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女神”徐颖:做科研没有性别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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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离我们有多远?“80后”博导徐颖,试图用身边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她晃了晃自己的国产手机,“总有人觉得没用过北斗导航,但其实很多手机里都有。”作为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徐颖用脱口秀的形式为“北斗”做科普,演讲视频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人民日报》点赞称:“科普需要更多徐颖。”网友们称她为“北斗女神”。徐颖还同杨利伟等人一起,被聘为科普中国形象大使。
  从幕后走到台前,徐颖对曝光和流量依然保持审慎态度,留有自己的安全距离。她希望工作和生活分开,不愿看到女性因为身份和其他标签受到区别对待。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徐颖想成为“出类拔萃、有突出成果”的科学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期限是——“死之前”。
  从普通大学到中科院博导
  1983年出生的徐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妈妈是一名老师,爸爸是一名技术人员。父母思想开明,基本不干涉女儿的选择,给了徐颖很好的教育氛围。4岁上学的徐颖,和当时很多小孩子一样,梦想当一名科学家。中学时代,徐颖是标准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常年排在年级前十名,理科尤佳,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年仅16岁时,徐颖考上北京一所本科大学,就读通信工程专业。
  大学毕业后,徐颖考取北京理工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在此期间,徐颖作为一个基层研究人员,跟着自己的导师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项目。2009年,徐颖博士毕业,进入隶属于中国科学研究院的光电研究院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继续进行北斗系统的研究。
  虽然只是一名科研新手,但徐颖很快就适应了北斗系统的研究工作。她经历了北斗系统的一系列里程碑,二代系统应用、三代系统首颗组网卫星发射、中国未来的PNT体系(导航、定位、授时)论证等。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徐颖逐渐成为北斗系统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在科研院里担任北斗项目实验系统某分系統设计师,完成增强北斗信号的技术试验,为北斗系统的信号普及做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号增强的试验是国家级的技术试验,也是北斗系统普及工作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2015年,32岁的徐颖成为中科院的博士生导师。
  徐颖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五环和北六环之间的一栋大楼里,每天早晨,她习惯7点起床,不堵车的情况下,从家到单位需要40分钟左右。为了节省时间,她一般会买点包子在路上吃,八点半前赶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天天泡在实验室里,面对一大堆数据与程序,徐颖也会觉得枯燥,但“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这样,一定是一段时间的寂寞和耕耘后,你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徐颖经常工作到凌晨,睡在办公室也是常有的事,基本上每个周末都在加班。相较于“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互联网从业者,徐颖觉得自己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科研工作一定是比‘996’的时间更多,我们没有要求‘996’,但一定会超出这个时间。”
  用故事讲科学徐颖很少化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选择去做大众科普,并非徐颖有意为之,而是偶然走上了这条路。
  几年前,徐颖听到过关于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说法:美国的GPS系统是正版,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是高仿,欧盟的伽利略系统是低仿,中国的北斗系统充其量只能算“九块九包邮”级别的产品。这样的误解让徐颖意识到,横贯在科研工作者和普通人之间的那道屏障必须被打开,哪怕是一项已经在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技术,人们也可能并不了解。通过科普活动,徐颖希望能让科学走近大众。
  2016年5月,徐颖应邀参加中科院举办的SELF格致论道公益讲坛。她以《来自星星的灯塔》为主题,就自己参与研发的北斗系统做了演讲。
  她拿《鲁滨孙漂流记》举起例子。“假设一个人漂流到孤岛上,如果选择GPS,他只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无法通知别人来救援。如果用的是北斗,他既可以知道自己在哪儿,还能把位置发送到方圆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之外。”作为北斗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徐颖脸上透着满满的自信,“相信我,如果你选择了北斗定位系统,很快就可以在救援船上和你手持GPS的小伙伴说再见了。”
  因为这场演讲,徐颖走红了,被称为“北斗女神”。但直到今天,徐颖还是不太习惯这个标签。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徐颖开场便幽默地解释道:“作为一个求实讲真的科研工作者,我非常清楚我的颜值离大家的称呼还有极大差距。”
