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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常识的韦伯，有下列三重含义：
（1）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诸核心概念，是以他那一时代的常识为基础的；（2）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诸核心概念，与当下生存的常识密切相关；（3）韦伯用以建构社会科学诸核心概念的方法，是基于常识的知识学方法。
上列三重含义，是我读这套五卷本《韦伯作品集》，特别是卷I——“学术与政治”时概括出来的。这一卷的核心部分，不是韦伯本人的那两篇著名演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而是中文编译者们为它编译的“导论”和“附录”。事实上，那两篇正文一共占用了162页，而三篇导读和三篇附录，占用了131页。而且，中译者们还精心地把韦伯的这两篇演说词，按照他们的理解，划分成为102个小节，每一节都有小标题，读来十分清楚和方便。
三篇导读当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第一篇“韦伯小传”，和第三篇“韦伯的学术”。正是通过阅读这两篇文章，我意识到韦伯的社会科学核心概念与后来许茨（Alfred Schuetz）提出的基于常识的社会科学概念，有亲缘相似性。此外，从这些导读文章里，特别是通过参照阅读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我们可以察觉出韦伯与舍勒，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期且交往甚密的社会理论家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似性——当然，在他们之间更显著地凸现出来的是思想上的差异性。
对韦伯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生活事件，就我阅读的感受而言，有下列三项：
（1）韦伯的尚武的父亲和虔信的母亲之间始终保持着的那种紧张关系，以及这一紧张关系通过家族网络构成的包围着韦伯几乎全部生涯的延伸影响。处于这一紧张关系中的精神生活，将饱受情感与理性之间尖锐冲突的折磨。基于这一感受，韦伯把握住了现代精神的基本处境——“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来，…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永恒争斗”；（2）1897年至1904年期间，韦伯陷入严重的精神崩溃状态，这是命运对一位正接近“不惑之年”的学者的自信心的致命打击。能够承受这一打击的人，将获得比自信心优越得多的一种类似神召的信念；（3）1904年8月应邀考察美国，为韦伯提供了一次最可宝贵的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田野研究”机会，使他能够从纷繁错杂的现象里提炼出“资本主义”概念的“理想型”。
上列第（1）项重要事件——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延续到韦伯的父亲去世，这一过程带给韦伯的影响，反映在他的第一篇演说词中，就是关于保持学术价值中立的呼吁。价值世界既然已经被众神撕裂成无数碎片，学术便不能以证明某一价值比其他价值更高尚为己任，后者只能依赖于信仰。
正如雷蒙•阿隆在为韦伯的这两篇演说词撰写的法文本序言里指出的，“在韦伯眼中，行动的悲苍性在于两种伦理的对立——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本书“附录二”）。学术良心其实是以“责任伦理”为学术所奉持的价值立场的，它拒绝接受只顾信仰而不问后果的“心志伦理”的指导。这样，与康德的立场相似，韦伯认为知识不应越出自己的领域，知识应当为信仰留余地。
上列第（2）项重要事件——也是一个长达七年的过程，至少帮助韦伯意识到了社会现象的极端复杂性。面对这一极端的复杂性，学者只能根据某些先定的价值参照来选择他要加以描述和解释的“事实”。也因此，学术良心要求学者把自己的价值参照明白告诉读者，这相当于把信仰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解答——根据每个人心灵的意向。选择什么样的事实加以描述和解释，这是一种行动，因此它包含了上述的那种“悲苍”，它要求学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狂热跟随自己的信仰。尽管，信仰依旧是学者生命的源泉，它依旧是学者心灵的意向所跟随的，故而它依旧为学者的行动提供着意义。
上列第（3）项重要事件——并且作为对这三个月考察的不断的回忆，它还是一个过程，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在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常识性对比。关于这一点，读者不难从贯穿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演说的大量来自美国和欧洲政治生活的例子，获得自己的判断。
基于常识，韦伯指出：为了凸现真实的因果关系，我们建构非真实的因果关系。所谓理想型，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图像，将历史性的生活中诸般特定的关系与过程，综合到一个由在思想上建构出来的网络所构成的没有矛盾的秩序世界中去。”
于是，通过这样的对历史过程诸要素所作的理想型建构，学者得以将流变中的转瞬即逝的社会现象把握成为静态的逻辑关系。这些逻辑关系之整体，就被称为“社会科学”。
最后，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各自作为“志业”的论述，对当下的中国学者和政治家的活动，有基于常识的密切关系。限于篇幅，我只好将这一论题留给读者，由他们自己去领悟这一相关性。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参见本刊2004年7月5日号“读书”栏目“本刊7月荐书”）
