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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昭示了什么，那就是：不受约束的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扩张有其局限性。有人可能会说，全球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工具过于复杂，而且被投资者所误解，它破坏了市场的稳定，有可能引发市场崩盘。另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述是：大型银行在现有金融体系中的整合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不必为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承担后果，并且追逐无法承担的风险，这也导致了最终的崩溃。
如今，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持续激辩，寻求金融业健康发展和确保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之道。
管理良好的金融业发展，包括加大多元化、减少对单纯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的依赖，同时更多依靠其他模式，诸如开放资本市场、扩大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基础、投资工具和投资机构等。在亚洲，金融业的良好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失败了
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尽管表面看来很稳定，但无论是在发达市场还是发展中市场，都没有为资本和信贷的供应和中介提供多少替代选项。有迹象表明，高度集中化的银行体系，更容易采取不利于竞争的行动。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被认为受到保护的银行业，常会出现垄断行为、寻租、管理层固化、扭曲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也常常在风险管理和资本配置方面做出错误决策。此外，银行业认为它们最终一定会获得政府支持。这种预期也会影响到薪酬结构，包括在贷款和投资决策方面鼓励短视的做法。更具破坏性的是，政府对大银行的保护，降低了它们的资金成本——使之高于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质量所对应的水平。这不仅扭曲了银行投资者的资本配置，也未向银行管理层提出问责要求，让他们对账面资产和贷款项目开展适当的风险评估，于是又导致了危险的“风险外部性”。
对于以银行为中心的严控的金融体系，其潜在风险是银行或非银行中介机构逃避这种控制，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更大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后者运行的空间，在金融体系里是一个监管薄弱甚至完全没有监管的领域。
银行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的风险，超出了金融稳定的范畴，还可能在主权信用层面造成更广泛不稳定。也就是说，如果主权债券的投资者认为，银行资产重组的成本或政府担保的成本最终需要由政府承担，进而增加公共债务，那么银行倒闭的成本将由主权信用买单，而这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不稳定。如果银行在本国主权债务中持有大量头寸，就可能在主权信用和银行体系这两个层面上，造成不稳定性的上升。
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与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下，当对监管机构的资本要求进行评估时，会存在瞒报或低估不良贷款的倾向。尽管从来不会公开鼓励这种做法，但容忍这种做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在经济下行时这种瞒报和错误评估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造成银行资本金不足，无法缓冲贷款损失。
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呼声
对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自然的演进步骤就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来推动金融领域的发展。这通常涉及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创建国内机构、提供跨境的激励和保障，进而通过基于市场的资本中介来获益。
过去十年，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都得以深化。尽管国内机构的参与度有所加强，但国内和国外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跨国企业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性，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都面临着考验。
在这段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更紧密地融入了全球市场。全球证券投资者对新兴市场投资机遇的兴趣大增，包括对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证券的兴趣，这毫无疑问令新兴经济体受益。然而随着全球证券投资者越来越乐于持有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足够了解投资的资产、国内风险、宏观经济因素？有研究表明，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那些全球性因素而非本地性因素。
投资于新兴经济体证券的国际证券投资者，越发显示出某些特征：它们代表了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中，相对较小的投资份额；在基金中也代表着比例相对较小的资产；但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总量却很大。
这种新的资本池宛如一把双刃剑，既让资本大量流入，也缓解了资本错配的担忧，但却构成了外部冲击的风险，会导致群体性的资本外流突然发生。尽管透明度更大和流动性更充裕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增长和扩张所需的资本，但对于国内机构投资者的盘面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在向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担忧，这种担忧在新兴市场尤其普遍。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资本市场深化、流动性增强，会减弱国内市场对全球金融状况的敏感度，但在一些新兴市场里，二级市场流动性的降低引起了担忧。最近的金融创新，包括全球投资基金胃口的扩大，让巨额的流动性注入新兴市场投资，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仍是隐忧。
