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年间，戒奢省费，崇尚节俭。据《贞观政要》记载，其时“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此言并不为过。
　　唐太宗崇尚节俭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出生在隋王朝的兴盛时期，又经历过它的动乱与灭亡。他亲眼看到，由于隋炀帝穷奢极欲，肆意挥霍，大造离宫别馆，广采美女珍玩，仅仅13年便使强大一时的隋王朝短命而亡。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唐太宗“深以自戒”，时刻提醒自己以“隋亡为鉴”。
　　唐太宗打过一个很恰当的比方：苛刻地对待百姓以供自己享乐，好比割自己身上的肉充饥，肉尽了，自己也活不成了。因此，当皇帝的必须“先存百姓”，“先正其身”。“正其身”的含义是“抑情损欲”、“清净无为”，不过分奢侈纵欲，使百姓安居乐业。
　　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注意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为了“省费”和“息人”，他先后放出宫女3000多人，任其婚配；为了不过多扰民，节省费用，他对自己也有所节制，并尽量不妨农时。他不追求宫室的奢华，对土木之事颇为慎重。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大臣们提出，要为他建一座殿，建筑材料都准备好了，但唐太宗想到秦始皇大修宫室的教训，下令停止。此后，唐太宗曾产生重修洛阳宫的念头，由于大臣的力谏，加之洛阳地区遭了水灾，唐太宗打消了这一耗费巨大的营建念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12月，西域14国要派使者前来朝贡，来宾不下千人。唐太宗准备派人去迎接，但魏征认为来宾太多，花费太多，于大唐不利。唐太宗以为然，停发使者，从而节约了一笔礼宾费用。
　　唐太宗反对讲排场和铺张浪费。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早春2月，唐太宗驾幸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皇帝，将城内的楼台馆舍装修一新，让百姓们穿上单衣在寒风中列队欢迎，还准备了一百多只肥羊、数百条大鱼、分送给太宗的随从。唐太宗很不满意赵元楷的作风，斥责他的所为是“亡隋之弊俗”，赵元楷羞愧难当，不久便抑郁而死。
　　自古以来，皇帝的陵墓建筑耗费惊人，唐太宗恐子孙从俗奢靡，提倡薄葬，下诏“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即在山腰凿一洞，下棺如洞，不另起坟。这和堆土为坟的后葬之风相较，省去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唐太宗不仅身体力行，对臣下要求也很严。大臣的官宅建筑都有一定规格，不得超越，清廉节俭被列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条件。为减少国家开支，唐太宗大力裁减冗员，整个中央机构只留640人，唐太宗对诸王、公主的用物也有限制，不得奢侈，并多次下令杜绝宫内各种奢靡。他教诫太子要知稼樯艰难，不尽民力。人君似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由于唐太宗亲倡节俭，朝野上下节俭成风。中书令岑文本“宅卑湿，无帷账之饰”；户部尚书戴胄死时，“居室弊陋”，“祭享无所”，太宗因此为他造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馆”，死时“殡于旁室”。著名宰相魏征的住宅内连个大厅也没有，及病重，太宗下令用自己修建小殿的木材给魏征家里修了一座厅堂。魏征死后，太宗感激他的忠心辅佐，下令葬以一品羽仪，夫人裴氏拒绝不受，说：“魏征平生俭素，这样做不合他的意愿。”终于“以布车载柩以葬”。
　　常氏评曰：唐太宗君臣的节俭当然是相对而言。特别应指出的是，到了晚年，他渐渐丢掉了节俭的作风，追求起奢侈来。“求骏马于千里，市珍奇于域外，”京师及四方营造也渐求华丽，这是其阶级劣根所致，并不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