（1）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诸核心概念，是以他那一时代的常识为基础的；（2）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诸核心概念，与当下生存的常识密切相关；（3）韦伯用以建构社会科学诸核心概念的方法，是基于常识的知识学方法。
上列三重含义，是我读这套五卷本《韦伯作品集》，特别是卷I——“学术与政治”时概括出来的。这一卷的核心部分，不是韦伯本人的那两篇著名演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而是中文编译者们为它编译的“导论”和“附录”。事实上，那两篇正文一共占用了162页，而三篇导读和三篇附录，占用了131页。而且，中译者们还精心地把韦伯的这两篇演说词，按照他们的理解，划分成为102个小节，每一节都有小标题，读来十分清楚和方便。
三篇导读当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第一篇“韦伯小传”，和第三篇“韦伯的学术”。正是通过阅读这两篇文章，我意识到韦伯的社会科学核心概念与后来许茨（Alfred Schuetz）提出的基于常识的社会科学概念，有亲缘相似性。此外，从这些导读文章里，特别是通过参照阅读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我们可以察觉出韦伯与舍勒，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期且交往甚密的社会理论家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似性——当然，在他们之间更显著地凸现出来的是思想上的差异性。
对韦伯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生活事件，就我阅读的感受而言，有下列三项：
（1）韦伯的尚武的父亲和虔信的母亲之间始终保持着的那种紧张关系，以及这一紧张关系通过家族网络构成的包围着韦伯几乎全部生涯的延伸影响。处于这一紧张关系中的精神生活，将饱受情感与理性之间尖锐冲突的折磨。基于这一感受，韦伯把握住了现代精神的基本处境——“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来，…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永恒争斗”；（2）1897年至1904年期间，韦伯陷入严重的精神崩溃状态，这是命运对一位正接近“不惑之年”的学者的自信心的致命打击。能够承受这一打击的人，将获得比自信心优越得多的一种类似神召的信念；（3）1904年8月应邀考察美国，为韦伯提供了一次最可宝贵的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田野研究”机会，使他能够从纷繁错杂的现象里提炼出“资本主义”概念的“理想型”。
上列第（1）项重要事件——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延续到韦伯的父亲去世，这一过程带给韦伯的影响，反映在他的第一篇演说词中，就是关于保持学术价值中立的呼吁。价值世界既然已经被众神撕裂成无数碎片，学术便不能以证明某一价值比其他价值更高尚为己任，后者只能依赖于信仰。
正如雷蒙•阿隆在为韦伯的这两篇演说词撰写的法文本序言里指出的，“在韦伯眼中，行动的悲苍性在于两种伦理的对立——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本书“附录二”）。学术良心其实是以“责任伦理”为学术所奉持的价值立场的，它拒绝接受只顾信仰而不问后果的“心志伦理”的指导。这样，与康德的立场相似，韦伯认为知识不应越出自己的领域，知识应当为信仰留余地。
上列第（2）项重要事件——也是一个长达七年的过程，至少帮助韦伯意识到了社会现象的极端复杂性。面对这一极端的复杂性，学者只能根据某些先定的价值参照来选择他要加以描述和解释的“事实”。也因此，学术良心要求学者把自己的价值参照明白告诉读者，这相当于把信仰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解答——根据每个人心灵的意向。选择什么样的事实加以描述和解释，这是一种行动，因此它包含了上述的那种“悲苍”，它要求学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狂热跟随自己的信仰。尽管，信仰依旧是学者生命的源泉，它依旧是学者心灵的意向所跟随的，故而它依旧为学者的行动提供着意义。
上列第（3）项重要事件——并且作为对这三个月考察的不断的回忆，它还是一个过程，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在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常识性对比。关于这一点，读者不难从贯穿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演说的大量来自美国和欧洲政治生活的例子，获得自己的判断。
基于常识，韦伯指出：为了凸现真实的因果关系，我们建构非真实的因果关系。所谓理想型，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图像，将历史性的生活中诸般特定的关系与过程，综合到一个由在思想上建构出来的网络所构成的没有矛盾的秩序世界中去。”
于是，通过这样的对历史过程诸要素所作的理想型建构，学者得以将流变中的转瞬即逝的社会现象把握成为静态的逻辑关系。这些逻辑关系之整体，就被称为“社会科学”。
最后，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各自作为“志业”的论述，对当下的中国学者和政治家的活动，有基于常识的密切关系。限于篇幅，我只好将这一论题留给读者，由他们自己去领悟这一相关性。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参见本刊2004年7月5日号“读书”栏目“本刊7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