一些问题加剧了流动性的隐患，比如近来各国监管机关对本国跨国银行采取的监管限制。国际金融机构的做市行为，也限制了大型银行在本国市场充当流动性中介（即开展做市业务）的意愿和能力。投资者发现他们难以开展大规模的交易。
波动性较大的买方一侧资金流入的增加，加之金融中介机构和做市商在做市业务中投入的流动性减少，造成了潜在的流动性错配，这引发了担忧。一边是可以迅速赎回的国际资本，另一边是本地层面上有限的做市能力。面对这种流动性错配的隐患，若没有充分保障，鼓励外国投资者向国内资本市场注入资本，则可能增加破坏金融稳定的风险。
金融深化可以鼓励国际资本流入资本短缺的市场，权衡来看这对国家十分有利。然而这也可能让那些市场在遇到全球性外部冲击时，更加不稳定，进而对汇率、资产价格、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
亚洲的金融深化
今天，亚洲各国金融领域的发展并不均衡。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欢迎金融深化，但仍然以银行为主导。
各国在深化和拓宽金融体系、扩大金融服务准入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经验表明，过去15年里的政策，不仅能对金融总量增长产生很大影响，还能在发生危机时增强金融稳定性。亚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了抵御冲击的能力，说明该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渐趋成熟，同时在金融稳定性方面的考量大体上也得到了满足。
然而金融发展未必受到金融稳定性的限制。相对于发达国家，亚洲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仍然滞后，亚洲地区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跨境运用金融杠杆或跨境扩张方面难度更大。
亚洲地区内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正在深化，但在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流入方面，还需进一步发展。向亚洲及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投资的全球股权投资者的构成正发生着变化，这代表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全球流动性提供者的做市业务逐渐缩减所构成的风险也是如此。
尽管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发展对于维持金融稳定来说，仍十分关键，但要想区隔开那些拥有总量庞大但不够稳定的国际资本流的国家，这些尚嫌不足。为了应对这样的风险，国家必须继续鼓励本国投资盘面的发展，包括扶持国内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它们可以提供波动性较小的投资；考虑采取一些政策，鼓励国内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提供者。市场监管机构必须保持警惕，要了解其国际投资者群体的特点；认识到国际投资者造成的早期风险。他们对市场的许诺，与遭遇外部产生的风险时的底层流动性可能是不对等的。针对一些举措的辩论已经开始，比如在基础市场上要求对应的赎回条款；考虑对波动性较强的短期投资收取费用或采取限制（如禁售期或赎回费），这样就可以限制流动市场上快速的转手；采取措施在危机时最容易出现资本外流风险的市场里，促进做市交易，增进二级市场流动性。
如今，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持续激辩，寻求金融业健康发展和确保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之道。
管理良好的金融业发展，包括加大多元化、减少对单纯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的依赖，同时更多依靠其他模式，诸如开放资本市场、扩大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基础、投资工具和投资机构等。在亚洲，金融业的良好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失败了
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尽管表面看来很稳定，但无论是在发达市场还是发展中市场，都没有为资本和信贷的供应和中介提供多少替代选项。有迹象表明，高度集中化的银行体系，更容易采取不利于竞争的行动。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被认为受到保护的银行业，常会出现垄断行为、寻租、管理层固化、扭曲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也常常在风险管理和资本配置方面做出错误决策。此外，银行业认为它们最终一定会获得政府支持。这种预期也会影响到薪酬结构，包括在贷款和投资决策方面鼓励短视的做法。更具破坏性的是，政府对大银行的保护，降低了它们的资金成本——使之高于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质量所对应的水平。这不仅扭曲了银行投资者的资本配置，也未向银行管理层提出问责要求，让他们对账面资产和贷款项目开展适当的风险评估，于是又导致了危险的“风险外部性”。
对于以银行为中心的严控的金融体系，其潜在风险是银行或非银行中介机构逃避这种控制，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更大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后者运行的空间，在金融体系里是一个监管薄弱甚至完全没有监管的领域。
银行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的风险，超出了金融稳定的范畴，还可能在主权信用层面造成更广泛不稳定。也就是说，如果主权债券的投资者认为，银行资产重组的成本或政府担保的成本最终需要由政府承担，进而增加公共债务，那么银行倒闭的成本将由主权信用买单，而这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不稳定。如果银行在本国主权债务中持有大量头寸，就可能在主权信用和银行体系这两个层面上，造成不稳定性的上升。
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与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下，当对监管机构的资本要求进行评估时，会存在瞒报或低估不良贷款的倾向。尽管从来不会公开鼓励这种做法，但容忍这种做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在经济下行时这种瞒报和错误评估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造成银行资本金不足，无法缓冲贷款损失。
