四海公园一度闲置的东林茶馆变为“蛇口公益之家”，政府承诺未来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可以无偿使用。
从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来看，开展社区居民关心的公益活动，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一直是蛇口社区基金会最重要的主题。例如，蛇口社区基金会启动“口述历史”项目，组织妈妈们带孩子到社区走访关爱老人，既加强了亲子互动，又增强了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了解，培育了尊老的优良社区文化；蛇口社区基金会举办历史摄影图片展，重燃蛇口人美好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激情，加强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蛇口社区基金会关心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协调社区居民反对小区周边绿地改建停车场的维权活动，与社区居民形成共识；蛇口社区基金会关爱弱势群体，帮助社区清洁工脑瘫孙子募集医药费，建立社区老人饭堂，为社区病孩寻找医疗专家、康复机构，获得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蛇口社区基金会还通过与其他组织联合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和联欢活动，培养居民的慈善精神，增强居民的互动和社交，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在这些活动中，基金会建立了自己的志工、义工队伍，社区居民成为主要成员。该基金会还利用网络众筹的新型方式鼓励社区居民捐款，进一步参与到基金会的活动中。
以上分析显示，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根源于社区，与社区环境有着紧密的嵌入性。该类社区基金会体现着极强的社会性，与社区现有社会组织有着良性互动和持续互惠，并不是扮演单方“输血者”的角色。在与居民的双边嵌入方面，该类基金会并不是仅仅发挥社区能人的效应，而是重视所有居民的参与和认知建设，具有很强的社区影响力，呈现出“众人拾柴”的局面。
四、研究结论
基于社区基金会社区嵌入的分析框架，笔者以深圳市三类社会基金会的样本为分析对象，总结出了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居民主导模式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显示，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的社区嵌入程度有所不同。从社区嵌入的各个维度来看，居民主导型的社区基金会是相对理想的模式。居民主导型的社区基金会深深扎根于其所生长的社区，与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及治理主体都建立了互惠的良性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努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同和支持并持续回报居民，这对于社区基金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这类基金会对于环境的依赖性太强，在国内非常少见，推广的难度也较大。尽管如此，这类基金会对于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和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政府在培育社区基金会的过程中，应划清职责范围，明确相关规定，重视社区基金会的社会属性和在地化特征，促进社区基金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除了发挥社区能人效应之外，还需更广泛地动员居民参与相关活动，共同建设社区基金会，这需要根据居民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居民与基金会、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其次，企业在培育社区基金会的过程中，应积极开拓资源，改变一味扮演“输血者”的角色，与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企业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在发掘社区居民资源方面，虽然非公募基金会的身份使居民捐赠受到限制，但居民的志愿者资源有待开发和充分利用，社区基金会可动员居民志愿者参与定向筹资活动，参与社区基金会资助和开展的各项社区活动的筹备工作，加深基金会的文化嵌入和结构嵌入。 总之，社区是社区基金会孕育生长的基础土壤和寻求发展的根本阵地。只有实现与社区全方位的深度嵌入，方可聚拢各种资源，实现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社区基金会对于社区营造的优势，打造社区公益生态系统，建立社区发展主体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注释：
① 饶锦兴、王筱昀：《社区基金会的全球视野与中国价值》，《开放导报》2014年第5期。
② 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③ 徐宇珊、苏群敏：《社区基金会的“形”与“神”》，《中国社会组织》2015年第3期。
④ 何立军、李全伦、孙春芳：《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关键特征及经验借鉴》，《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⑤ 杨伟伟：《社区基金会成长之谜》，《决策》2015年第12期。
⑥ 何立军：《中美社区基金会的起源与发展比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
⑦ 褚蓥：《社区基金会真不是基金会》，《公益时报》2014年10月22日。
⑧ 李爱君、金锦萍等：《社区基金会培育与运作模式研究》，詹成付、廖鸿主编：《2015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⑨ 杜啸天：《社区基金会深圳模式日趋成熟》，《南方日报》2015年12月8日。
⑩ 徐家良、刘春帅：《资源依赖理论视域下我国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研究——基于上海和深圳个案》，《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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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立军，吉林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杨永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广东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