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岁末，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的从政生涯和个人信息，由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陆续披露，令人们眼前一亮。
　　虽然这些特稿仍带有模式化写作惯性，但终究把领导人原来刻板的履历，转换成了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他们无论出身寒微，还是名门之后，无一例外是从底层一步步奋斗而来；连原来笼罩着诸多神秘光环的领导人日常生活，也有了鲜明的个性，比如习近平、彭丽媛的一见钟情，一下子拉近了他们和民众的距离，领导人变得可亲可近。
　　其实，在不少西方国家，政治领导人几乎是透明人，很难有真正的个人隐私。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向公众披露各方面信息，包括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财产。他们也不时成为媒体报道或公众调侃的对象，其亲属子女甚至宠物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许多民众看来，这无可厚非，也是成为公众人物尤其是肩负重要职责的政治领导人不可避免的代价。那些开明的政治领导人，也往往不以此为侮或为忤，多会顺其自然，或借此大打亲民牌，展示自己富有人性的一面，塑造自己从不高高在上、能够体察民情的良好形象，这有利于增加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的认同感。
　　说到底，好的政治制度需要人与人互信和互动，“政治中的人性”闪现，更是必要的润滑剂和黏合剂。当然，国情不同，文化传承不同，中国现阶段不需要哗众取宠式的作秀和充满八卦气息的传闻，但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一个政治领导人如何“修身”、“齐家”，往往可以诠释其治国路线。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七常委从政生涯和日常生活的信息披露，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其执政资源禀赋的展示，外界能够借此更好地认知其决策风格和执政特色，有利于人们增强对其决策走向的预判。
　　而长期以来，事关领导的信息，尤其是涉及高级领导人的个人信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带有神秘主义乃至蒙昧主义色彩的。我们往往缺乏正常的消息来源，各种信息往往先见诸于港台等海外媒体，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返回来，由此带来的猜测丛生。
　　其实，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他们的所有信息，都应当为人民所知情，为此我们须逐步抛弃早就过时的神秘主义或人为禁令，让政治领导人真正贴近人民。
　　邓小平早就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我们推翻了封建专制，“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封建主义残余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神秘性、专制性和随意性。而缺乏信息公开，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泛滥，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得以发生的体制和文化根源。我们要杜绝这样的动乱重现，就必须扫除封建残余。
　　党代表人民，自然不能脱离人民监督。既为人民政府，人民必须要能以恰当方式当家作主。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然有义务向人民通报任何重要信息。凡事保密为先，在特殊年代或有一定必要性，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神秘往往带来监督的失控。“薄王事件”爆发之初，资中筠先生就曾经指出，他们都是我们的“仆人”，但这些仆人们在做些什么事，当主人的一点也不清楚。
　　事实上，领导人的信息披露越充分，越表明我们的政治自信和推进改革的决心。谣言止于智者，拥有越多知情权的民众，才越有可能成为智者。
　　我们当然期待有更多领导人的信息披露，亦理解此进程不是一日之功，好的开始，是后续进步之前提。接下来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言行、决策均受到公众监督。
　　此次有关张德江从政生涯的特稿，就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文章指出，在处理“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当看到一个坑内堆放的列车残骸时，他明确指示，残骸不能埋，要做好现场保护和事故车辆的妥善保存，为事故调查分析提供条件。这样一条重要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人们厘清对事故处理过程的一些疑惑。
　　而俞正声从政生涯的特稿，则提到他在青岛工作时，曾通过电视公布自己的收入、住房和接受礼品的处理情况，让群众监督。该特稿还提及上海市目前已经有了重大事项申报制度，包括住房、有价证券等个人收入情况，领导干部个人每年都要申报。
　　这些信息的公开，应当说是一种进步。打铁还需自身硬，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从领导干部“晒家事”，到领导干部“晒身家”，我们有理由对此高度期许。进而言之，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省市领导人都能上行下效，主动披露各种重要信息，则中国政坛气象必将为之一新。
　　我们期待，高级领导人更充分的信息披露，只是开始，而非终点。唯有充分披露信息，一切置于阳光之下，反腐重任和清明执政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