  既要做科学研究,又要进行科普工作,徐颖的日程安排异常忙碌,而她的调节方式就是“吃点好的,买点贵的”。考虑到时间有限,更直接的休闲方式是喝奶茶,偶尔有空逛街,徐颖会直接去买看上了很久的衣服和首饰。
  有时,徐颖也会反省,“还是应该每天花1小时去锻炼,哪怕走走路也行。”实际上,她很难挤出时间来,平时忙于工作,周末即便不去加班,也会被各种活动和会议占满,“这周末要去合肥开会,下周末在长沙参加航天日的活动,之后还要去杭州,有个会也是在周末……”
  徐颖担任一名硕士生和一名博士生的导师。带过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和她相差三四岁,相当于同龄人。在徐颖的学生们眼中,她是一位严师。该批评的时候,徐颖绝不嘴软,但她的心却很软。有一次,徐颖的一名学生因为没有按要求调整方向,被她批评了一顿。没过多久,徐颖发来新的修改思路,还向别人打听那名学生的情况,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太过严厉。
  学生们都很认同徐颖的教学方式,“毕竟批评才能认识到错误。”有的学生论文最多一次修改了8个版本。在徐颖那里,错别字甚至用错标点符号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生活中,徐颖是一位接地气的导师。她没有太多导师的架子,找学生帮忙会很客气,还经常拿些水果零食之类的表示感谢。有学生说:“抛开师生这层关系,她挺有实验室里大师姐的感觉。”
  工作再忙,徐颖也不忘关心身边的同事。“有段时间项目组科研工作繁重,听说一位女同事掉头发,徐颖悄悄给她买了灵芝丸子。”平时,徐颖很关心同事和学生的感情状况。她乐此不疲地给年轻姑娘介绍对象,遗憾的是还没有介绍成过。让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导师徐颖的“夺命三问”——有没有和女朋友分手?为什么还不分手?不知道谈恋爱会影响科研吗?这份幽默,让学生们意识到,科研人也可以很有趣。   没有不适合做科研的性别
  在国家级科研机构工作,除了团队的氛围,徐颖更看重的是荣誉感。“我还是希望能做一点国家需要、人民有用的东西。”徐颖的一些朋友跳槽创业,她笑称自己不走的原因是没有人拿高薪来挖。玩笑过后,徐颖坚持一个观点:钱很重要,但理想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曾经,一名女生来参加研究生面试,虽然对卫星导航了解不多,但她提出的一个问题让徐颖决定留下她。“我就想知道卫星为什么挂在天上不掉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从这名女生身上,徐颖看到了成为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她现在顺利毕业留在我们单位,做得也非常好。”
  在博士毕业找工作期间,徐颖曾遭遇过性别歧视。在一家企业面试时,一名男性面试官表示女生不适合做科研,徐颖听完“怼”了回去:“没有不适合做科研的性别,只有不适合做科研的人。”
  后来,徐颖在演讲中提到这段经历,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并不以性别来判斷是否适合做科学研究,用性别判断和用星座判断一样,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招生时,徐颖更在意学生是否踏实。在工作中分配任务时,徐颖也不会根据性别去划分。她不认为男生就一定思维开阔,女生就一定细致、有耐心,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强项去分配。“男生女生一样用。”
  但身为女性,徐颖还是能感觉到性别在社会层面的差异。“很多人觉得男生只要工作OK就OK了,女生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
  看到朋友圈有人转发“如何在工作的同时把家庭和孩子照顾好”,徐颖会评论“不要那么为难自己,你做不到的”。她认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花在一件事情上的时间多了,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时间一定就会少,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科普这件事。走红之后,徐颖希望有更多科研工作者站出来,而不是只有几个明星式的人物。“一方面,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就是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确实不了解。”
  徐颖也有被难住的时候,参加科普活动时,曾有小朋友问:“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名字?”徐颖答不上来,只好告诉他:“我回去查一下,查到了再告诉你。”这样的经历,徐颖回味起来会觉得有趣。她认为,科普必须确保讲出来的东西是对的,是权威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讲,在某些方面不见得就正确。“从我自己的角度,也觉得科学普及是一种社会责任。”
  除了参加活动,做演讲,徐颖也有过写科普书的想法。但两三年过去,一直没有时间动笔。徐颖喜欢科幻小说《三体》系列第二部,看到黑暗森林法则,会不由地感觉震撼。后来出版的科幻小说《黄金原野》,徐颖也很喜欢。“如果没有当科研工作者,我有可能会变成写小说的。”徐颖说着,认真地点了点头。
  新年来临,当被问:“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徐颖回答:“我自己又老了1岁,还是挺伤心的,觉得有点中年危机。至于科研方面,因为我们一直在进步,所以感觉会比较小一点。”
  谈到对未来的期待,徐颖说:“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突破性的技术出现,中国能够真正从一个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具体到北斗的话,还是希望应用能够越来越广泛,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用上了北斗。我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幸福,社会越来越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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