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隐退是近日来的一个大新闻。上周末，这位微软帝国的创始人正式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盖茨将58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全数捐给名下基金会，完成了从首富到首善的华丽转身。
　　毫不夸张地说，比尔·盖茨是软件产业的开创者，他的隐退标志着IT业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们多数公众的兴趣显然不在于失去盖茨的软件业将走向何方。大家津津乐道的，是盖茨580亿美元的裸捐壮举，其话里话外的潜台词在告诉中国的富人——“瞧人家的觉悟，多学着点儿”。那么，与盖茨相比，我们的富豪差在哪儿呢？
　　我们的富豪与比尔·盖茨的差距，首先是财富观的差距。在盖茨眼中，巨额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他只是代替社会来管理那几百亿美元；因此，他有责任有义务“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而反观我们的富豪，虽然也有邵逸夫、李嘉诚这样的慈善家，但相当一部分富翁只是把巨额的金钱当作可以过上奢华生活的保障，当作谋求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工具，当作光宗耀祖和福荫后代的资本。在这些富人看来，大把的购买奢侈品，享用18万一桌的宴席，出则名车，入则豪宅，完全是自己的自由，他人无权说三道四。
　　 不同的财富观念折射的是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关于盖茨善举的文化背景，各方人士多有解读，从信托责任论到新教伦理，从西方的慈善传统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于白手起家的推崇和肯定。林林总总的解释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巴菲特、盖茨等人散尽千金的善举是有文化根基的。应该说，我们也有慈善的文化基 因，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伦理哲学源远流长，不可谓不完备，但一则这些传统的香火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云际会现在在富裕一族中还剩下多少尚存疑问；二则在这个大转型时代，各种价值观念都在不断的消逝、分化与重组中。对于我们稍显稚嫩的市场经济来说，要在短时间之内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财富伦理，还有些为之过早。
　　制度上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倾向慈善的文化氛围与引导慈善的制度规则从来都是相互养成的。对我们的慈善捐助体系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我们捐助的税收减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还存在不少漏洞，对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动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这些缺陷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民间的慈善热情。汶川大地震后，国人不分穷富都迸发出了空前的慈善热情，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的爱心毫不逊色，如何合理的引导民间的这些爱心，使之制度化、常态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决策者们要认真考量。从根本上说，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比尔·盖茨，首先要培育我们正确对待财富的文化和引导慈善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