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呼声
对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自然的演进步骤就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来推动金融领域的发展。这通常涉及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创建国内机构、提供跨境的激励和保障，进而通过基于市场的资本中介来获益。
过去十年，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都得以深化。尽管国内机构的参与度有所加强，但国内和国外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跨国企业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性，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都面临着考验。
在这段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更紧密地融入了全球市场。全球证券投资者对新兴市场投资机遇的兴趣大增，包括对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证券的兴趣，这毫无疑问令新兴经济体受益。然而随着全球证券投资者越来越乐于持有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足够了解投资的资产、国内风险、宏观经济因素？有研究表明，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那些全球性因素而非本地性因素。
投资于新兴经济体证券的国际证券投资者，越发显示出某些特征：它们代表了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中，相对较小的投资份额；在基金中也代表着比例相对较小的资产；但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总量却很大。
这种新的资本池宛如一把双刃剑，既让资本大量流入，也缓解了资本错配的担忧，但却构成了外部冲击的风险，会导致群体性的资本外流突然发生。尽管透明度更大和流动性更充裕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增长和扩张所需的资本，但对于国内机构投资者的盘面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在向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担忧，这种担忧在新兴市场尤其普遍。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资本市场深化、流动性增强，会减弱国内市场对全球金融状况的敏感度，但在一些新兴市场里，二级市场流动性的降低引起了担忧。最近的金融创新，包括全球投资基金胃口的扩大，让巨额的流动性注入新兴市场投资，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仍是隐忧。
一些问题加剧了流动性的隐患，比如近来各国监管机关对本国跨国银行采取的监管限制。国际金融机构的做市行为，也限制了大型银行在本国市场充当流动性中介（即开展做市业务）的意愿和能力。投资者发现他们难以开展大规模的交易。
波动性较大的买方一侧资金流入的增加，加之金融中介机构和做市商在做市业务中投入的流动性减少，造成了潜在的流动性错配，这引发了担忧。一边是可以迅速赎回的国际资本，另一边是本地层面上有限的做市能力。面对这种流动性错配的隐患，若没有充分保障，鼓励外国投资者向国内资本市场注入资本，则可能增加破坏金融稳定的风险。
金融深化可以鼓励国际资本流入资本短缺的市场，权衡来看这对国家十分有利。然而这也可能让那些市场在遇到全球性外部冲击时，更加不稳定，进而对汇率、资产价格、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
亚洲的金融深化
今天，亚洲各国金融领域的发展并不均衡。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欢迎金融深化，但仍然以银行为主导。
各国在深化和拓宽金融体系、扩大金融服务准入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经验表明，过去15年里的政策，不仅能对金融总量增长产生很大影响，还能在发生危机时增强金融稳定性。亚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了抵御冲击的能力，说明该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渐趋成熟，同时在金融稳定性方面的考量大体上也得到了满足。
然而金融发展未必受到金融稳定性的限制。相对于发达国家，亚洲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仍然滞后，亚洲地区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跨境运用金融杠杆或跨境扩张方面难度更大。
亚洲地区内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正在深化，但在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流入方面，还需进一步发展。向亚洲及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投资的全球股权投资者的构成正发生着变化，这代表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全球流动性提供者的做市业务逐渐缩减所构成的风险也是如此。
尽管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发展对于维持金融稳定来说，仍十分关键，但要想区隔开那些拥有总量庞大但不够稳定的国际资本流的国家，这些尚嫌不足。为了应对这样的风险，国家必须继续鼓励本国投资盘面的发展，包括扶持国内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它们可以提供波动性较小的投资；考虑采取一些政策，鼓励国内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提供者。市场监管机构必须保持警惕，要了解其国际投资者群体的特点；认识到国际投资者造成的早期风险。他们对市场的许诺，与遭遇外部产生的风险时的底层流动性可能是不对等的。针对一些举措的辩论已经开始，比如在基础市场上要求对应的赎回条款；考虑对波动性较强的短期投资收取费用或采取限制（如禁售期或赎回费），这样就可以限制流动市场上快速的转手；采取措施在危机时最容易出现资本外流风险的市场里，促进做市交易，增进二级市场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